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人

　　——2005年6月18日接受國際廣播電臺記者采訪——

　　(按：2005年6月16日—6月22日，85歲高齡的惟賢老法師應邀到北京進行爲期一周的佛學講座，6月18日下午，接受了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記者劉小勇先生的采訪)

　　記者：法師好！借您這次到北京講學這麼殊勝難得的一個機緣，想了解一些您對人生的看法。國際廣播電臺主要是對海外的華人播出，我們希望這次采訪能夠把您對人生的感悟，還有對人生的哲理給我們的聽衆們講一些。據我們了解，您曾經把您的一生分爲叁個階段，34歲之前是一個階段，34歲至60歲之間是第二個階段，60歲到現在是第叁個階段。在您年輕時求學的階段，生活是非常艱苦的，您說您向前輩學到很多東西，雖然條件很艱苦，但是跟前輩學到的做人的道理，影響了您一生，所以我們想知道，您認爲應該怎麼做人？做一個什麼樣的人？

　　惟賢法師：今天，非常高興，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記者前來，借此機會進行交流，交流切實的人生問題。

　　人生問題是很重要的。爲什麼呢？因爲在生物中，人是具有靈性的，人爲萬物之靈，既然具有靈性，就與一般生物不同。一般生物只是吃喝睡眠，而人類，就要發揮心靈，要善用其心。文化的發展、進步，主要就是靠人類的領導。恩格斯講過：人類社會的發展不能忽略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假若忽略的話，那麼洪荒時代就永遠是洪荒時代。爲什麼人類文明能進步，就在于人類心靈的智慧，能夠駕馭物質、運用物質和創造物質，使社會進步，才會有今天的文明。所以作爲一個人不能忽視這一點，要善用其心。

　　佛法主要就是講淨化心靈：心淨國土淨，心染國土染；莊嚴國土，利樂有情。莊嚴首先就是清淨的莊嚴，以佛莊嚴而自莊嚴，要以佛陀的偉大智慧、悲心、願力，就是佛的莊嚴來進行自己的莊嚴，這就是自己的人生，常隨佛學嘛，而這個“莊嚴”在今天的社會更爲需要！

　　心靈具體的發揮，在于理性和道德，這個理性不是一般哲學所講的理性。一般哲學所說“眼耳鼻舌身意”的五觀感覺，由感性認識提高到理性認識，就是普通所說的理智。而佛法所講的理性，是一種內證境界，經過聞思修，即聞慧、思慧、修慧，提高內心修養；經過對事物的認識，達到主觀客觀的統一。在靜中觀察，認識到自己是什麼，宇宙是怎麼發展的，從而達到超越時間空間的境界，那就廣大了，由相對到絕對，這個境界就不是一般的言語、思慮可以達到的，這是佛陀的內證境界，人的理智達到佛陀境界是最高的，在佛教來講就是根本智。

　　根本智以後，續生後得智，以悲心對待一切事物，于是，對衆生宣傳教法，建立叁藏十二部經典，把佛內心的境界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當然語言文字也只是一個工具，《金剛經》講：“如筏喻者，筏尚應舍，何況非法？”這只是一個過渡的東西，不能執著，假若執著的話，範圍就有限，境界就有限，發揮的德性就有限！

　　所謂德性，在佛家來講，能夠了解空的道理，建立無我的思想，從空性了解諸法緣生、一切萬事萬物都是因緣生法，就可破除執著。緣生就是互相滋長、彼此依存，一個事物之中包括一切事物，一個人包括一切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是有密切關系的，不能分開。這是從整體來看問題，能夠達到這一點，就可以由大我到無我。達到無我境界，一是要有智慧，二是要有大悲心。以大智慧，運用大悲心，悲智兼運，就可廣行方便，度脫衆生。

　　我們做人，就應該建立正確的人生觀。作爲一個人，光陰是有限的，百歲光陰一刹那，我們必須用很短的生命，去創造無窮盡的價值。實現這個價值就必須要運用佛陀的大智慧、大悲心，把自我和宇宙融爲一體，那麼，人與人之間，人與生物之間，平等相待，慈悲寬厚，就可以熄滅爭亂，熄滅戰爭。這個意義也正是政府今天提倡的“和諧”，要達到這種“和諧”境界，人類文化就可以進一步向前發展，否則就是倒退的。

　　關于“如何做人，應做一個什麼樣的人”的問題，我就簡單提出這個內容，希望能給大家有所幫助和啓迪。

　　記者：您的人生經曆是非常豐富的，在您的經曆中，遇到很多常人難以遇到的坎坷，我們很想知道，人在遇到困難的時候應該如何面對？

　　惟賢法師：談到我的人生經曆，是一言難盡的。我到現在85歲了啊，這一生經曆的坎坷、挫折很多，如何正視、如何面對呢？這一點，與我受儒教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的影響有關系。

　　我從6歲開始讀書，讀“四書五經”，一直到12歲出家。出家以後，繼續在王恩洋先生辦的龜山書院讀書。龜山書院裏關于傳統文化的知識非常廣博，學習就結合“四書五經”，結合曆史，結合佛學，有好幾方面知識的結合。我的思想系統可以說在那時就打下了基礎。

　　學儒學，就要學《禮記》，以禮對人，孔子說的“克己複禮”，中心就是仁愛。我在龜山書院讀書的時候，關于“愛”的教育的書很多，這個愛不僅僅是愛人，還要能夠愛生物，再結合讀佛書，這個愛就發展成爲悲心。能夠愛一切生物，乃至不損壞一切植物，這就是源于佛陀的大悲心，佛教的比丘戒、菩薩戒都製定了這一條。在那時，我就養成走路時連螞蟻也不踩，不傷害蟲，不傷害一切鳥。

　　1936年，當時我16歲，考入太虛大師創辦的漢藏教理學院。在漢藏教理學院的學習就更加廣博，佛教大乘宗派的內容基本都具備。所開的佛學課程中，如叁論宗、唯識法相宗、天臺宗、密宗、俱舍宗的內容，都有老師專門講，還有關于曆史、戒律方面的課程，也都有專人講。除此以外，當時的缙雲山——太虛大師住持的地方，成爲佛教文化的中心，來訪問的各界人士很多，包括文學界、政治界、經濟界，太虛大師也請他們上講臺，給我們作報告、講課，像馬寅初、巴金、老舍、郭沫若、林語堂等很多知名人士，都來給我們講課，這樣一來，我們的知識面就擴大得多，見聞就更加廣博。

　　當時正好是抗戰期間，許多人從上海避難到重慶，在大轟炸之下生存，有很多傷亡和犧牲，這就又激發了我的悲心，當然這是一種愛國的悲心、愛衆生的悲心。當時，我們受了防護訓練、救護訓練，參加了救護團，從這些事情中就有體驗，那就是忘我、無我的精神，這是在實際曆練中得到的感受。我們僧侶救護團中還有一個犧牲的出家人，由于天熱，引起休克，死掉了。當時，全國人民，包括僧衆，都一心愛國，一心抗戰。太虛大師提倡抗戰、擁護抗戰，在他的領導下，組織了防護團、救護隊，他自己還親自跑到東南亞國家宣傳抗戰，這些行動使大家很感動，對于我們來說是個愛國教育，也是大乘菩薩教育。太虛大師的言行對我一生影響很大，我一生的行動就是以他的教育作爲指導思想。

　　1941年，我于漢藏教理學院畢業，離開太虛大師到開縣教書，那就是我親自實踐的時候了。白天要教書，接待各種賓客，早晚要行持，結合拜佛、禮佛，晚上讀經到深夜，很多大部頭的經我就是在這時讀完的。有了這個實際經曆就進一步堅定了我的信仰，打好了基礎，認爲這條道路是正確的、光明的，要堅持走下去！

　　1954年，我蒙冤受屈，遭受了挫折，在監獄裏待了二十六年零十個月。盡管在困難之中，但我的內心是靜的，思想是達觀的，佛法講隨緣過生活嘛！隨緣過生活，隨緣消舊業，不怨天，不尤人，能夠存在一天，就保持一天的正念，念佛法，念衆生，就把一切困難克服了，精神達觀了！以精神來戰勝一切，很安定！

　　從監獄裏出來以後，又是二十多年，爲了弘法利生的事情，在重慶可以說從未停止過。盡管宗教政策落實，但在過去一段時間裏，“左傾”思想還很嚴重，在重重阻力之下，我們與教界四衆弟子團結起來，根據宗教政策，盡量去爭取，向政府提出要求，重慶才能有今天的現狀，開放了130多個寺廟，建立了佛學院，成立了佛學社、居士林，可以講學，有佛法可聞，有佛法思想傳播，還搞了一些第叁産業自給自養。

　　總的來講，我這一生經曆的坎坷、挫折很多，表面上看起來是苦難的、忙碌的，但就我內心深處來說，自得其樂，能夠成就了就是好事情，是不以爲苦的，我在生活方面是很淡泊、不講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