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修禅觀的方法，作了極細密的整理，和極忠實的介紹，並且加以有層次的排列而總集成篇，寫成一部共計十二卷的《禅門修證》，又名《釋禅波羅蜜次第法門》。

　　二、不定止觀：這是他中年時代，所寫的一部一卷《六妙門》；又有《小止觀》一卷，又名《童蒙止觀》，即今之《修習止觀坐禅法要》此二部小書簡明扼要地介紹了淺深不定，能大能小的修習止觀的坐禅方法。告訴你在修禅定之前，應該如何作好准備工作，要具備哪些條件；在修行之時，應該如何收攝心念，應該如何調理身體；在行、住、坐、臥，日常生活的四威儀中均可修行，而且應該如何對機修習；在修行的過程中可能會有怎樣的身心反應狀況，譬如有的會發起善根，有的卻顯露魔境，有的卻顯發禅病，應該如何一一地加以對治、調養、覺魔、治病以及要修證到何種程度時，才可被稱爲證悟等。讓初機人于坐中修習止觀，如坐中得益後，再曆緣對境修習。

　　叁、圓頓止觀：這是他晚年時代的思想，他應用“止觀”法門來統攝一切佛法，這是他自己所獨創的圓頓觀妙法，他爲不再依據印度佛教的觀點，所以在荊州玉泉山完成了這一部共計二十卷的《摩诃止觀》，其特點是著重于教義與禅觀並重，也就是將理論和實踐合而爲一，稱之爲教觀一致的修行方法。他具有印度大論師的嚴密組織力，而且也有印度大瑜伽的風格，因此他將修行的方法，作有系統、有層次及有條理的說明和規定。然而對于修行的方法經過理論化及條理化之後，修行起來反而越不容易得力，以致《摩诃止觀》這部圓頓，事實上並沒有受到普遍的運用。

　　雖然，智顗的禅觀思想，與後來禅宗的面目並不相一致，不過他所闡述的禅觀叁階段，卻說明了中國禅觀方法的演變過程：也就是由印度的禅觀，由此過渡而又脫胎成立了中國人自己所闡發的頓悟法門。何況後來的禅宗，雖說向上一著、不假攀緣，唯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而在初學入門時，像《小止觀》與《六妙門》之類的方法書，還是有助于走向頓悟之門的工具。所以，道宣律師在編寫《高僧傳》時，把他算作禅師，不無道理。

　　禅宗的特色

　　所謂禅宗的特色，即是中國佛教的特色，也是深受中國文化背景影響下的特色。中國文化的背景，總合言之，乃是以儒家及道家的思想爲兩條主流。儒家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倫常關系和社會關系，道前重視個人與自然界之間的調和與統一。儒家的勃興與活動，大多在氣候嚴肅的黃河以北地區，道家的搖籃是在中國南方，氣候溫和，具有山川的美景及豐饒的物産。這是由于兩種不同的生活環境的培養，才産生出兩種性格不同的文化背景。

　　禅宗，就是要設法適應中國這兩種不同的人文環境，才産生了嶄新的佛教面目。我們知道，在印度古代的宗教領域中，就已經具有極端的苦行主義，及極端的享樂主義。釋迦牟尼綜合了這兩種極端而倡導不苦不樂的中道主義。佛教到了中國，爲了順應儒家所注重的倫常關系與道家的放任自然，便以戒律精神來配合儒家的道德生活，複以禅定與智慧的內容，誘導道家的自然主義。戒律，使得佛教徒的生活，正直清淨；禅定與智慧，能使修行者的內心，獲得甯靜自在。因此，習禅就不會因爲放任自然，而變成逃避現實或玩世不恭的消極份子，也不會由于拘泥于戒律的細則，而變成僵化的宗教工具讓他們在活潑自在的生活之中，仍然能夠表現出精勤肅穆的修道精神。禅宗的大師們，否定一切形式上、教條上及思想上的偶像觀念，強調以保持“平常心”爲修道者的原則，並以恒常的平實心，去過平常人的正常生活。禅師們縱有超乎尋常的宗教經驗和能力，但是卻絕不輕易表露。所以在禅宗大師們的生活形態和觀念，與中國初期的禅觀相比，迥然不同。

　　又由于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自古以來，除了仕宦及營商的少數人之外，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是過著農業社會的經濟製度，以農耕爲生，雖然有部分爲逸世的高人隱士，也是以躬耕于山野之間爲其謀生的方法，若非災荒，或懈怠散之徒，絕不會淪爲乞丐。當佛教傳入中國後，佛教的僧侶們，便改變印度那種依靠沿門乞食爲生的修行方式，也不能長期依賴政府的供給與施主們的供養，尤其是每當遇到政府的宗教政策有了變更，或社會經濟發生了不景氣的狀況時，在中國佛教的僧侶，便替面臨無從謀生之苦。倘若僅僅依賴政府政策的支持或信徒的布施來維持的話，那麼每當受到生活方式的考驗時，便會趨于日漸沒落的地步，因此企求自食其力的山林佛教，便應運而興，那便是百丈懷海所倡導的叢林製度的農耕生活。他們以墾植山林農田爲主要的生活資源，信徒的布施而屬于其次。不過懷海禅師被當時的守舊之徒，罵爲破戒比丘，因爲他們認爲，應該過著印度僧侶以乞食的方式爲高尚，所以不主張以任何的其他方式去謀取衣食之需。可是，自唐宋五代(第九世紀)，以後，佛教尚能在中國綿廷發展，應該說是受到懷海禅師所創的叢林製度的農禅生活所賜。

　　平等簡樸的叢林生活

　　由曆史文獻的記載，我們得知，禅宗的四祖道信(五八Ｏ——六五一)、五祖弘忍(六Ｏ二——六七五)的時代，禅僧的生活，曾經有一次的變動，已由散居獨處，而變成群聚在大師們座下的徒衆，因此經常跟隨著他們兩位共住的大約有五百余人到千余人左右，甚至在同一道場修行的有長達六十余年之久。而且我們從文獻中加以研判得知，當時他們的生活來源，已經能夠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踏確舂米、田園種植、農地耕耘，以及采薪劈柴等工作，均由寺廟大衆共同執役，同時也訂立一套僧衆共同生活的規約，由此類推，便可得知，由百丈所訂立的叢林清規，其實早在禅宗四祖及五祖時代，已經具有了一個雛形。

　　對于叢林寺院中習禅者的生活，也一掃虛浮繁華的建築形態，更革除了咬文嚼字的經教研究，不拘印度傳來的風俗儀節。他們設佛殿，不供佛像，唯構法堂；四衆弟子並沒有私人的寢室，大家同住于禅堂，而臥身之處，即是坐禅之所，執事們的寮房，乃至住持大和尚的方丈室，是辦公及個別施教的說法場所。業林中也准在家人共住，只要是有心參禅並准備出家向道者均可。四衆的衣、食、住、行四威儀無別，只有僧俗的形相有別而已，根本沒有優劣厚薄的上下階級之分。他們唯在上殿說法時，披起象徵僧侶身分的袈裟，執勞務工作時，禅堂修行時，一律都隨俗的唐服(中國服裝)，除了剃光頭，便與俗人一樣。

　　在他們的日課之中，規定最嚴格的是“普請”，上自大和尚下至每一個住在寺院的信衆，除了病假及事假之外，均應普遍地被請到各自應作的工作崗位去進行勞動生産，懷海本身也嚴格地實踐“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信條。由于寺衆都能自耕自食，不必像印度僧侶那樣，不問葷素，乞得什麼便吃什麼了。而且叢林中嚴格規定：葷腥與酒，不得進門；日中之後，不再進食。寺中經濟絕對公開，財産不屬于私人，倘若在用之于大衆的簡樸生活所需之外，尚有余力時，便可以用之于社會的慈善救濟事業。而且無論是誰，只要是觸犯了生活的規範，情節重者，集合大衆，先用杖打，繼之則燒掉他的衣缽道具，再從偏門將之逐出寺外。

　　像這樣的禅者生活，既能適應中國人的社會環境，又能不違背釋迦牟尼佛所傳的佛教精神。事實上，這反而更能有效地把佛陀教化世人的根本精神，從現實的生活之中，表現出來。也就是說：讓四衆弟子都能過著清淨、和樂、任運、自在、精進、平等、慈悲、少欲、知足的生活，不重形式，不走極端，隨方隨時，隨緣施教。

　　佛教是重視理性的信仰，所以它有許多的教典，不斷的反覆闡明佛陀的本懷。不過，究竟的法性、佛性，或自性，絕非以言語文字所能表達，也絕不能經由語文結構而成的教典中所能見到，所謂向上一著，就必須從禅定的修習，來親自體驗或印證。因此，禅宗的大師們，便把經典中的理論，稱爲“葛藤絡束”，反而是禅宗修行的一道障礙。不過禅宗並非一定要排除經典不可，例如菩提達摩開示二祖慧可，應依據四卷本的《楞伽經》來印心；到了五祖弘忍大師時只是更改以《金剛經》來印心；一直到唐末宋初(第九世紀)，以後，中國禅宗兼重《圓覺經》及《楞嚴經》，尤其是作爲一個禅宗的大師，在其開悟後，仍須多看經教，修學一切法，以廣度有情衆生，例如禅宗有兩部好書——《臨濟錄》、《碧岩錄》，其活人用經教之處，可謂極多。

　　由禅宗所提供的啓示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國的禅宗，是既能擺脫宗教形式的束縛，又能過著精進樸實、自力謀生的修道生活。既可不受宗教理論的限製，又可不廢棄經典教理的活潑運用。

　　而且深受禅坐訓練的人，其所獲得的利益是多方面的，僅僅就打坐盤腿的姿勢便可以有益于身體的健康，而止觀方法的應用，至少也能令你的情緒獲得安甯。所以，習禅的初步效果，就是要令身心的健康獲得得平衡與穩定。至于最令一般人所感到神秘與好奇的就是所謂開悟的宗教經驗，只要你能無條件的去深信一位高明禅師的話，並依據他對你的指導方法，毫不猶疑地修行下去，只要機緣成熟，便會有親自體證得到的一天。不過根據高僧大德們的經驗，對于開悟的基本條件，就是先要抛棄自私自利的小我，破除了責任感或使命感的執著，自然可以進入無人、無我、毫無罣礙的自在狀態時，才算悟境現前，到了那時候，你的身、心、世界，都會現出清淨、美、善、真實和充實、圓滿無缺的新氣象。因此，禅師們首先要幫助你的，就是要去除你身心的障礙與病態，比如自私、驕傲、自卑、怯弱等不健全的心理，因爲這些都是進入悟境的最大障礙。

　　最後，我們可以確信，唯有深受了禅的宗教經驗的人，才能獲得身心的真正健康，也才是一位真正能披露自己的人。所謂有了真人才能真知，因此他才會衷心確認生活的意義及努力原方向，與究極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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