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僧伽製度的曆史觀
海波
宗教對步入二十一世紀的人類而言，仍是引領人類思潮、性靈的一大支柱，在人類的社會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凡華人世界都擁有龐大的佛教信仰人群，而就全球的佛教文化圈而言，無論是心靈信仰的皈依、指導，佛法教理的研究、诠釋，還是基于對思想文化、社會民俗文化的理解、發揚，佛教仍然是世界各地的華人信仰者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基質。因此，如何在當代诠釋和弘揚佛法，爲我們所必須面對和必須思考的問題。佛教界要責無旁貸地挑起這份重任，而這一重任的落腳點就在佛教教育上。
常言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在一個國家的發展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關涉到國家的前途命運。同樣道理，佛教教育在佛教事業中的地位亦至關重要，與佛教的生存發展息息相關。根據曆史上的經驗和規律，佛教的衰頹與佛學的消長密切相關，後者又與僧伽的整體素質休戚相關。就一定意義上而言，佛法傳播的過程就是信衆，尤其是佛教專職人員——僧伽接受教育的過程。
佛陀住世時，已經存在健全的僧團教育製度，僧侶奉持佛陀製定的戒律及教法，並由具德比丘擔負教育僧侶的責任。僧伽教育可以追溯到佛陀時代，從釋迦牟尼佛剃度五比丘開始，就有了最早的佛教教育。《方廣大莊嚴經》中有：
我已證得甘露之法，我今能知向甘露道，我即是佛，具一切智，寂靜無漏，心得自在。汝等須來，當示汝法，教授于汝。汝應聽受，如說修行，即于現身得盡諸漏，智能明了，解脫而住，梵行成就，所作皆辦，不受後有。
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僧伽教育。自此，佛陀根據大事因緣製定一系列戒律和教法，建立健全僧伽製度，有效地保證佛法流布世間，潤澤衆生。佛陀滅度後，印度的僧伽教育事業一直得以發揚光大。唐代玄奘大師遠赴印度求法時，對當時的僧人學習情況有具體描述，如對于印度量著名的佛教學府那爛陀寺的盛況，《大唐西域記》記載道：“每日講座百余，性相密叁鼎足傳宏，小乘外道無一不備。”
佛教傳入中國後，僧伽教育的模式幾經變化。佛教初傳時期，順應當時的譯經風潮，中國早期的僧教育事業主要依靠譯經和講經來進行。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寺院講習林立，安世高、支婁迦谶、鸠摩羅什等譯經大師譯經的同時兼講經，培養出一大批傑出弟子，同一時期，道安大師最先確立了較完整的僧團生活規範，到了盛唐，佛教發展到達巅峰，譯經事業亦如日中天，玄奘大師以及華嚴、天臺、唐密等的開宗大師，都是中國最著名的一代僧伽教育大家。
唐代以後，武宗滅法導致佛教從都市走向山林，自此禅宗一統天下，從而誕生了禅宗模式的教育方式。禅林製度經馬祖道一確立，其弟子百丈懷海製定清規，中國的僧伽教育發生巨大轉型，僧伽教育的生命力從此煥發于叢林製度之下。培養僧伽人材軌範的叢林教育製度綿延千年，發展到近代産生重大變革。然而，無論是佛教初傳時期規模不等、形式多樣的譯經和講經，還是後來的叢林製度，它們無一不在佛教曆史上發揮過巨大的作用。
近代，盡管佛教發展的整體狀況差強人意，但佛教僧人的整體素質還尚需提高。叢林製度模式的僧伽教育已經無法適應時代的變遷，師徒相傳的教育方式已經無法滿足社會的需要，也無法承擔佛教弘法利生的社會責任。民國初年，政治形式的變革翻天覆地，在佛教界也出現了幾位先知先覺者，他們意識到傳統僧伽教育模式的局限性，開始突破傳統，力圖創出一番新天地。這些先行者包括寄禅和尚、月霞法師等，他們借鑒新式學堂，分別創辦了僧教育會及僧師範等僧伽教育性質的機構。這是突破傳統叢林製度的嚆矢。但是，這些新形式的教育機構都因爲時間短或因缺乏僧伽教育主旨等諸多原因，而沒有什麼成效。民國十一年，即1922年，太虛大師吸收“五四”之後的現代教育製度的特色，在武昌創辦武昌佛學院，此舉是民國以來改進僧伽教育的重要舉措。而後相繼而起的有成都、安慶、廈門、九華等佛學院，相類似的僧學院、僧學校、研究社等也見時而起，僧伽教育逐漸有了改進的氣象。但是，這些僧教育機構內部沒有系統，對外缺乏團結，雖然從局部來看小有成就，但宏觀而言，則無成功可言。
1949年，一些僧侶隨著國民黨政府到達臺灣，帶去了正統的大陸佛教，現代的僧伽教育專門機構——佛學院在臺灣開始了其新的旅程。在佛教普及臺灣、深入民間的過程中，佛教教育發揮了極爲重要的作用。其中僧伽教育爲佛教事業輸送了一批專業人才，在佛教教育之中扮演著主要角色。佛學院從此成爲當代僧伽教育的主流，在現代佛教教育中扮演著中流砥柱的角色。顯而易見，當今佛教教育的重心非專門培養僧伽的佛學院莫屬。大陸也于1956年在北京成立第一所現代形式的僧伽教育機構——中國佛學院，定位于培養僧伽佛學研究人才、國際佛學交流人才和佛教高級管理人才。改革開放後，我們大陸的僧伽教育也逐步開展起來，迄今爲止，長年招生的佛學院數目已經有四五十所，短期的培訓班已無法統計。新世紀以來，我國還形成了和高校聯合培養僧才的模式，高學曆的僧才呈現出越來越多的趨勢，僧團的素質也得到明顯的提高。
摘自《江蘇佛教》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