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國傳播的特點　

　　王雷泉

　　 佛教爲什麼傳入中國？現在論者都偏重談佛教對中國固有文化的適應，對“佛教中國化”作“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辨解，但實存的事物會隨著社會、文化條件的改變而失去合理性並走向滅亡。《法華經》所說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爲使衆生開示悟入佛之境界一語，從文化本體論上指出了宗教存在于世的價值和理由。在我看來，佛教中國化是一個宗教傳播學上的概念。作爲叁大世界宗教之一，佛教存在和發展于傳播過程中。在對華傳播過程中，佛教沒有采取強製改宗和宗教戰爭的激烈形式，而是在比較和平的環境中，運用佛教本身在思想理論上的優勢，使中印兩種高級文化在保持各自特征的前提下互相滲透、互相融合。在這一過程中，佛教獲得了中國的表現形式；中國宗教和中國文化因佛教的加盟而豐富了自身的內涵。因此，中國佛教史首先是佛法在中國弘傳的曆史，是靈與肉、精神與物欲、法性與無明此消彼長的心路曆程。其次才是作爲世俗層面的中國文化重要內容的演進史。

　　佛教在中國的存在和發展取決于傳播主體和傳播客體兩方面的因素。

　　第一，取決于佛教自身的開放、含容性質。

　　從傳播主體佛教來說，所謂“中國化”，就是佛教在傳教過程中“契時應機”的方式和結果。佛教的“性空”智慧和慈悲精神導致傳播中的獨特方法論——真俗二谛的真理論和方法論，出世殊勝的佛法不離世間並體現在世間生活之中。這“中國化”就其適用範圍表現爲：進入異質文化圈的“本土化”；體現時代精神的“現代化”；叁根普被的“民衆化”。

　　超越的宗教理想和修證實踐，必須適應衆生的根機而隨開方便之門。但前者是本、是源，後者是迹、是流。以二谛論觀照中國佛教史，究竟與方便的人天之戰，演出了中國佛教二千年的一幕幕悲喜劇。六祖慧能“悟則轉法華，迷則法華轉”一語，可視爲我們觀察中國佛教史的一條主線。

　　第二，取決于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製約和融攝。

　　佛教是中國人請進來的這一事實，表明中國社會需要佛教。重智慧、重解脫實踐的出世性佛教能彌補中國固有思想和宗教之不足。這是佛教能在中國二千年曆史中傳播發展的基本前提。而佛教在中國時興時衰的曲折起伏，則受政教、教教、教俗叁重關系的製約。

　　１、受政教關系之製約。佛教與政治、經濟的關系突出表現爲同國家的關系。二千年封建國家處于周期性的統一——解體——分裂——再統一的振蕩之中，佛教的發展亦相應呈起伏狀態：

　　在國家解體、分裂時期，佛教得到長足發展，但往往走向畸型，導致“滅佛”事件；在強盛、統一的王朝時期，政教關系相對保持詳和正常，佛教取得適度發展，但佛教對政治的依附性也隨之增強。在外族入主或中原王朝文弱時期，政權對佛教較多地幹預和鉗製，使佛教處于萎縮狀態。中國佛教史上的“僧官製”和“度牒製”，表明佛教從未淩駕于王權之上，而是處于王權的有效控製之下，區別只在于這種控製的強弱程度。就佛教的圓融、和平的宗教性格而言，佛教只有在政教分離的格局下才能得到健康發展。

　　２、受教教關系之製約。

　　中國宗教具有倫理性宗教的性質，表現爲重現世、重功利的特點。佛教與中國其他宗教的關系，在封建時代，主要有儒教、道教、民間宗教叁大類，中國宗教的主流是儒教，儒教作爲一種不健全的國教，其興衰起伏通過國家政權而製約著佛教。佛教在中國發展的時空不平衡性，背後機製端在儒教。

　　在儒教失落時期，佛教填補了儒教留下的精神真空，得到廣泛發展；在儒教重建時期，佛道儒叁教鼎立，由于儒教作爲一種宗教所具有的排他性，在中國曆史上長達一千多年的叁教關系爭論，反映了儒教企圖獨霸精神世界的領導地位和佛教爲求得自己生存空間的努力；在儒教一統時期，佛道二教皆匍伏在儒教之下，佛教日益失去自己的主體地位。

　　只要儒教作爲政教合一體製中的國教，即使它處于名實不符的地位，儒佛之間就只能是一場不對等的競賽。佛教真正自由的發展，只有在儒教退出國教地位之後才有可能。

　　３、受教俗關系之製約。

　　中國封建政治和儒教的基礎是農耕宗法製社會。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不得不受到中國世俗社會和世俗文化的影響：在宗教思想上，受中國哲學思維直觀性、簡易性、整體性之影響，遂有傳譯講習中的“格義”，用中國思想文化解釋佛教概念，和創宗立說中的“判教”，以及在此體系指導下的編撰、印刻佛典；在宗教經濟上，受農耕社會之影響，原來的乞食製轉化爲自主的寺院經濟，有農禅並重之叢林製度産生；在宗教組織上，受宗法製度之影響，有傳法世系之延續，並反映在對佛教曆史的重視；在宗教生活上，受入世功利性的民俗之影響，遂有“爲國行香”的官寺之産生，和重現世利益和死後生活之經忏禮儀的盛行。

　　佛教在中國的成功傳播，它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據陳兵先生在《中國佛學的繼承與重建》文中的總結，中國佛學至少有如下四個特點：

　　１、本佛宗經的基本立場。太虛大師指出，本佛、宗經、重行的道安系，始終爲中國佛教思想的主流。中國諸宗，除叁論宗外，莫不依佛經而建立，佛典中以經藏及疏注爲主。這自與中國崇先聖、重經訓的傳統有關，也表明中國佛教發展了中國宗教原所缺乏的超越性一面。

　　２、判教開宗的高度智慧。諸宗皆以判教爲立宗樹旨之出發點，對印度乃至中國的全部佛學內容，按說法時間、所對機宜、說法方式、義理之淺深頓漸，進行分類判釋，抉擇最圓滿了義之說，表現了一種縱觀俯瞰全部佛法、深入研究、明晰精密的高度智慧和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

　　３、中道圓融的實踐品格。曆代各宗大德禀中華文化辯證思維及直觀頓悟之長，將佛法尤其是佛陀果境所蘊的深密義理闡發得極爲圓滿，在今日尚堪高踞世界哲學之峰巅。至于禅門宗師之妙悟與機鋒，則更超叁谛、四法界，不落法界量，直契佛心，妙味無窮。

　　４、簡易切實的修持法門。禀中華民族文化傳統而建立的中國佛學，以簡易切實、契理契機的修持法門——禅淨二學爲主。禅淨二宗的建立和盛行，表現出中國佛學大德當機擇法的慧眼，和由本地文化傳統所賦予的以簡攝繁、以頓攝漸、以易攝難的大總持智。

　　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按真俗二谛論，應是“中國化”和“化中國”的辯證統一，真不離俗而不退墮爲俗，實應兼權而不依附于權。佛教在適應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優良傳統的同時，也屈從了其中的消極面，付出了影響至今的負面代價。可舉以下數點：

　　１、主體性格不明，化世導俗的功能不足。出世，爲佛教最可寶貴的宗教性格。出世並非逃離，而是超越、提升世間，它建立在對現存世間的價值批判上。由于中國長期以來以政治倫理爲中心的儒家思想及祖先崇拜的宗教模式爲治國之本，儒教被統治者尊爲正統，具有國教地位。迫使佛教在世間法上不得不順應、依附政權和儒教。但過分依附世俗政權，遷就民俗淫祀，則降低了佛教的宗教性格和文化品位，化世導俗的大乘正法未能得到應有的弘揚，這是佛教走向衰敗的原因。

　　２、教團組織渙散。受以上依附政權和儒教之製約，佛教長期以來未形成一個統一的教會組織，四衆弟子未處于有序的內部結構。結社組織往往不是由教團作組織上的保證，而是受主事人的魅力所左右。當主事人素質低下，極易演化爲會道門，而與正宗佛教爭奪信徒。

　　３、修學次第不夠完備。由于中國佛教崇尚簡易，故修學次第不甚嚴格完備。學佛者往往一入門便參禅、念佛，忽略了初入門必先修習的培植信根、聞思經教、發心、持戒、做人等，因而易生因地不真、戒基不固等弊端。或者忽視世間法，注重死後的生活；或者把神聖的佛法混同于世間法，把人間佛教庸俗化。

　　摘自《中國佛教的過去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