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弟，是指堪薩仁寶哲及我自己親自管教及共同生活的親徒。他們大多是無父無母的可憐孤兒，最小的是五歲。此外，管教在印度轉世的第叁世薩巴仁寶哲也是我的責任，這時他只有六歲。這些小孩子很難管教，他們在白天喜歡到處玩而不願學經，在晚上又哭著叫媽媽。我在堪薩仁寶哲閉關叁年時，直至一九八六年赴澳洲弘法間，一直在同時間中擔任師長、監護人乃至小和尚的爸爸與媽媽等身份，所感到的痛苦恐怕不低于坐牢及被判勞改時所體驗的！在小僧病時，我要日夜不眠地照顧，夜裏更幾乎是沒時間睡覺。在他們頑皮時，要打又怕下手太重，打得輕他們卻完全不改，這令我很是爲難。在這期間，我才明白到年幼時我的管教師長之苦處，心中對他的感激又再加深了一重。
到了七十年代末，印度色拉寺的新僧人數目已達一千個左右。除了藏族學僧外，此時寺院中也有來自西班牙及美國的洋轉世者，又成立了前所未有的洋學僧僧堂，後來又來了一個黑人學僧。在我所屬的嘉絨僧堂中，來了一個美國學僧。這學僧畢業于美國名大學，是曾得美國總統召見及贈以獎牌的高材生。他的藏語說得與藏族一樣，學習成績也不錯。後來他又爲昧院的擴建及日漸增多的僧衆而經營鑽石生意，在短短幾年內便成爲了世界鑽石業內的知名人物，但同時仍繼續學業，最終成爲了曆史上首位美國藉“格西”。在近年，他在外蒙古弘法，甚至被邀在電視直播中說法。由于他是洋人而又具有藏傳佛教中的“格西”學銜，他在外蒙古受到了日益崇洋的年青蒙族刮目相看，紛紛重投外蒙古的傳統佛教信仰。故此，他在外蒙古的影響力甚至比派中許多長老還大。
在一九七九年初，色拉寺昧院命我代表院方到錫金甘托克辦事，所以我便前往該地。在甘托克，我一住便住了兩年多(由一九七九年四月至一九八二年)，其間爲當地藏民開示及授予延壽隨許加持等。
在一九八零年一月，我收到了回鄉老父逝世的惡耗，便爲他修持忏淨法，又與暫住常地的幾位上密院僧人每七天修法一次，更把家父遺骨請宗座及赤江仁寶哲等大師加持超度。對家父的逝世，我並不感到太悲傷，反而汏爲家父在死後能得這麼多的大師親自超度，而感到安忍。自此，我便在日常功課中加誦一千次觀音真言，以這功德每天回向予父親(幾鴾後，家母亦相繼過世了)。
咺托克是一個殊勝的聖地，而且是甯瑪派蓮華生祖師修持之地。在返，我的心境的確較住在其他地方時平靜，就連夢境亦特別清晰與吉祥。于甘托克居住期間，我幾乎每晚都有吉祥的夢兆，其中有數次我在夢中見到自己在漢地身爲領袖的過去生。
在離開錫金後，我又回到了南印度色拉寺，繼續擔任照顧堂中年青僧人的工作。
在一九八二年，有一位只有十八歲的澳洲青年格頓(KritonGleen)成爲了我的長期施主。這個年青的洋人自幼跟一個韓國人學武，同時以打理練武道場的工作及雜役代替他所不能負擔的學費，因此很得其武術師父的賞識，對他更授以針炙等東方醫術。在他的師父死于交通意外後，他便繼承了其師之武術學院及醫館。由于格頓自幼便接觸東方文化，又曾與其武學師長建立了東方式的師徒關系，他漸漸便對東方的宗教文化感到興趣，于是便成爲了我的施主，把每月僅用剩的少許錢供養我。這個施主後來成爲了唐手道武術的大洋洲總教頭及美國一些官方單位的特種部隊教練。在他的武學道場中，學生上課前必須靜坐修心，又要學習培養慈悲心及武德，與其他的澳洲武術學院很不同。在依止叁寶後，這年青人信仰極真，沒多久後又進行了一次長閉關，堪稱十分精進！
在同年，中國大陸在粉碎四人幫後漸漸開放宗教政策，允許西藏寺院作有限度的重建，大藏寺也被批准修複建築。在這時，我在多年來初次興起了恢複大藏寺的希望，但卻不知從何開始。
在一九八五年，已赴澳洲弘法的路敦長老要求我到澳洲協助教授他的洋人徒弟。我當時心想：“印度色拉寺現已上了軌道，大藏寺則暫時無法集資重建，倒不如暫去澳洲弘法！”。當時我完全沒有向洋人說法的經驗，心中也有多少擔心不知是否應付得來，只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答應了下來。
在一九八六年，我的簽證終于獲批准了，我便動身遠赴澳洲｜一個我對其全無認識的異國。
第七章──到西方弘法
在一九八六年的某一天，我收到了往澳洲弘法的簽證。沒多久後(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坐飛機遠赴這片我在概念中完全沒有認識的土地。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乘坐飛機，但我的心情卻並非緊張，也談不上有甚麼興奮。
在澳洲雪梨，我再次見到幾年來一直供養我，又曾在印度碰過兩面之年青施主格頓。他在澳洲首府坎培拉居住，離雪梨只不過二小時車程。我們的會面十分愉快。作爲一個受供的僧人，我對這位年青小施主格頓有感激的情緒。作爲一位年長的僧人，我同時也很欣賞這個年青人對佛教的熱心。
澳洲這個西方國家的佛教發展，並非如我想像中之差。在雪梨，不但藏傳佛教的四個主流派別各有道場，其他漢傳佛教、日本佛教及南傳宗派也各有其信衆及中心。
我應邀弘法的道場，位于雪梨的一個小社區中，平時有一個洋僧及幾個信佛的洋人居住在內，在說法時則有幾十個對佛法有興趣的西人來聽講。
在起初到達時，我感到像年青時初到拉薩的情況，不單在生活習慣上難以適應，同時還因不懂英語而覺得自己像個啞巴似的。在飲食方面，澳洲的食物倒可說是極好，我並未感到有甚麼適應不來的情況。
在雪梨的六個月間，我每周授課兩、叁座，教的內容包括《菩提道次第廣論》等，由我的摯友哲布尊丹巴法王的公子濤石仁寶哲(他也是印度色拉寺的僧人)翻譯爲英語。
我與雪梨的洋弟子談不上有太親厚的感情，也沒有太多的交流。在我的心中，我自視爲一個過客，只盡能力教授一下佛法，對于洋人聽衆是否能得益，我抱懷疑的態度。終究來說，雙方的文化背景差天共地，他們的一些想法令我感到不易轉化。也因爲這個原因，我在這期間也從未生出要學好英語的決心。
雪梨的這間佛法中心，有一個洋僧人。當時我的佛法講座聽衆數目不太穩定，有時會有幾十人來，有時卻只有幾個人到場。這洋僧看到了此現像，感到很氣餒，我安慰他說：“拉薩曾經有一位大師，一片苦心地准備傳授《甘珠爾》的整套傳承。在叁年中，他有時在山上教授，有時在河邊講課。開始時有許多人聞法，但最後卻發現叁年來把全部教授聽齊了的弟子只有一人！我們弘法的人，盡心力即可，對成果不必介懷，這是聽者的因緣，並非我們所能主宰！”。
在這半年中，我從旁觀察，對洋人的心態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洋人的物質生活十分豐裕，一切所需都不缺少，政府又有完善的社會福利，所以他們從不需爲生活而操心。然而，他們的心靈卻十分空虛，心中感到不滿足，所以在西方社會中有極多患精神病及自殺的人。這剛剛與西藏人相反。西藏人物質生活條件可說極差(但其實我在西藏時，由于沒有比較，倒不太覺得如此)，但心靈卻十分充實滿足。由此可以印證佛陀的教法｜物質享受的確並非達致快樂之道，只有心靈的滿足才是趨向快樂的正確路向。在學佛方面，洋人的態度與亞洲人也截然不同。洋人對佛法，抱的大多是好奇及研究的心態，對聽課及學習理論他們十分熱衷，但說到修行方面，他們卻大多提不起興趣，甚至在求受灌頂傳法後，對灌頂後必須遵守的誓戒亦往往置諸不理。在聽課時，洋人大多喜歡聽新的、深妙的哲理，而不願先打好基礎的理論底子。我們西藏人，一般都是以傳法的法師意見爲重，由法師視乎聽課者的程度及需要而應機說法。在西方，卻常見令我感到到很痛心的情況，講法的法師往往會被要求說一些能保證出席率的內容，而並不是被請求說對聽者最有利益的環節。
西方的佛法中心，還有一種令我反感的做法，對聞法者索取門卷費用，就像是電影院憑票入場似的。從這些中心的主持人角度來說，他們的確也有苦衷。在西方，來聽課的洋人大多並沒有捐錢資助弘法中心的習慣，但一間弘法中心卻的確有電費、租金、水費、法師飲食等支出必須支付，否則就只好關閉中心，佛法也弘不下去了。洋人對收費聽課倒並不介意，反而認爲是天經地義的事，十分樂意付門票，但在此之上卻不會多捐一毛錢。由于西方國家中的一些邪教及新興宗教大多采取免費入場的做法，佛法中心若不收費，有時反而會被人誤以爲是邪教，令人啼笑皆非！以上所說的收費情況，我作爲一個思想老派的僧人，實在不能認同，但在當地的實際情況下，我也的確提不出更佳的解決方法。在只有西人參加的弘法中心，這種令我反感的做法也可行，中心勉強能維持下去，聽衆也不覺得付費學法有甚麼問題，反倒只有我這個作客的講師感到不安。有些其他的弘法中心，既有洋人參加，同時也有漢人及越南人參加，情況便變得進退維谷了。亞洲人對聽法要收費的製度感到難以接受，反而樂于在不收費情況下捐助比門票款額更高的自願捐款。但如果采用這種自願製度，洋人卻一就是毫不捐獻而令中心難以維持下去，或就是因爲把這中心誤視爲同樣不收費的新興宗教而索性不來。
對洋人弘法，與在亞洲弘法很是不同。很多洋人對佛法都抱研究及好奇的心態來聽法，他們並不一定是叁寶弟子。別說其他，就先說說法前的一些傳統，例如聞法者應對說法者恭敬頂禮叁次才坐下聞法的佛教傳統，很多聽者便就不願依循。這種傳統其實是對佛法的尊重表現，但在西方往往卻被視爲一種個人崇拜，頗爲洋人所介意。在說及敬師、孝順父母及因果業力時，洋人往往也感到不易接受。他們對聞法很多時只視爲聆聽演講，並不生出尊敬的心，純粹只是學問的累積。對于師長，他們並不認爲應該尊敬依止，反倒有時會視師長爲他們所開辦的…
《浪丐心淚──大藏寺祈竹仁寶哲自傳》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