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居士可以弘揚佛法嗎？

　　佛教雖然向以出家比丘僧爲住持佛法的中心，但人數遠遠超過出家衆的廣大在家居士，在實踐和弘揚佛法上所起的作用，實在不容忽視。在佛世，成千上萬的在家佛弟子證得初、二、叁果，維摩诘、善財童子等在家菩薩的智慧德行，都受到佛陀的稱歎。後來印度出過羅閱示、勝軍論師、長壽婆羅門等法將。漢傳佛教史上，支謙、傅翕、蕭衍、李通玄、龐蘊、耶律楚材、胤祯等居士，或以大力護法，或翻譯著述，或明心見性，或被視爲菩薩化身，功業昭著，彪炳史冊。藏傳佛教史上的仲敦巴、卓彌譯師、瑪爾巴、米拉日巴、瑪基洛准等得大成就的祖師，亦爲白衣居士，其中米拉日巴，被公認爲即身成佛的典範。南北朝至唐宋間，中國曾出現過義邑、法社、香火社、十地采等居士團體。明清以來，隨僧伽佛教之衰落，居士在佛教中的地位有逐漸上升之勢。及至近現代，居士佛教的勃興，成爲佛教複興運動中極爲顯眼的現象。上海與南京，爲全國居士運動的中心，許多重大的佛教事件在這兩地發生，楊仁山、歐陽漸、呂澄、屈映光、範古農、高鶴年、丁福保、王一亭、王季同、蔣維喬、江味農、簡玉階、方子藩、郭元興等近現代著名居士，或籍隸江蘇，或主要活動于南京、上海兩地。

　　(一)近現代佛教複興運動的啓動者和主力軍。

　　清末，衰邁至極的中國佛教，在西方文化的強力沖撞和太平天國等的破壞下，滿目瘡痍，凋零不堪。乃有大心志士，懷著滿腔拯世救國的熱忱，應時勢人心之需要，奮起振宗興教，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佛教複興運動。這場運動的啓動者、奠基者，當推楊仁山居士。無獨有偶，與楊仁山居士複興中國佛教相呼應，奮起複興印度佛教的元勳，也是兩位白衣居士——斯裏蘭卡人達磨波羅(1864—1933)與印度人安培多格爾(1893—1958)，前者曾來上海與楊仁山居士會晤，得到楊仁山居士的贊助。

　　楊仁山居士是當時曾考察西歐、具有世界眼光和科技知識的先進知識分子之一。他自25歲學佛起，立志在全球振興佛教，全身心投入弘法事業，四十余年奮鬥不息。歐陽漸總結其業績爲十大功德：“一者，學問之規模弘擴；二者，創刻書本全藏；叁者，搜集古德逸書；四者，爲雕塑學畫刻佛像；五者，提倡辦僧學校；六者，提倡弘法于印度；七者，創居士道場；八者，舍女爲尼，孫女、外甥女獨身不嫁；九者，舍金陵刻經處于十方；十者，舍科學技藝之能，而全力于佛事。”(《楊仁山居士傳》)其振興佛教的舉措，主要在刊印經籍、重興義學、辦學培育佛教人才叁大方面。楊仁山于1866年創立的金陵刻經處，至今已有130余年曆史，是國內現存最古老的出版機構，又是一集印經、流通、研究、講經、修學于一體的居士道場。在楊仁山居士親自主持的40余年間，該處共刻印經典兩千余卷，流通經書百萬余卷、佛像十余萬幀。其所刻經書校勘標點之嚴謹精細，至今猶爲學界稱歎。楊仁山居士針對禅宗流弊，力倡研習經論，諸宗並弘，尤提倡通徹唯識、因明，開一代研究佛教義理之風。他的佛學思想弘廣圓融，教宗賢首，行歸淨土，所著《等不等觀雜錄》等，見地真正，深徹法源。楊仁山居士以辦學育才爲振興佛教的關鍵，呼籲開辦釋氏學堂，並于1907年在刻經處開設“祗洹精舍”，自編課本，培養通達佛學和中西文字的僧俗人才二十余位。現代佛教革新運動的主將太虛大師，即爲祗洹精舍的學員。棲雲、仁山、了悟等現代名僧，亦曾就學于祗洹精舍。先後從楊仁山居士學佛的學者，還有歐陽漸、梅光羲、譚嗣同、桂伯華、李證剛、蒯若木、黎端甫、孫少侯、李澹緣、高鶴年、章太炎、謝無量等人，其中頗多政界、學界、教界的一流英才。正如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所說：“故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會。”

　　楊仁山開創的佛教文教事業，由歐陽漸、呂澄等繼承發揚，繼續校刻經典，研究義學。歐陽竟無于1914年在金陵刻經處設立研究部，招收學員，研習佛學。1922年，經過數年籌備的“支那內學院”在南京正式成立，歐陽漸任院長。這是一所由居士主持的高級佛學院，設學問、研究、法相大學叁部，學風頗爲嚴謹。該院開辦30年間，先後培育僧俗學人數百人，著名學者湯用彤、梁漱溟、熊十力、景昌極、缪鳳林、黃忏華、田光烈等，皆出“內院”，梁啓超亦曾赴內院聽歐陽竟無講佛學。內院輯印的《藏要》，選擇精當，校刊嚴謹。歐陽漸著述《竟無內外集》精深宏博，爲現代佛學名著。其弟子和得力助手呂澄，精通梵、巴、藏、英、日多種文字，其研究範圍廣羅印、漢、藏諸系佛學，著述等身，形成了獨特的研究方法，爲現代佛學研究的巨匠。

　　除楊、歐、呂師徒叁代之外，近現代投身佛教文教事業、大興義學的居士還有不少。如維新派名士狄葆賢在上海創辦《佛學叢報》，舉薦、資助月霞法師創辦華嚴大學，與葉恭綽居士等發起影印《碛砂藏》流通，有佛學論著《平等閣日記》等傳世。江味農(1872—1938)與蔣維喬、徐蔚如等創立北京刻經處，校訂敦煌卷子中的古寫本佛經，講經論于上海，其《金剛經講義》至今仍流通于教界。徐蔚如又創立天津刻經處，校刻經典近二千卷。丁福保(1874—1952)在上海創醫學書局兼印佛教書籍數十種，暢行國內，其所編《佛學大辭典》苞羅宏富，多次再版，至今仍爲國內最暢行的佛學工具書。範古農(1881—1951)多年任上海佛學書局總編輯、《佛學月報》主筆，編輯《海潮音文庫》、《佛學百科叢書》，影印宋版藏經，常講經說法，其《古農佛學答問》等著述，影響頗大。韓清淨在北京組建法相研究會、叁時學會，率衆精研唯識學，學風謹嚴，著述宏富，與內院歐陽漸並稱唯識學兩大家，有“南歐北韓”之稱。其弟子周叔迦(1899—1970)在北京創辦中國佛教學院、中國佛學研究會，培育人才，研究佛學，編刊《微妙聲》、《佛學月刊》等，先後執教于北京多所大學，講授佛學，有《周叔迦佛學論著集》傳世。此外，精究佛學、以文字弘法的居士陣容甚爲壯大，著名者有梅光羲、桂伯華、謝無量、蔣維喬、黃忏華、李證剛、劉洙源、唐大圓、史一如、高觀如、顧淨緣、朱芾煌、朱鏡宙、王弘願、王恩洋、王季同、尢智表、李圓淨、賈題韬、郭元興、南懷瑾、張澄基等數十百人，其佛學著述的數量和質量，及社會影響之廣，均不在比丘僧法師輩之下。李證剛、周叔迦、蔣維喬、景昌極、缪鳳林、熊十力、虞愚等以學者身份講佛學于學術界與高校，使佛學在知識界蔚爲顯學，在社會思想文化園地裏大放異彩。王季同、尢智表、王守益等以科學家身份弘揚佛法，融通佛學與科學，影響不小。

　　近現代居士中，有不少軍政界顯要人物，如熊希齡、段祺瑞、曹锟、吳佩孚、孫傳芳、徐世昌、程德全、林森、戴傳賢、居正、吳忠信、屈映光、葉恭綽、靳雲鵬、陳元白、蔣作賓、李根源、趙恒惕、唐繼堯、李子寬、陳銘樞、胡瑞霖、王柏齡、朱子橋、施省之等，皆皈依佛教，熱心護法。民國初曾任國務總理的熊希齡居士，被推爲中華佛教總會會長，以其職權政望保護寺産，後來被聘爲支那內學院院董，與梁啓超、蔡孓民等聯名呈請中央政府，撥助基金十萬元。曾任國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好佛茹素，與太虛等發起興建南京中山陵前藏經樓，影印龍藏十五部，並敕令有關部門保護棲霞寺産，製止廟産興學風潮。戴傳賢學兼顯密，有佛學論著多種，力論振興中國必振興佛教，主張改革宗教，革除朽腐，一生護持佛教甚力。曾任南京臨時政府內務總長的程德全居士，于1922年面請徐世昌總統，修改管理寺廟條例，保護佛教權益。曾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的葉恭綽居士，熱心襄助歐陽竟無辦支那內學院、谛閑法師建觀宗學社、倓虛法師建青島湛山寺，于上海成立法寶圖書館，發起影印續藏、碛砂藏以及《宋藏遺珍》。曾任桂軍司令的陳元白、任至內政部長的蔣作賓及曆任湖北財政廳長等職的李子寬等居士，熱心護持太虛大師的佛教革新事業，出力不少。曆任雲南副司令、陝西省長、雲南監察使的李根源，受虛雲和尚影響而信向佛教，有修葺玄奘墓塔、重修南華禅寺、邀請太虛大師重整雞足山佛教等護法舉措。曾任江蘇省建設廳長、皈依印光大師的王柏齡，護持佛教不遺余力，對振興揚州佛教貢獻尤巨。曆任浙江都督、山東省長、內務總長等高官的老光複會員屈映光，及任廣東省主席、行政院代院長等職的陳銘樞，一密一禅，積極護法，後者建國後任中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爲《現代佛學》雜志社和中國佛教協會的重要發起人。朱子橋居士在任中東鐵路護路總司令兼地方長官期間，協助倓虛法師建寺辦學，振興東北佛教，抗戰中在陝西放赈時，重修塔寺，興辦佛學講習所、慈恩學院，影印《碛砂藏》、《趙城藏》，于振興西北佛教貢獻巨大。近現代名居士中，如梅光羲、黃涵之、蔣維喬、江謙、謝健等，也皆曾身居顯要。

　　近現代居士中，還有一批工商界人士，他們以雄厚資財資助佛教事業，爲佛教複興運動提供了物質基礎。如武漢巨商王森甫、在上海經營藥廠的玉慧觀，皆皈依太虛大師，對大師在武漢、上海推進佛教事業捐資甚多。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王一亭、聶雲臺、馮夢華、方子藩、聞蘭亭、簡玉階、簡照南等，皆爲佛教護法。王一亭爲著名畫家，曆任中國濟生會會長、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長、上海佛學書局董事長，一生對佛教及慈善事業捐資甚巨。實業家簡照南、簡玉階兄弟將其住宅南園(“覺園”)捐給佛教，成爲上海佛教淨業社和上海佛教居士林的會址。

　　近現代廣大居士不僅熱心護持佛教、弘揚正法，而且多解行相應，精進修持戒定慧，尤以虔修淨土法門者爲多。如楊仁山居士日理衆務，夜修禅觀，念佛不辍，數十年如一日。夏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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