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薩、慈悲與布施(叁)
作者：學愚
(續前)
布施：慈悲的實踐
佛教的慈悲思想對中國社會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實踐成爲佛教與社會聯系的橋梁。如果說慈悲是大乘佛教的根本思想，那麼布施就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的具體實踐。佛教的布施是菩薩修行成佛的六度之一，其內容十分豐富，甚至可以包含一切利他行爲。一般來說布施有叁：財施、法施、和無畏施。布施旨在建立一種正當的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就傳統而言，在家信衆供養出家法師爲財施，而出家法師爲在家信衆講授佛法爲法施。大乘佛教強調慈悲，在家人可以法布施，出家僧衆亦可以財布施，從事社會慈善公益、醫療、和救濟工作。南北朝時，中國寺院設置質庫；唐宋時代設立養病坊製度，成立悲田院；饑荒時，寺院僧尼積極參與社會赈災活動。這種慈善布施的實踐奠定了佛教的社會基礎，也是佛教賴以在中國社會生存的根本保障。在明清以降，也許正是由于佛教僧團失落了這種布施的社會實踐、閉關于寺院森林、脫離了社會，從而導致了佛教的衰落。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唯伯爲代表的一些西方學者認爲佛教是一厭世而出世的宗教，佛陀不關心任何與社會經濟、政治、以及公益慈善相關的問題。這種說法受到佛教界、特別是當今學術界的批評。許多佛教界領袖，如中國的太虛、斯裏蘭卡的法護、印度的阿貝達格等都堅持認爲佛教是入世而救世的。羅睺羅法師認爲，慈悲和利益他人是佛教的基礎。他甚至說：“佛教以反對社會不公平和迷信祭拜的精神力量而出現；佛教譴責了種姓製度的壟斷，從而倡導衆姓平等；佛教解放了婦女，給予她們精神自由。”[1]如果有人認爲，佛教只有高尚的理想、倫理、和哲學思想，而沒有具體的社會理論和實踐，這是對佛教和佛陀一生及其思想的片面理解。佛陀和他的聲聞弟子們關心民衆的現世幸福，佛教所強調的只不過是現世的幸福不可能沒有以道德和精神爲基礎的清淨生活；反過來說，沒有一定的物質基礎，道德和精神生活也是十分困難的、乃至是不可能的。佛教並沒有主張放棄經濟生活，而是認爲這種生活並不是目的，但可以成爲達到更高尚目的的方法。[2]在《轉輪聖王修行經》中，佛陀清清楚楚地表明，貧窮是社會道德墮落和犯罪的原因。(《大藏經》卷一，頁四十中)佛教的社會理論和實踐以中道爲基礎，主張入世而不著于世，用正當的方法和自己的勞動積極進取、創造財富、好善樂施。
慈悲是一切善德的根本，而布施是一切善行實踐的總稱。就社會慈善公益而言，大乘佛教有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崇高的理想，但問題在于如何把理論落實到具體的社會實踐中去，或者說如何在慈善公益活動中體現佛教的慈悲。這就有待于人們加深對布施理念的理解和實踐。布施是六度之一，其內容十分豐富，從一針一線的金錢財物、到身家性命。(『須大拏太子經』《大藏經》卷叁，頁418-424)布施的形式多種多樣，根據不同的需要，布施的方式也不同。[3]這樣，每一個人都可以契機量力而行布施。在早期的阿含經典中，布施同持戒和升天是佛陀及其出家弟子常給在家信衆講法的內容。在這些經典中，布施一般指在家信衆對如法出家持戒修行者供奉一切資生辦道之物。出家人亦應精進不放修習聖道，並以善法教授在家衆。對于在家衆來說，布施與出家人的修行同等重要。這種布施的理念維持了在家出家二衆的正當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在家衆布施出家衆，受施的出家衆應報恩于前者。佛陀在《增一阿含》中說：
檀越施主當恭敬如子孝順父母，養之、侍之，長益五陰，于閻浮利地現種種義。觀檀越主能成人戒、聞、叁昧、智慧，諸比丘多所饒益，于叁寶中無所罣礙，能施卿等衣被、飲食、床榻、臥具、病瘦醫藥。是故，諸比丘，當有慈心于檀越所；小恩常不忘，況複大者；恒以慈心向彼檀越；說身、口、意清淨之行；不可稱量，亦無有限，身行慈，口行慈，意行慈，使彼檀越所施之物，終不唐捐，獲其大果，成大福佑，有大名稱，流聞世間，甘露法味。(《大藏經》卷二，頁564中)
佛陀要求諸比丘尊敬布施者，並常懷報恩之心，這一方面是因爲出家人的物質生活依附于在家信衆的供養，另一個方面也說明布施本身的重要性。布施之功德無量，不被任何盜賊所掠奪，能具足七寶國王之生，是升天之徑，乃至成就叁十二相，最終覺悟成佛。布施能給受施者帶者莫大利益，“猶如與迷者指示其路，糧食乏短而給施食，恐怖之人令無憂惱，驚畏者教令莫懼，無所歸者與作覆護，盲者作眼目，與病作醫王，猶如田家農夫修治田業，除去穢草，便能成就谷食。”(同上)。
被佛陀稱爲“布施第一”的給孤獨長者，又名阿那邠持長者，是佛陀時代僧團的第一大檀越，曾傾家建造祗樹給孤獨園，其家門永遠爲出家衆敞開，“聽諸比丘隨所須物叁衣．缽盂．針筒．尼師壇．衣帶．法澡罐。及余一切沙門雜物。盡聽弟子家取之。”阿那邠持不但供養僧團，而且常于四城門、街道市口、以及家中，給一切需要者廣行惠施，需食與食，須漿與漿，須車乘、妓樂、香熏、璎珞悉皆與之。佛陀聽說阿那邠持長者廣行布施，十分贊賞，有一天便問長者是否一直在行布施。長者告訴佛陀，他常常廣作平等布施，施食與一切有情衆生，及至其它動物，因爲，他認爲一切衆生皆由食而存其命，有食便存，無食便喪。佛陀聽後，大爲高興，贊歎說：
善哉！善哉！長者，汝乃以菩薩心，專精一意而廣惠施。然此衆生由食得濟，無食便喪。長者，汝當獲大果，得大名稱，有大果報，聲徹十方，得甘露法味。所以然者，菩薩之處恒以平等心而以惠施，專精一意，念衆生類由食而存，有食便濟，無食便喪。是謂，長者，菩薩心所安處而廣惠施。《大藏經》卷二，頁565上)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一、佛教布施的對象是一切需要布施的人，不僅局限于僧團；二、善于布施者即是菩薩，布施即是在行菩薩道，亦可成就無上菩提。布施理念在大乘佛教中得到更爲廣泛的發展，其實踐更爲具體和細致。《佛說寶雨經》列成就布施波羅密的十種法門：一、成就法施；二、成就無畏施；叁、成就財施；四、成就無希望施；五、成就慈愍施；六、成就不輕慢施；七、成就恭敬施；八、成就供養施；九、成就無所依施；十、成就清淨施。《大藏經》卷十六，頁286)其中，無畏施即是觀想一切衆生皆爲父母，故沒有不可以給予的，乃至自己的性命。無畏有兩層意思：其一就是施者克服一切困難、不畏艱巨，無所畏懼，懷有一種大無畏的精神，給予受苦受難者予以精神和物質方面的幫助；其二：這種布施的目的在于讓恐怖不安的衆生得到希望和力量，從而勇敢直面困境、想方設法脫離災難。財施即隨所有財産而布施，包含一般慈善公益方面的活動。慈愍施即給予慈愛和憐愍之情，見諸有情受于苦惱、饑渴、貧露、衣服、垢弊，孤獨無怙、無所依止，遠離福業、無所趣向，菩薩作是思惟，起慈愍心而布施，正如《佛說寶雨經》卷一所說：
我爲利益彼有情故，發阿耨多羅叁藐叁菩提心，此諸有情受于苦惱，無歸、無怙、無所依處，流轉生死。我當何時爲諸有情爲歸、爲怙、爲所依處？由是菩薩慈愍纏心，于常常時、于恒恒時，隨所有物施彼有情。雖有饒益衆生善根，終不恃此起于高慢。是名菩薩成就慈愍施。《大藏經》卷一六, 頁286下)
大乘佛教強調了智慧和慈悲的同體性，故二者在實踐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正如前面所討論，龍樹在巨著《大智度論》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對慈悲作了詳細地論述。他把大乘佛教的慈悲同智慧同樣地看成是每一個學佛者所必修，從而確立了大乘佛教悲智雙修的實踐。《寶行王正論》是龍樹寫給國王的一封信，教導他如何做好一位國王。其中，龍樹詳細地討論了佛教社會慈善和公益事業相關的實踐，其中包括教育、醫療、宗教、慈濟等。作爲一個國家，無論大小，都應建造寺院、觀亭、和館驿，並在路旁造井開池，爲路人提供茶水；對于那些病苦無依、貧困交加、沒有社會地位和生活保障、整日生活于怖畏之中的老百姓，行菩薩道之國王要慈悲攝受，勤心幫助，使他們能夠在和平的環境下安身立命、不受饑渴之苦，常常給予飲食、果菜、及新谷。如此慈悲布施的對象不局限于人，而是要廣及一切衆生，及至畜牲和餓鬼等。龍樹接著說：
災疫饑餓時，水旱及賊難；國敗須濟度，願汝恒拯恤；田夫絕農業，願給糧種具；隨時蠲租稅，輕微受調斂；施物濟貧債，出息不長輕；直防許休偃，以時接賓客；境內外劫盜，方便斷令息；隨時遺商侶，平物價鈞調；八座等判事，自如理觀察；事能利萬姓，恒恭敬修行；應作何自利，如汝恒敬思；利他雲何成，如此汝急思；地水風火等，草藥及野樹；如此或暫時，受他無礙策；七步頃起心，爲舍內外財；菩薩福德成，難量如虛空。[4](《大藏經》卷叁二，頁499上)
這是龍樹對國王的忠告，其中包含了廣泛的社會實踐。Robert A. F. Thurman認爲，龍樹在此闡述了佛教的慈悲社會主義理念(Compassionate Socialism)。[5]這種理念雖是龍樹在約二千年以前提出來的，但仍然對當代社會公益和慈善事業的建設賦有啓發意義。佛教的慈善公益或布施不僅僅是一種理想，更是社會活動的核心。在這裏，有兩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一、布施與財富積蓄的關系，二、布施不是單純的給予。龍樹認爲：“由昔施貧苦，故今感富財；因貪不知恩，廢施無更得；世間唯路糧，不雇無人負；由施供下品，未來荷百倍。”(《大藏經》卷叁二，頁500中)。從叁世二重因果關系和功德理念來看，布施是財富積累的途徑。現在的財富即是過去布施功德的結果，現在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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