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弟，是指堪萨仁宝哲及我自己亲自管教及共同生活的亲徒。他们大多是无父无母的可怜孤儿，最小的是五岁。此外，管教在印度转世的第三世萨巴仁宝哲也是我的责任，这时他只有六岁。这些小孩子很难管教，他们在白天喜欢到处玩而不愿学经，在晚上又哭着叫妈妈。我在堪萨仁宝哲闭关三年时，直至一九八六年赴澳洲弘法间，一直在同时间中担任师长、监护人乃至小和尚的爸爸与妈妈等身份，所感到的痛苦恐怕不低于坐牢及被判劳改时所体验的！在小僧病时，我要日夜不眠地照顾，夜里更几乎是没时间睡觉。在他们顽皮时，要打又怕下手太重，打得轻他们却完全不改，这令我很是为难。在这期间，我才明白到年幼时我的管教师长之苦处，心中对他的感激又再加深了一重。
到了七十年代末，印度色拉寺的新僧人数目已达一千个左右。除了藏族学僧外，此时寺院中也有来自西班牙及美国的洋转世者，又成立了前所未有的洋学僧僧堂，后来又来了一个黑人学僧。在我所属的嘉绒僧堂中，来了一个美国学僧。这学僧毕业于美国名大学，是曾得美国总统召见及赠以奖牌的高材生。他的藏语说得与藏族一样，学习成绩也不错。后来他又为昧院的扩建及日渐增多的僧众而经营钻石生意，在短短几年内便成为了世界钻石业内的知名人物，但同时仍继续学业，最终成为了历史上首位美国藉“格西”。在近年，他在外蒙古弘法，甚至被邀在电视直播中说法。由于他是洋人而又具有藏传佛教中的“格西”学衔，他在外蒙古受到了日益崇洋的年青蒙族刮目相看，纷纷重投外蒙古的传统佛教信仰。故此，他在外蒙古的影响力甚至比派中许多长老还大。
在一九七九年初，色拉寺昧院命我代表院方到锡金甘托克办事，所以我便前往该地。在甘托克，我一住便住了两年多(由一九七九年四月至一九八二年)，其间为当地藏民开示及授予延寿随许加持等。
在一九八零年一月，我收到了回乡老父逝世的恶耗，便为他修持忏净法，又与暂住常地的几位上密院僧人每七天修法一次，更把家父遗骨请宗座及赤江仁宝哲等大师加持超度。对家父的逝世，我并不感到太悲伤，反而汏为家父在死后能得这么多的大师亲自超度，而感到安忍。自此，我便在日常功课中加诵一千次观音真言，以这功德每天回向予父亲(几鴾后，家母亦相继过世了)。
咺托克是一个殊胜的圣地，而且是宁玛派莲华生祖师修持之地。在返，我的心境的确较住在其他地方时平静，就连梦境亦特别清晰与吉祥。于甘托克居住期间，我几乎每晚都有吉祥的梦兆，其中有数次我在梦中见到自己在汉地身为领袖的过去生。
在离开锡金后，我又回到了南印度色拉寺，继续担任照顾堂中年青僧人的工作。
在一九八二年，有一位只有十八岁的澳洲青年格顿(KritonGleen)成为了我的长期施主。这个年青的洋人自幼跟一个韩国人学武，同时以打理练武道场的工作及杂役代替他所不能负担的学费，因此很得其武术师父的赏识，对他更授以针炙等东方医术。在他的师父死于交通意外后，他便继承了其师之武术学院及医馆。由于格顿自幼便接触东方文化，又曾与其武学师长建立了东方式的师徒关系，他渐渐便对东方的宗教文化感到兴趣，于是便成为了我的施主，把每月仅用剩的少许钱供养我。这个施主后来成为了唐手道武术的大洋洲总教头及美国一些官方单位的特种部队教练。在他的武学道场中，学生上课前必须静坐修心，又要学习培养慈悲心及武德，与其他的澳洲武术学院很不同。在依止三宝后，这年青人信仰极真，没多久后又进行了一次长闭关，堪称十分精进！
在同年，中国大陆在粉碎四人帮后渐渐开放宗教政策，允许西藏寺院作有限度的重建，大藏寺也被批准修复建筑。在这时，我在多年来初次兴起了恢复大藏寺的希望，但却不知从何开始。
在一九八五年，已赴澳洲弘法的路敦长老要求我到澳洲协助教授他的洋人徒弟。我当时心想：“印度色拉寺现已上了轨道，大藏寺则暂时无法集资重建，倒不如暂去澳洲弘法！”。当时我完全没有向洋人说法的经验，心中也有多少担心不知是否应付得来，只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答应了下来。
在一九八六年，我的签证终于获批准了，我便动身远赴澳洲｜一个我对其全无认识的异国。
第七章──到西方弘法
在一九八六年的某一天，我收到了往澳洲弘法的签证。没多久后(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坐飞机远赴这片我在概念中完全没有认识的土地。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乘坐飞机，但我的心情却并非紧张，也谈不上有甚么兴奋。
在澳洲雪梨，我再次见到几年来一直供养我，又曾在印度碰过两面之年青施主格顿。他在澳洲首府坎培拉居住，离雪梨只不过二小时车程。我们的会面十分愉快。作为一个受供的僧人，我对这位年青小施主格顿有感激的情绪。作为一位年长的僧人，我同时也很欣赏这个年青人对佛教的热心。
澳洲这个西方国家的佛教发展，并非如我想像中之差。在雪梨，不但藏传佛教的四个主流派别各有道场，其他汉传佛教、日本佛教及南传宗派也各有其信众及中心。
我应邀弘法的道场，位于雪梨的一个小社区中，平时有一个洋僧及几个信佛的洋人居住在内，在说法时则有几十个对佛法有兴趣的西人来听讲。
在起初到达时，我感到像年青时初到拉萨的情况，不单在生活习惯上难以适应，同时还因不懂英语而觉得自己像个哑巴似的。在饮食方面，澳洲的食物倒可说是极好，我并未感到有甚么适应不来的情况。
在雪梨的六个月间，我每周授课两、三座，教的内容包括《菩提道次第广论》等，由我的挚友哲布尊丹巴法王的公子涛石仁宝哲(他也是印度色拉寺的僧人)翻译为英语。
我与雪梨的洋弟子谈不上有太亲厚的感情，也没有太多的交流。在我的心中，我自视为一个过客，只尽能力教授一下佛法，对于洋人听众是否能得益，我抱怀疑的态度。终究来说，双方的文化背景差天共地，他们的一些想法令我感到不易转化。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在这期间也从未生出要学好英语的决心。
雪梨的这间佛法中心，有一个洋僧人。当时我的佛法讲座听众数目不太稳定，有时会有几十人来，有时却只有几个人到场。这洋僧看到了此现像，感到很气馁，我安慰他说：“拉萨曾经有一位大师，一片苦心地准备传授《甘珠尔》的整套传承。在三年中，他有时在山上教授，有时在河边讲课。开始时有许多人闻法，但最后却发现三年来把全部教授听齐了的弟子只有一人！我们弘法的人，尽心力即可，对成果不必介怀，这是听者的因缘，并非我们所能主宰！”。
在这半年中，我从旁观察，对洋人的心态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洋人的物质生活十分丰裕，一切所需都不缺少，政府又有完善的社会福利，所以他们从不需为生活而操心。然而，他们的心灵却十分空虚，心中感到不满足，所以在西方社会中有极多患精神病及自杀的人。这刚刚与西藏人相反。西藏人物质生活条件可说极差(但其实我在西藏时，由于没有比较，倒不太觉得如此)，但心灵却十分充实满足。由此可以印证佛陀的教法｜物质享受的确并非达致快乐之道，只有心灵的满足才是趋向快乐的正确路向。在学佛方面，洋人的态度与亚洲人也截然不同。洋人对佛法，抱的大多是好奇及研究的心态，对听课及学习理论他们十分热衷，但说到修行方面，他们却大多提不起兴趣，甚至在求受灌顶传法后，对灌顶后必须遵守的誓戒亦往往置诸不理。在听课时，洋人大多喜欢听新的、深妙的哲理，而不愿先打好基础的理论底子。我们西藏人，一般都是以传法的法师意见为重，由法师视乎听课者的程度及需要而应机说法。在西方，却常见令我感到到很痛心的情况，讲法的法师往往会被要求说一些能保证出席率的内容，而并不是被请求说对听者最有利益的环节。
西方的佛法中心，还有一种令我反感的做法，对闻法者索取门卷费用，就像是电影院凭票入场似的。从这些中心的主持人角度来说，他们的确也有苦衷。在西方，来听课的洋人大多并没有捐钱资助弘法中心的习惯，但一间弘法中心却的确有电费、租金、水费、法师饮食等支出必须支付，否则就只好关闭中心，佛法也弘不下去了。洋人对收费听课倒并不介意，反而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十分乐意付门票，但在此之上却不会多捐一毛钱。由于西方国家中的一些邪教及新兴宗教大多采取免费入场的做法，佛法中心若不收费，有时反而会被人误以为是邪教，令人啼笑皆非！以上所说的收费情况，我作为一个思想老派的僧人，实在不能认同，但在当地的实际情况下，我也的确提不出更佳的解决方法。在只有西人参加的弘法中心，这种令我反感的做法也可行，中心勉强能维持下去，听众也不觉得付费学法有甚么问题，反倒只有我这个作客的讲师感到不安。有些其他的弘法中心，既有洋人参加，同时也有汉人及越南人参加，情况便变得进退维谷了。亚洲人对听法要收费的制度感到难以接受，反而乐于在不收费情况下捐助比门票款额更高的自愿捐款。但如果采用这种自愿制度，洋人却一就是毫不捐献而令中心难以维持下去，或就是因为把这中心误视为同样不收费的新兴宗教而索性不来。
对洋人弘法，与在亚洲弘法很是不同。很多洋人对佛法都抱研究及好奇的心态来听法，他们并不一定是三宝弟子。别说其他，就先说说法前的一些传统，例如闻法者应对说法者恭敬顶礼三次才坐下闻法的佛教传统，很多听者便就不愿依循。这种传统其实是对佛法的尊重表现，但在西方往往却被视为一种个人崇拜，颇为洋人所介意。在说及敬师、孝顺父母及因果业力时，洋人往往也感到不易接受。他们对闻法很多时只视为聆听演讲，并不生出尊敬的心，纯粹只是学问的累积。对于师长，他们并不认为应该尊敬依止，反倒有时会视师长为他们所开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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