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西北

　　顧颉剛

　　佛教傳入我國之時期，說者不同，有謂在漢哀帝時，有謂在漢明帝時，紛纭莫一。然東漢初期，佛教已久爲中土所知，自屬不可懷疑之事實。觀明帝報楚王英之诏書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齋叁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馔，固以班示諸國。”文中已言及“浮屠” “伊蒲塞” “桑門”諸西土譯名。而《魏書·釋老志》更稱“漢世沙門皆爲赤衣”，即可見其一斑。佛教之東漸，說者謂有南北二路，南道循海，北道循陸。所謂陸道，即遵張骞鑿空所通西城大道。而最重要者當推陸道。是西域一隅，不啻中印文化之媒介地。

　　《魏書·釋老志》雲：“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姑無論此說之確實與否，大月氏族要爲佛教東漸最初之媒介人。大月氏本居于我國河西之地，以匈奴之壓迫，率族西遷，臣服大夏而王其地。東漢初年，月氏族更南入印度，而成一雄據土耳其斯坦、阿富汗、帕米爾、印度之大帝國。初月氏之西遷，接受波斯拜火教(即襖教)而崇信之，及其南侵印度，更舍襖教而信佛教。其王名迦膩色迦即爲一熱心護法之人，故佛教頗盛行于月氏帝國。迦膩色迦王更舉行佛教信徒之大集合于罽賓(即今克什米爾)，自是其地即成一佛教中心，曆久不墜，且由此而四向傳播焉。東漢末葉，中國對于西域之經營，漸不如前代之熱烈。魏晉之間，中國更經長期之分裂與內亂，玉門關外無暇顧及，而侵占西域之匈奴，此時亦衰弱遠徙，于是響之俯伏于兩間之諸小國，得有自由發展之機會，蔥嶺以東諸國先受佛教之影響者，當推于阗。于阗與罽賓一山之隔，又嘗爲月氏所卵翼，其先接受佛教爲意中事。由此而天山南北各國，殆無不受其熏陶而皈依叁寶。叁國時有朱士行者，嘗至于阗求大乘法典，而東晉初年，苻堅割據中原，亦嘗遣其將呂光西出玉門，于龜茲得其名僧鸩摩羅什以歸。魏晉以後，西僧東來，絡繹于途，皆西域之人。梁任公先生嘗搜集東來古德而歸納其時代與國籍，謂“後漢叁國以安息、月支、康居人爲多；兩晉以龜茲、罽賓人爲多，南北朝則西域諸國與印度人中分勢力，隋唐則印度人居優勢而海南諸國也有來者。”是知魏晉之際，西域諸國佛教之盛行。即中國西行求法高僧，叁四兩世紀之時，其西遊亦多止于今新疆之地，蓋至此地已能夠滿足欲望也。

　　蔥嶺以東諸國所流行之佛教派別與其經典，則日人羽田亨之《西域文明史概論》中曾有論及。其言曰：“西域諸國究行何種經典

　　用何種語言文字以行佛典？此種記錄，殊不端詳。據近時探險發掘的結果，除梵語所著佛典以外，並于于阗、龜茲、焉耆等處，發現各地方言語翻譯的經典，更發見多數以索格底語及突厥語譯出的經典。直至今日，西域佛教經典非盡爲梵語之原典，而各以其地方語翻譯之經典，殆已證實上說無異。就所獲經文及自古記錄而觀，知西域佛教之性質，大體于龜茲及焉耆一帶地方爲小乘教的勢力，而以于阗地方爲中心的南道諸國，則流行于大乘教。”

　　近代以來，各國學者探險新疆之結果，佛教之壁畫、雕刻、經典與佛教寺院之遺迹，多有發現，尤足證明漢魏以後西域各地皆爲佛教勢力所籠罩。然此種繁盛之勢力竟因環境之改變而漸就熄滅。西域一隅爲中亞各民族之混合地，文化方面亦極綜錯之能事。佛教假此途以東漸，襖教、景教以及摩尼教，亦因此途而傳入。然此諸教與佛教較，實若小巫之與大巫，故佛教仍能居其重要之地位。及摩诃末之教徒東臨，佛教徒乃一蹶不振而爲回教所代替矣。

　　佛教之東漸，不惟取得漢族之信仰，即氐羌、鮮卑與後世之蒙、藏諸族，亦莫不奉之惟謹。氐王苻堅嘗遣兵征西域，其目的之一，乃在邀請名僧鸠摩羅什。羌王姚興及鮮卑族之北魏帝亦皆佞佛。涼州在西域與內地之交通孔道，其土人亦多請胡語，信仰佛。敦煌、高昌之間，名僧輩出，也可知矣。若關中之地，則曆代舊都，嘗爲中土佛教之中心，名刹叢林，梵音佛號，所在皆是。雖數爲帝王所厄(如叁武之亂)，然未幾則複舊觀，或較昔日益盛矣。

　　摘自《西北通訊》193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