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放生習俗的形成及其流行

　　聖凱法師

　　放生習俗的形成，既有佛教戒殺護生的思想根源，同時亦受到儒家好生思想的推動。南北朝以來，在皇權貴族的支持下，逐漸以天然水灣爲放生池，形成中國佛教的放生習俗；宋朝以後，僧人在寺院設置放生池，供民衆放生，使放生習俗深入民間。

　　一、放生習俗的形成

　　先秦時期，孔子以舜爲好生榜樣，孟子則強調恻隱之心，並以仁義思想啓發梁惠王。《呂氏春秋·異用》記載成湯仁民愛物，強調放生爲上合天心，下順民意，仁君不忍見獵人四面布網，有違上天好生之德，于是去除叁面，僅存一面；並更改祝禱詞，化殺戾氣爲和祥之氣，表現了統治者若行放生將比殺生更易獲得民心。

　　《列子·說符篇》記載了“周簡子正旦放生”的故事：邯鄲之民，以正月元旦獻鸠于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由此可知，邯鄲在春秋時代已經出現專門捕魚鳥以供放生的風俗，但是民間放生主要是表示對生靈的恩惠，先捕生靈然後再放之，則功過難以相抵。當時，周簡子聽從門客勸導，將“捕物放生”的作法改爲“禁民捕捉”，這是中國禁止屠釣的早期記載。

　　“成湯解網”和“正旦放生”說明了放生習俗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深厚的思想背景。昙無谶譯《金光明最勝王經·流水長者子品》爲佛教的放生提供了自身的資源：“流水長者子不忍魚爲日所曝，乃求其國王，與以二十大象，暫往負水，濟彼魚命，王允其請。長者子乃及請二子，至象廄中，隨意取二十大象，又從酒家多借皮囊，往決水處，以囊盛水，象負至池，瀉至池中，水即彌滿，還複如故。流水長者子救起瀕死之魚，予之水、食，爲其解說大乘經典，諸魚聞經後，皆生忉利天。”《流水長者子品》對佛教的放生習俗具有重要的影響，如十二因緣法、諸佛菩薩聖號、放生功德偈、放生程序、放生儀軌等。流水長者子救魚放生的情節，增進了中原人士對佛教放生思想的理解，更易于接受和傳播。

　　二、放生儀軌的製訂

　　南北朝以來，放生習俗逐漸流行。北魏獻文帝下敕，勿用牲畜祭祀天地宗社，每年活七萬五千牲畜的性命。北齊文宣帝實踐佛教的慈悲教法，積極斷絕肉食。天保七年(556)五月，文宣帝認爲肉食是違反慈悲，故不食肉。天保八年(557)四月庚午頒诏禁取蝦、蟹、蛤、蚬等，只准捕魚；同月乙酉，不論公私禁絕以鷹、鷂獵狩。天保九年(558)二月下诏，限令在十一月和一月准許燒野，此外一律不准用火。

　　梁武帝撰寫《斷酒肉文》，下敕以蔬果爲宗廟祭祀用品。而且，梁武帝造十叁無盡藏，實踐放生與布施二科。他還命令張文休每天去屠宰場，買下即將被殺的動物，然後放生。王公貴族以及市民受梁武帝的影響，積極參與、推廣放生。

　　陳宣帝太建十叁年(581)，智顗勸請陳宣帝下诏禁止采捕。智顗目睹民衆以捕魚之網相連四百多裏，于是購買江海灣典型段爲放生池；並且爲漁民講《金光明經》，漁民聞法改行轉業，好生從善，並獻臨海江滬溪梁六十叁所，達叁四百余裏，爲放生池，徐陵樹碑闡明因緣。

　　及至唐代，放生習俗非常盛行。《續高僧傳·道胄傳》記載，道胄于諸州建造放生池一百余所，多有靈感。 “安史之亂”後，政局動蕩不安，人心惶惶，民生凋敝，饑荒四起。唐肅宗于乾元二年(759)下诏，設立放生池八十一所，從山南道、劍南道、黔中道、荊南道、嶺南道、江西道、浙江道諸道，一直到昇州的江甯、秦淮太平橋及臨江帶郭上下五裏，顔真卿撰《放生碑文》。诏書中所謂的臨江海一帶上下五裏各置放生池，與智顗以天然的海灣爲放生池屏障之形式相雷同。

　　宋代以來，放生在朝廷的推動和民衆的參與下更是盛行。宋太祖下诏民間二月至九月，不許采捕彈射。宋真宗天禧叁年(1019)，杭州天竺靈山寺慈雲遵式上奏朝廷，以西湖爲放生池，而且自製“放生慈濟法門”。《金園集》收錄了遵式的《放生慈濟法門》，在序言的開篇說：“儒冠五常謂之仁，釋禦四等謂之慈，皆惡殘去殺，推惠廣愛之謂也。然後果五福之曰壽，證四德之曰常，實唯不殺，放生之大統也。”這是以放生融合了儒家的“五常”和佛教的“四無量心”。遵式以敘由、呪水、請加、歸依、稱佛、說法、忏願七章，製訂了放生的儀軌。

　　放生的流行不僅受到政府的支持，而且在宗教信仰上獲得靈感。守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越州諸暨縣事潘華撰《夢魚記》，潘華依《普賢觀經》，令人不得捕池沼江湖內魚。景德四年(1007)，潘華奉诏還阙，夢江湖中魚哭泣。這種靈感故事的流行，說明了放生在宋代的盛況。

　　天聖叁年(1025)，四明山(今甯波)延慶寺知禮亦奏請在佛誕節放生，爲皇帝祝壽，並請求以南湖爲永久放生池。知禮爲了使放生法會順利進行而製訂放生儀軌，並撰《放生文》以定其儀軌，當時的樞密使劉均奉敕爲此撰寫碑文，記載此次盛事。

　　(作者單位爲清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