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期與數碼化時期交替的過程中。電子化不僅能大大縮小大藏經貯存的空間，還將改變佛教大藏經的流通方式，從而加快了大藏經的普及與應用；研究者也可在計算機上閱讀經藏，並通過檢索手段迅速地獲取相關數據。當然，無論計算機技術如何發展，宗教信仰者實際證悟的修行生活體驗依然需要通過平靜地閱讀經藏獲得更多的提升，依靠指端敲擊鍵盤顯而易見不能完全替代，因爲微妙的心靈感受必須靠一頁一頁讀誦經典才有可能得到。
叁、漢文大藏經整理傳譯的時節因緣
佛經原出于古代，是用文言文譯寫的，佛教術語名目獨特，寓意深奧，這又給閱讀者帶來很大的困難。⑹ 因此，佛教在傳播過程中，佛經翻譯成爲佛教傳播的重要因素。從文化傳播與交流的角度看，佛經翻譯不僅是一種簡單的符號轉換過程，而是將一種語言承載的文化信息用另一種語言轉換過來，從而推動文化的傳播、促進文化間的交流與融合。綜觀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佛教在中國漢地實施的文獻傳播方式是按照佛經漢譯→漢文經錄編撰→漢文大藏經刻印這一曆史進程進行傳播的，在這一曆史進程中叁者之間彼此關聯，發揮著其特定的傳播功能，從而促進了佛教在中國漢地的成功傳播。在佛經漢譯過程中，佛教文獻的傳播主體創製了一套有效的精神文本，這種有效文本在符號表達、思維方式、當下利益上與受傳者保持親近，從而保證了傳教的成功。佛教在向中國漢地實施傳播的過程中，面對中國本土文化和語言差異的阻礙，爲擴大自身在時間空間上的影響，妥善處理傳播中的各種社會關系，佛教選擇了依靠神異道術、依附中國本土文化、依附封建王權、重視與士大夫交往結納和以通俗簡易之道教化民衆的傳播策略。這些傳播策略是成功的，效果是顯著的，達到了其傳播佛教的目的。⑺這也直接影響著佛經翻譯的組織形式、翻譯的標准、策略、方法與技巧，從而使佛經翻譯在不同時期彰顯出不同的特點。
1、中國曆史的發展爲漢文大藏經的傳譯提供了拓展的空間。
翻譯作爲某個譯者的個體活動，其動機和影響具有偶然性和不確定性。但當某類翻譯活動成爲具有一定的規模性和持續性的集體活動時，則必定有其深層的社會文化原因，同時也必定會對所在地區的社會、文化造成相當深度和廣度的影響，佛經翻譯亦是如此。佛經翻譯的産生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著密切的關系。西漢末年與東漢初期政治腐敗，各種自然災害接踵而至，人們渴望有一種精神力量來慰藉和解脫自己，從而爲佛教的傳入與佛經翻譯提供了社會條件。東漢時期思想及文化的變化爲佛經翻譯提供了客觀條件。“先秦諸子學說紛紛再興……中國的思想文化進入了一個多元、理論系統日漸續密的百家爭鳴的全新時代。”(方立天，2004)這種思想文化狀況既爲佛經的翻譯與佛教的傳播留下了空間，也爲佛教的發展創造了一種適宜的文化氛圍。
2、佛教的圓融思想爲漢文大藏經的傳譯提供了必要的保證。
佛經翻譯之所以形成中國第一次翻譯高潮，不僅由于當時的客觀曆史條件影響，佛教的“圓融”思想也起著關鍵作用。“圓融”思想賦予了佛教特有的開放和包容的性質，因此佛教傳入中土之初，在保持自己特性的前提下，即能與中國傳統的各家學說互相交流，對儒、道之學采取順應、融會的態度，效仿其淑世化民的正面社會作用。佛教五戒融會儒家之五常，借道家之用語翻譯佛典，“增加及融合了同期中國思想的主流。”(許裏和，1998)從而使佛教與中國本土文化渾然一體，爲自己不失時機地進入中國文化圈提供了一個必不可少的前提，也爲自己的譯文找到了接受者。
由于中國傳統文化“和合”的精神本身與佛教的思想極具相似性和相通性。因此在佛教傳入中國的過程中與本土文化相融互攝、相得益彰，促進和完善了中華文明。由于佛經翻譯采取了讓中國人容易理解、便于接受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佛教與中國文化相互融合的曆史進程，從而使佛教最終成爲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儒、釋、道”叁家和諧並立的局面。因而，在佛經翻譯和佛教發展的過程中，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始終處于相互借鑒、相互補益的良性循環關系中。
3、本土信仰需求爲漢文大藏經的傳譯提出了明確的取向。
佛教在中國初傳時有一個依附中國傳統文化的階段，這一策略必然深刻影響到以傳播佛教爲目的的佛經翻譯。爲了有利于佛教傳播，佛經翻譯必須考慮到中國讀者和廣大信衆的實際需求層面的理解水平和接受能力，于是調適便成爲佛經翻譯的主要策略。與佛經翻譯初期的歸化策略相適應，在佛經翻譯的發生期，譯音多采用格義、比附等翻譯方法，借用儒家、道家的術語來表達譯文，從而使更多的中國人理解、接受佛教思想。
成功的翻譯就是一次成功的文化傳播，佛經翻譯一開始並非是一種單純的文本轉換活動，而是著眼于傳播。它是“一種目的性行爲，但是這種“目的”並不完全取決于譯者個人，因爲譯者並不享有完全的自由，他們也要受到主體文化目的的製約。”(張春柏，2005)它的組織形式、方法、技巧、原則和標准等，都在隨著中國本土文化和各種文本外因素的發展變化而變化。
從唐朝開始，著名的翻譯大師玄奘所運用的翻譯技巧有補充法、省略法、分合法等，幾乎囊括了現當代常用的各種翻譯技巧，從而使譯文達到了內容與形式的高度統一。與中國傳統文化水乳交融的高水平佛經翻譯，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不知不覺中便接納了佛教及其教化思想。從譯者隊伍來看，佛經翻譯始終向著更加成熟、完善合理的體系發展。在佛經翻譯的初期，其組織形式爲私譯，譯者多爲外來僧人，翻譯活動也以他們爲主。從佛經翻譯發展期到隋唐的成熟期，越來越多的佛教徒西行求法，精通梵漢雙語的人也越來越多，佛經翻譯的組織形式轉爲官譯，譯場內部分工很細，這種翻譯組織形式至今仍影響著當代的翻譯活動。
4、佛教自身成長爲漢文大藏經的傳譯提出了緊迫的時代命題。
佛教的自我繁衍、自我整合、自我更新、自我再生的機體功能，注定了佛教在內外因緣變異的逼迫下，必然會自我調節、適應社會。佛教在中國的存在形式，就是本土化或中國化。因緣和合，如何弘揚佛教的優良傳統，更好地爲構建和諧世界發揮積極作用，實現“弘揚正法，化育衆生”，這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重要課題。
我們以爲，當代的首要任務就是佛教經典現代化，即運用現代語言對佛教哲學範疇做出當代人易于聽懂看懂的表述；對佛教哲學範疇進行新的诠釋，包括推導出合乎邏輯的引申義；結合社會實際問題，有針對性地闡發範疇涵義；闡揚範疇中所包含的真理因素、智慧成分、合乎社會發展的內容，即闡發範疇中所包含的積極的理論思維成果；提出符合客觀實際、適應時代需要的新範疇。
四、當代漢文大藏經整理傳譯有待進一步重視的幾個問題
1、在有關漢文大藏經的研究方面，我們應該加強對漢文大藏經在新時期的編撰和大藏經數碼化等方面的探討。
近些年各種版本的大藏經陸續被整理出版，是前所未有的好現象。但是，絕大部分是古本佛經的翻印。古本佛經對于學界和教界而言，在版本、文獻上的意義非常大，但是，在實用價值上，就差了很多。要編出一部既能滿足佛教信奉者供奉詠誦的需要，又要供全國各界人士用來閱讀、研究的可信的文獻資料，就要超越古人以某學派、宗派爲尊的宗派成見，要盡力避免已出版的十幾種大藏經的印刷造成的差錯，還要吸取過去已有佛教大藏經的特點，不抱成見，亦不盲目崇古，使其成爲一部符合時代要求、反映時代面貌的佛教全書。⑻ 因此，大藏經的整理工作應該從如下幾個層面增強其實用性：
(1)、對于重要的大藏經要進行錄入、句讀、校對，以適合現代人閱讀的簡體字重新排版印行。目前，李家振先生、李富華先生組織對《趙城金藏》進行校對，工作進展非常有效果。據悉，中國書店不久即將推出《乾隆大藏經》排錄本，河北佛協不久前推出《淨土藏》排錄本，即將推出《禅宗全書》排錄本。這些都是值得褒揚的。
(2)、對于所有的大藏經典要進行提要和導讀。爲了便于當代人使用，對所有佛經進行提要和導讀，顯得非常必要。目前，上海古籍推出的陳士強《大藏經總目提要》，只完成了叁藏之中經的部分，而且是依據《大正藏》的基礎目錄進行的，沒有涵蓋所有的經。因此，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
(3)、要盡快地對所有的漢文經典進行有序性地白話傳譯。漢譯佛典盡管非常重要，但是其曆來沒有受到人們應有的重視。過去的學者中很少有人讀佛典，而研究佛教的學者則認爲：漢譯佛典不僅難懂，而且同梵語、巴利語佛典相比只不過是二手數據而已。但是，思想必須通過語言表現，通過語言流傳，語言是思想的載體，思想並不能脫離表現它的語言，而是存在于表現它的語言之中。不正確地捕捉語言，便不可能正確地理解思想。所以，對所有的漢文大藏經適時進行有序性地白話傳譯將有助于正確的闡述和理解佛教思想。
2、我們對于當代漢文大藏經整理傳譯的一些實操性建議
正確地讀懂漢譯佛典是佛教信仰者和研究佛教的學者不可缺少的基本功。但是，漢譯佛典中出現的特殊的，或是口語的詞彙、語法在漢語辭典、語法書中及少能查找到，這就加大了正確讀解漢譯佛典的難度。從中國傳統文化比較學角度研究漢譯佛典語言的另一個難題就是其解釋往往停留在佛典以外的文獻中相類似的用法的比較，沒有充分表明漢譯佛典的特征。而且古譯佛經一般信衆很難讀懂，如果不參考梵本或者是巴利語、藏語的經典的話，不僅不能理解，而且可能會誤解原意。
鑒于上述原因，我們對于當今時代漢文大藏經的整…
《淺談當代漢文大藏經整理傳譯之方向》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