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說《雜阿含》(卷七)　　

　　第一叁九經(憂惱生起經)：

　　本經敘述憂悲惱苦之起因，乃在于有我見。聖弟子得正慧之故，能盡苦邊。

　　本經所述與136經大致相同，只是問題的側重點有所差異。佛陀開示比丘道：

　　“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系，何所著，何所見我(認爲什麼是“我”)，若未起憂、悲、惱苦令起，已起憂、悲、惱苦重令增廣？”——到底緣于何種因素，而使那些未生起的惱苦生起，使已生起的惱苦一再地增廣？

　　佛陀對此問題的解答是：“色有故，色起，色系、著故，于色見我，未起憂、悲、惱苦令起，已起憂、悲、惱苦重令增廣。受、想、行、識亦複如是。”

　　“色有”，是指色本來是一種客觀存在，但是我們緣于“色”，從而産生“色起”。我們一旦對色産生了好感、歡喜之心，于是就産生了以自“我”爲中心的利己思想。如果“我”字當頭，“利”字當頭，那麼就必然會帶來一系列的“憂、悲、惱苦”，這些東西在我們心海裏開始時蕩起層層漣渏。如果控製得不好，必然會掀起滔天巨浪。如此以往，我們的心情再也難以平靜下來，最終會憂愁不絕，麻煩不斷。

　　在很多時候，我們會看到曆史上的很多隱士，能夠做到心態平和，意志恬淡，後世很是景仰。其實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身處桃花源中，所謂爾虞我詐、勾心鬥角也未必就會鬧騰得多麼厲害；然而當我們處于複雜的多變的社會大染缸中，就很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講的就是這個道理。無論在佛陀時代，還是在當今社會，人際關系都會比較複雜；而縱觀眼下社會，各種關系更是錯綜複雜，千頭萬緒，讓人摸不著南北。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講，人是“社會”的人，是“環境”的人；人不是孤立的、抽象的單個體，而是各種關系的複體體，甚至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在這種複雜的社會關系中，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保持一份恬淡的、淳樸的初始心態，那是極其不容易的。

　　佛教的任務正是源于此種要求。在現實中很多人對佛教都産生了嚴重的岐義理解，認爲佛教是一種不太積極的、帶有濃厚的偶像崇拜情結的、甚至是摻雜幻想的迷信教派。這些都是對佛教的極端偏見與無知。如果我們認真地研習一下佛陀在原始經典中的最初教導，便可以發覺這樣一種現象：佛陀不太主張離開現實世界去成就自己的道業，甚或主張叁世諸佛教是在人間成佛，而絕不在天上或其他地方成佛。現實世界的本質雖然是苦的、並不是令人樂觀的，然而正是人世間——各種糟糕的各種環境的揉合體，卻是磨煉我們心志的絕佳場所。地獄道(餓鬼道)太苦楚，畜生道太弱智，修羅道太嗔恨，天上又過于幸福，因此只有人間才是既有樂也有苦、“樂少苦多”的理想修行地。在人間裏，六道情狀悉可洞見：水深火熱、衣食無著的窮人，揮霍無度、投機鑽營的富人，巧取豪奪、工于心計的官人……六道中的餓鬼相、畜生相、地獄相、修羅相等等，在人間皆能找到它們的影子。

　　那麼在人世間中，我們如何修成一個“完成人格”的超然于六道的賢聖者呢？其實入門並不難，還是要從五陰入手，從對所謂“一切非我、非異我、不相在”的觀照入手。就是說，在當前的社會大環境下，再回到遠古的“青燈黃卷”、山林僻靜之處去修行，顯然不可能，也完全不現實。既然身體上做不到，心裏上做到則是完全可能的。色身是可以束縛的，而我們的“心”則是獨立的、超然的、自由的，它可以輕而易舉地回到漢唐時代、孔子時代、釋迦時代，甚至更古的類人猿時代。“自性清淨”的本意，就是讓我們的心境返樸歸真，回歸到我們的“本來面目”上去。這個“本來面目”，也就是等于大乘《法華經》中所主張的“法華面目”。什麼叫“法華面目”？亦即人人皆成佛道、我們各自擁有、不需籍助外來力量、每個人都能自證獲取的那副面目。

　　如果我們在對待五陰的問題上態度端正了，思想純潔並付諸實際行動了，那麼將會“不複堪任作身、口、意業，超叁惡道”。最後，“正使放逸，諸聖弟子皆悉決定向于叁菩提(正覺、解脫)，七有天人往生(須陀洹果)，作苦後邊”。也就是說，不僅可以做到不會淪墮叁惡道，而且趣向佛道，也是早晚的事情。

　　第一四○經，重點爲淨信四谛之理；第一四一經，重點爲淨信四谛、叁寶之理；一四二經至一四七經，雖側重點稍有不同，然義理大致相當，此處述略。(2月19日)

　　注：

　　正使放逸——“正使”即“假使，假如”；“正使放逸”從字面上看，其意是“即使再怎麼放縱自己，但聖弟子也不會放逸自己的”。它的意思與“隨心所欲，不逾矩”有些相近，可以理解爲“即使聖弟子的修行進程再怎麼緩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