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中廣記》裏的僧傳

　　國威

　　《蜀中廣記》的撰者曹學佺(1571——1646)《明史》卷288有傳，述及他的著述：

　　初，梃擊獄興，劉廷元輩主瘋顛。學诠著《野史紀略》，直書事本末，至六年秋，學诠遷陝西副使，未行，而廷元附魏忠賢大幸，乃助學佺私撰野史，淆亂國章．遂削籍，毀所镂板。巡按禦史王政新，以嘗薦學佺，亦勒閑住。廣西大吏揣學佺必得重禍，羁留以待。知忠賢無意殺之，乃得釋還。崇祯初，起廣西副使，力辭不就。

　　家居二十年，著書所居石倉園中，爲《石倉十二代詩選》，盛行于世。嘗謂：“二氏有藏，吾儒何獨無

　　”欲修儒藏與鼎立，采撷四庫書，因類分輯，十有余年，功未及竣，兩京繼覆。唐王立于閩中，起授大常卿。尋遷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進尚書，加太子太保。及事敗，走入山中，投缳而死，年七十有四。詩文甚富，總名《石倉集》。萬曆中閩中文風頗盛，自學佺倡之，晚年更以殉節著雲。

　　可見，曹學佺爲官剛直，但在仕途上並不如意，一生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放在治學上，頗能引一時之風氣。從傳文來看，其治學方向爲文史兼綜。實際上，從現存著述來看，經學也是曹氏擅長之領域，故其治學理念上有濃厚的儒學背景，如撰寫《野史紀略》時秉筆直書，即繼承了董狐、齊太史等史官的優良傳統。另外，曹氏有感于儒家著述的不成系統，乃立志纂修儒藏，積十余年之功，惜未成而遭遇動亂，其書不知所之，體例亦不見載，殊爲可惜，否則尚能爲今日儒藏編纂提供一個範例。

　　總之，曹氏是一個以立德、立功、立言爲處世標准的典型儒家知識分子，這在《蜀中廣記》的撰寫中發揮著基礎性的作用。

　　 《蜀中廣記》一書的體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總結得很清楚： “目凡十二，曰名勝，曰邊防，曰通釋，曰人物，曰方物，曰仙，曰釋，曰遊宦，曰風俗，曰著作，曰詩話，曰畫苑。”以今本觀之，其順序與卷數爲：《名勝記》叁十卷，《邊防記)叁十卷，《人物記》六卷，《宦遊記》四卷，《蜀郡縣古今通釋記》四卷，《風俗記》四卷，《方物記》十二卷，《神仙記》十卷，《高僧記》十卷，《著作記》十卷，《詩話記》四卷， 《畫苑記》四巷，合計一百零八卷。與地理直接相關的《名勝記》與《邊防記》占了全書一半以上的篇幅，故《四庫全書》將其歸爲地理類著作，是較爲妥當的。明代鍾惺在《蜀中名勝記序》中總結其體例之奇：“其書借郡邑爲規，而納山水其中；借山水爲規，而納事與詩文其中。擇其柔嘉，撷其深秀，成一家言。”可見《名勝記》的體例是以地理爲經、人文爲緯，記述範圍包括巴蜀地區的方方面面。《高僧記》屏棄了傳統僧傳中以十科或宗派分部的習慣，而是以川西道、川南道、川東道、川北道的順序安排結構，亦體現了方志等地理書的行文特點。

　　由于采集範圍極廣，難免出現引證失當的情況，四庫館臣對此提出了批評：“其中如敘州府之高州，《明史·地理志》雲：洪武五年，由州改縣，正德十叁年複爲州。珙及筠、連叁縣隸焉。此書仍稱高州爲縣，二縣亦不爲之屬。又成都府之資陽縣，《明史·地理志》屬簡州，此書不系簡州，而別于仁壽、井研二縣後，皆未免編次偶疏。”總體的評價還是很高的，甚至爲其失誤辯解：“蓋援據既博，則精粗畢括，同異兼陳，亦事勢之所必至，要之不害其大體。談蜀中掌故者，終以《全蜀藝文志》及是書爲取材之淵薮也。”《蜀中廣記》以其保存的豐富資料，常爲學者所引用，爲巴蜀研究補益良多，亦無愧于這句評語。

　　曹學佺雖然是典型的儒家文人，但卻具有濃厚的佛教情結。曹氏喜遊佛寺，《蜀中廣記》中關于佛教的景物、沿革等記載數不勝數。另外，曹氏廣與僧人交往，且熱心佛事，這些在其所留詩作中多有體現。上述因素不僅是他撰寫《高僧記》的內部驅動力，並且也爲他的著述提供了知識背景。從書中可以看出，曹學佺對佛教史籍是非常熟悉的，其所引文獻都是采集廣博、記載可信、價值較高的資料，如《高僧傳》《續高僧傳》《景德傳燈錄》等作品，直到今天仍是研究中國古代佛教的基本史料。

　　摘自《四川佛教》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