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遊對寺院財産收入的影響

　　王濤

　　唐宋時期，五臺山受到旅遊活動影響，寺院財産收入呈增加的態勢，其方式主要有兩種：

　　第一種方式爲僧衆的捐施收入。相當一批來五臺山旅遊的僧衆，通過捐施財物的方式，表達自己對文殊菩薩的虔誠信仰。

　　首先是僧尼的捐施。唐宋時期來五臺山旅遊的僧尼人數衆多，大部分都通過捐施財物來表達自己的佛教情懷。如來自定州(今河北定州)的慧祥與智正，唐高宗總章二年(99)四月在五臺山旅遊時，先後在中臺和北臺塔內安奉了叁枚玉石舍利函。而來自汾州(今山西隰州)的義園在唐文宗開成五年(840)六月參觀大華嚴寺、竹林寺、金閣寺七佛教誡院、大曆靈境寺、大曆法花寺時，送來了大量供養物。此外，唐宋時期隨著文殊信仰向海外傳播，五臺山也吸引海外的僧人前來瞻禮，“他國遠方，皆來奔湊”。他們的到來同樣爲寺院帶來一定數量的財産收入。如惠萼是日本僧人。他曾叁上五臺山，第二次在唐武宗會昌五年(845)，將橘皇後親手製的繡文袈裟、寶幡、鏡奁及供養費等施給五臺山。北宋時日本僧人嘉因于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到五臺山蓖財供養。再如高僧不空，是北天竺婆羅門人．唐代宗永泰二年(766)，不空奏請修金閣寺，並推薦其弟子含光爲使臣“回臺恭修功德”，“令含光檢校造前件寺(金閣寺)及普通供養處”。含光帶領印度僧純陀、道仙和法達到五臺山修建寺院，五年後建成。到五臺山旅遊的國內外僧尼在主觀上用捐施財物的方式表達自己宗教情懷的同時，客觀上爲寺院帶來大量的經濟收入，毋庸置疑。

　　其次是官員的捐施。到五臺山旅遊的官員也是寺院財産的重要捐施者，如內侍黃門金守珍，武則天長安二年(702)，“到山供養”。開元二十叁年(735)，代州都督王嗣在遊覽清涼山各寺院時，欲飯千僧。貞元四年(788)，並州節度使馬遂、代州都督王朝光“各遣使赉供施至山”。在封建社會，官員無論在經濟實力還是社會影響等方面都相對較強，因此，他們的捐施具有更大的示範作用，帶動各界僧衆捐財捐物，增加五臺山寺院的財産。

　　再次是民衆的捐施。普通群衆中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受佛教思想的影響，相信因果輪回之說。他們對佛教聖地充滿了崇敬和向往，他們到五臺山或瞻禮文殊菩薩，或是寄托自己心願，參拜諸寺，遊覽諸臺。在這個過程中，也爲五臺山寺院帶來了一定的收入。如恒州(今山西大同)百姓五十余人，常帶著花香珍味來到五臺山，奉獻文殊師利菩薩，年年無替。又舍珍財，選地建寺。再如安州(今河北定州)人張氏，在元豐甲子(1084)來遊五臺山，以錢百萬奉曼殊室利。唐宋時期，隨著民衆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佛教世俗化程度的加深，百姓通過給寺院捐施財物表達自己的宗教信仰已成自然。

　　第二種方式爲寺院的經營性收入。唐宋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波及到了寺院，由于到山旅遊的人數衆多，五臺山寺廟相應地開展一些盈利性業務以獲取利潤。如道義禅師，在唐開元二十四年(736)遊五臺山，後“歸清涼寺，取所寄衣衾”。這說明寺廟經營著類似現在“小件寄存”的業務，從中獲取相應報酬。此外，貸款也成爲寺院的經濟來源之一，“宋淳祐八年(1248)，製師顔頤仲禱雨有應，施錢二萬，米五十石，置長生庫，免租役。”更有一些僧人通過出售旅遊紀念品賺取錢財，如大中祥符六年(1013)，知天雄軍府周起上奏說：“五臺山僧镂木飾金爲冠，設釋迦等像，诳民求錢。自今此類，請行禁止。”真宗“從之”。五臺山僧的做法是造旅遊紀念品，並以此吸引遊客，從而賺取錢財，已反映出旅遊活動在寺院經濟收入中的意義了。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唐宋時期五臺山旅遊活動極大地增加了寺院的捐施收入，寺院還能從與旅遊活動相關的業務中獲得一定利潤。因此，唐宋時期五臺山旅遊活動的興盛直接推動寺院財産收入的增加。

　　摘自《五臺山研究》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