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
編者按：2002年11月5日，濟群法師應邀爲南大曆史系幾十位博士及碩士生作了題爲《認識佛教》的講座。這是法師第二次在南大舉辦講座，首次是在哲學系開講的《人心與人性》。本文根據講座錄音記錄。
對多數沒有佛教信仰或不曾接觸過佛教的人來說，佛教似乎離我們的生活非常遙遠。事實上，佛教和國人的關系不僅非常密切，且源遠流長。2000年，佛教界舉辦了“佛教傳入中國兩千年”的紀念活動。作爲一種外來宗教，佛教在中國經過兩千年的傳播，已成爲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佛教和傳統文化已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了。
關于佛教傳入的時間，早期多認爲是東漢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其後，學術界經過進一步考證，提出傳入時間應爲西漢哀帝元昭元年(公元前2年)，這也是目前教界一致公認的。
一、佛教與哲學
在中國文化史上，雖在春秋時期出現過百家爭鳴的盛況。但漢魏之後，真正對中國社會産生影響的，乃儒、釋、道叁家。
如果我們不了解佛教，就無法對中國文化有全面的認識。如魏晉玄學，便深受佛教般若思想的影響。般若典籍談空說無，正是玄學所崇尚的境界。故在南北朝時期，般若經典的翻譯及弘揚成爲熱潮。而隋唐哲學的內涵主要是佛學，如果離開佛學思想，隋唐時期的哲學史將是一片空白。
早期的儒家思想比較富有生活氣息，發展至宋明理學，則將重點落實于心性。關于心性的內容，是早期中國哲學的薄弱之處。雖然孟子及《易經》有所涉及，但總體較爲單薄。而佛教的大、小乘經論，對心性都有著豐富且深入的闡述。需要說明的是，佛教對于心性的認識，不僅在理論上有所建樹，更落實于具體修證中。尤其是禅宗，特別重視心性的參悟。因而也有人說，宋明理學是戴著儒家帽子的和尚，表面爲儒家，內涵卻是佛家。且不論宋明理學的兼收並蓄是否成功，其深受佛教之影響，卻是不爭的事實。
及至清末民初，譚嗣同、康有爲、梁啓超、楊度等維新人士，以大乘佛教慈悲濟世的大無畏精神從事救亡圖存、維新改革，雖然他們的政治改革失敗了，但志士們的哲學思想卻影響了數代國人。而在他們的思想中，又有相當部分是源于佛學。譚嗣同的《仁學》是受到華嚴及唯識思想的影響，開卷即言“凡爲仁學者，于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以爲“仁爲天地萬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識”。康有爲的《大同書》則受到佛教無我思想的影響，立志打破社會各階級的界限。
縱觀中國哲學史，佛教始終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胡適先生早年曾撰寫《中國哲學史大綱》，及半便不了了之，原因就在于他不了解佛教。其後，他也開始研究佛教，並收集了很多禅宗方面的資料，盡管他的考證未必爲教界接受，但也從中反映了他對佛教的重視以及佛教于中國哲學的深遠影響。
佛教淵源于宗教和哲學特別發達的印度，具有豐富的哲學內涵。在印度，從早期的《奧義書》到六派哲學、佛教思想，充分體現出宗教與哲學一體化的特點。《奧義書》既是一部宗教經典，也是一部哲學名著。叔本華對《奧義書》的評價是：我得到此書，生前可以安慰，死後可以安息。根植于印度的文化傳統，佛教亦形成了深厚而系統的哲學義理。傳入中國後，祖師大德分別根據佛教典籍中的部分思想，建構了不同的修學體系。若從哲學角度來研究，也可將華嚴、唯識、天臺、叁論等宗派稱爲華嚴哲學、唯識哲學、天臺哲學、中觀哲學。
近代以來，尤以唯識哲學在學界的影響爲最。民國年間，歐陽竟無在南京創辦“支那內學院”，專門研究法相唯識。梁啓超、熊十力、梁漱溟等許多著名學者皆曾于其門下受教。當時，梁漱溟受蔡元培之邀在北大講授印度哲學，主要從佛教的角度進行介紹，開高校講授佛學風氣之先。其後，熊十力也曾到北大開講唯識。從正宗的唯識思想來講，熊十力屬于離經叛道之列。因爲他又走回了宋明理學的老路，成爲現代新儒學宗師。他所撰寫的《新唯識論》，則吸收真常唯心的思想，對唯識理論進行重新诠釋。此書甫經問世，便引起支那內學院乃至整個佛教界的批駁，出現了一系列破《新唯識論》的文章。
唯識的哲學思想非常豐富，對精神現象及潛意識分析尤爲深入。它著重探討的是認識與存在的關系，其主要思想可歸納爲兩點：其一，我們認識的對象沒有離開我們的認識；其二，我們認識的對象是由我們自己規定的。唯識思想和海德格爾、胡塞爾的現象學有許多相通之處，所以現在有不少學者在從事唯識學和現象學的比較研究。唯識學從世界觀、本體論建構了龐大的哲學體系，其理論多根據因明而建立。而因明的結構較之西方形式邏輯更爲嚴密，因而，唯識學的整個建構非常嚴謹。
二、佛教與文學
佛教對中國文學影響也十分廣泛。佛經浩如煙海，僅《大正藏》便收錄了一萬多卷經文。佛教中的許多經典，如教界廣爲流傳的《金剛經》、《維摩經》、《法華經》，即使單是從文學角度來看，也足以是傳世力作。
佛經所展現的時空觀，更是國人聞所未聞的。中國人的時空觀比較狹窄，正如莊子所言，“六合之外，聖人論而不議”。而佛經闡述的時空，則爲我們展現了極爲磅礴的氣勢。在《維摩經》中，維摩诘示病，佛陀派弟子前往問候。其居處雖僅一丈，但數百人進入後並不感擁擠，房間也未曾變大，這就是佛教所說的不可思議的境界。舍利弗進屋後轉念：衆人前來探病，卻連坐處也沒有，當于何坐？此念方起，維摩诘便詢問文殊菩薩：您遊于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國，何處的座椅最爲殊勝莊嚴？文殊菩薩答言：距東方叁十六恒河沙國，有須彌相佛國，那裏的獅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莊嚴美妙堪稱一絕。維摩诘便示現神通之力，即刻運來千萬獅子座安放于丈室之內。佛經中的敘述，是以整個宇宙爲舞臺，以無限時空爲背景。對于不信佛教的人來說，或許只是當作神話看待。即便如此，它那開放的想象空間，也從另一個角度極大地拓展了國人的思維。
佛教典籍的體裁也非常豐富，既有詩歌式、散文式的，也有小說式、戲劇式的。即使不從信仰層面來接受，也可作爲文化傳承來學習，因而在傳統的文人士大夫中非常普及。早在東晉時期，即有十八高賢會集廬山，于高僧慧遠法師門下同結蓮社，共修淨業。及至唐宋，文人好佛之風更盛。著名的王勃、王維、白居易、柳宗元、劉禹錫、範仲淹、王安石、蘇東坡等，都是虔誠的佛教徒。文學作品代表著作者對世界的觀察、心得及生活積累，同時也是作者思想境界的反映，精神信仰的折射。因此，古代的很多文學作品都蘊涵著佛理，流動著禅意。如果我們不了解佛教，就很難透徹這些作品的底蘊。
此外，還有部分作品直接取材于佛教或相關內容，如《西遊記》便是以唐僧(玄奘叁藏)西去印度取經的經曆爲題材。學過曆史的同學應該知道，玄奘大師是中國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譯家之一，對漢傳佛教貢獻卓著。《西遊記》取材于這段曆史，創作中自然滲透了許多佛教思想。遺憾的是，經過部分影視作品的演繹，唐僧反而成了孫悟空、豬八戒的拙劣陪襯，未能再現曆史真實。而《閱微草堂筆記》、《聊齋志異》等筆記小說，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佛教的因果報應思想。至于名著《紅樓夢》中，則爲讀者展現了許多極富禅意的詩作。如果對佛教一無所知的話，勢必無法正確解讀這些作品。
叁、佛教與藝術
佛教對藝術創作的影響更是不容忽視的。佛教的傳入和佛教造像的盛行，極大促進了中國雕塑、建築、繪畫藝術的發展。
其中，尤以雕塑領域更爲突出。存世作品中，佛教造像不僅數量衆多，更有著令世人矚目的藝術價值。如果沒有敦煌、雲崗、龍門、麥積山等衆多石窟中數以千萬計的佛教造像，沒有巍峨梵宇中的諸佛菩薩，雕塑藝術寶庫將減少一半以上的珍藏，中國雕塑史也決不會象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那麼豐厚、那麼有份量。
而存世的古建築中，也有相當部分是寺廟建築。如現存最早的兩座唐代古建，均爲佛寺殿堂，即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至于古塔，基本都是佛教建築。尤其是那些經典之作，如嵩山嵩嶽寺塔、山西應縣木塔、大理崇聖寺叁塔、蘇州雲岩寺塔等等，雖然風格造型各異，但都是清一色的佛塔。俗話說，“天下名山僧占多”。名山，既因自然景觀而名，亦因人文景觀而勝，而佛教名勝正是人文景觀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中國的繪畫、書法作品，同樣離不開佛教題材。山水畫中，有古寺梵刹、阿蘭若處；人物畫中，則有諸佛菩薩、金剛羅漢、高僧大德。而各個朝代抄寫的經書，則在弘揚佛法的同時，爲我們保留了大量的古代書法作品。其中，書法大家的抄經名作便不勝枚舉，如王羲之書《遺教經》、張旭書《心經》、柳公權書《金剛經》、蘇轼書《圓覺經》、趙孟頫書《妙法蓮華經》、林則徐書《阿彌陀經》、歐陽漸書《心經》、弘一大師書《華嚴經》等等。此外，敦煌還保存有大量唐人寫經，既是珍貴的佛教典籍，也是不可多得的書法藝術寶庫。
在這些作品中，不僅直接以佛教相關題材乃至佛教經文爲創作內容，更蘊涵著佛法的境界和精神。我們知道，中國傳統繪畫的表現方式與西畫截然不同。西畫重視寫實，而國畫重視寫意，逸筆草草，直抒胸臆。“意”就是一種思想，一種境界。作品的品位有多高，主要取決于創作者的思想境界。如果沒有相當的文化和宗教素養，作品如何能有空靈深邃的境界呢？正所謂“功夫在畫外”。相應的，如果我們不具備佛學修養，也很難追隨創作者的創作心路，進入那種意境之中。現代人的心如此浮躁，若不了解作品之後的背景，如何穿越百千年的時空，領略那番禅意、體會那份超然呢？
四、佛教與民俗、道德
除了對藝術領域的影響，佛教傳入中國以來，也走入了尋常百姓家。極盛之時，普及至“家家觀世音，戶戶…
《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