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弘法中心之雇员，动不动便把合约(由于申请签证，往西方弘法者必须签署应聘的员工合约)取出来对质，自视为说法者的“老板”。但我心想，佛法在西方终究只是刚刚开始弘扬，很多在佛法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传统事情，或许必须经过一段长时间才可以被正确接受吧！对洋人弘法，由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不少人在听法多年后也不能踏出完全依止三宝的一步。在他们的心中，去听一听佛法是不错的，其理论也似乎合理可信，但要成为一个“佛教徒”却是另一回事，他们心中始终有一重文化上的障碍不易打破。但也有另一种西人，他们在形式上刻意模仿西藏人的生活习惯，穿得像个半藏半洋的怪模样，但他们心面却往往没有佛法的“味道”。这一种外在上的模仿，实在并无意义。他们所学的只不过是西藏的文化及佛教的外在形式，并没有得到藏传佛教的精神。
在雪梨的期间，由于中国大陆的逐步开放，我收到了不少家书。家乡的人都希望我早日回乡恢复大藏寺及重弘因政治变动而近乎中断了的佛法。由于几十年来的政治情况，不少年青的乡人来信都写我看不懂的汉文，藏文反倒写不来。收到这些家书后，我虽对内地的最新政策情况不太了解，心中却实兴起了自一九八三年开始萌生、重建大藏寺的决心。在这期间，我又收到了来自德国的恶耗，知道我多年来的年老女施主家遭贼劫，她被杀害身亡。在此以后，我常常忆念这个异国施主对我的大恩大德。
有一天，一个叫林聪的年青汉族侨生登门来访。这个年青人生于香港，对佛法的追求有浓厚的兴趣及渴求，但却并未皈依三宝。当时正在大学上课的这位年青人，对我的第一个提问是：“我怎样才能培养出对众生的无私爱心？”。我在雪梨当时已住了近半年，觉得洋人都只喜欢提问一些深奥而哲学性的辩题，从没一个人提出这样的基本而有志向之问题。我深感与这位年青人的初次会面很吉祥，他的提问正显示了他对真理的热切追求，令我心中很是欢喜。在会面的几个小时中，他提出了几条很好的问题，我又趁机会叫他为我翻了几十封以汉文书写的家乡来信，一一作了汉文的回覆。他在会面的尾声，向我提出了求受观音灌顶的请求。我向他解释：“灌顶是一种对师徒双方都影响深远的誓约，师徒双方一般必须互相观察多年才可进行。你尽可多来信交流，灌顶之事日后才说吧！”。在他走后，我思前想后，觉得与这年青人或许有点宿世因缘，便叫人致电叫他翌日再来。在第二天，我特别为他举行了观音灌顶及授予三皈依。自此以后，林聪便成为了我的亲近弟子，双方关系亲如父子一般。
林聪为人勤奋聪明，对我的教诫学习得很快，而且工作能力极强。在后来的发展中，他成为了我的左右手，从日常琐事、说法翻译、弘法行程安排乃至后来重建大藏寺的事上，他都一一忠心地办妥，身份就如西藏传统中转世者府第管家一般。在后来众多的弟子中，也只有这位弟子能完全听懂我的憋扭英语(基本上是洋人完全听不懂的“英语”)，而且完全明白我的内心。在师徒关系方面，林聪可说是一个不错的弟子。他被我骂时从来不感委屈，在代表我办事时受到挫折也不曾抱怨。我在一九八九年至今，陆续在澳洲、加拿大及东南亚创立了一些弘法中心及慈善基金会，这些大多是林聪直接或间接的功劳。在重建寺院方面，他多次代表我往川北藏区观察工程，对寺院重建功不可没，深受我乡人的爱戴及敬重，我的家人把他视为家族成员之一。他对大藏寺发展的关心程度及工程的细节之熟知，或许比我还来得深！在摄受了林聪这个日后对我影响极深之弟子后不久，我便移居澳洲的另一大城市布里斯本弘法。本来在雪梨弘法半年后，我对在西方弘法没抱太多的希望，更曾一度向邀请我赴澳洲的路敦长老请辞要回印度，但长老力劝我继续留澳讲学，我才勉为其难地答应前赴布里斯本的弘法中心。
布里斯本属于热带天气，与印度某些省份的气候有点相像。这的生活节奏比雪梨悠闲得多，人也比较亲切和善。我居住在路敦长老驻布里斯本的弘法中心，其环境及情况与雪梨中心差不多。
我在布里斯本的日子比雪梨开心，在此中心传授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印度寂天大师所著之《入菩萨行论》、大威德金刚灌顶及全部传承讲解等。《大威德密续》本属无上瑜伽密法，并不普遍公开传授，但基于布里斯本中心弟子是路敦长老的多年弟子，与长老早有较密切的师徒关系之原因，我才未经传统的多年观察弟子而代长老传法。在这次灌顶时，在雪梨摄受的弟子林聪特意飞来参加，还带来了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香港朋友同受灌顶。这香港年青人后来也成为了我的一位较重要弟子，他在移民加拿大后，在当地为我创立了温哥华弘法中心。
在布里斯本期间，我在白天不讲经时，便与中心内的猫、狗作伴，天天在附近海边散步，生活倒算悠闲从容。林聪在这段期间中多次由雪梨来访，我们两师徒常结伴散步聊天，双方间的认识及感情增进了许多。在其他弟子中，有一位洋女人玛丽莎与我较亲近，她后来助我创立了驻在布里斯本的道场。在众多的西人徒弟中，这位女弟子与我的关系是最接近传统中之师徒关系的了，其他人与我之间只是半像施主、半像朋友的关系，难称为真正的弟子。
在布里斯本弘法一年多后，我又到了路敦长老驻西澳洲柏斯的中心。在这的洋僧人对我很尊敬(在我后来离开澳洲时，他泪如雨下如同与亲人分离一般)。柏斯中心的弘法事务不太繁忙，所以我便天天种花及打理中心的花园。中心的人都怕我操劳而叫我不需打理园艺，但我却颇为享受这种活动。
在柏斯，我遇上了一个马来西亚华侨吴明蕾。她本来学习藏传萨迦派教法，家庭生活并不太愉快。在我认识她后不久，她便成为了我较亲的弟子之一，心情也逐渐开朗起来。这个弟子后来创办了我驻柏斯的弘法道场，并在东南亚弘法事业上，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助缘。她的两个儿子及妹妹，后来也陆续与我建立起密切的师徒关系。在这段期间，我与一位天主教神父建立了友情，后来双方成为了极好的朋友。
在一九八九年，我在澳洲已住了两年半，心中仍未曾以此国家为自己的归属，于是便再度向路敦长老请辞，当时本意是想经印度回乡的。在长老应允了以后，我到了坎培拉向年青施主格顿告别。雪梨的林聪本来要到坎培拉向我道别，但因为他大学考试在即，我便改变行程到雪梨与他会面，住上了几天。在这几天中，林聪引见了多位汉人，我也应邀为他们传了许多法门。此时候，他们当中几个年青人求我日后回澳弘法，我不置可否，但心中感到与汉人似乎有点缘份，想日后再看情况才决定，本来心想永不会再回澳洲的念头开始动摇了。
在离开澳洲以前，我又与几位僧人为一群年青洋人举行了授僧戒仪式。这是我生平中第一次为白人剃度，心中很高兴见到佛法之西渐。
回到印度色拉寺后不久(一九八九年藏历六月初四佛陀初转*轮纪念日)，我的好友赤巴仁宝哲突然圆寂了。仁宝哲是比我年轻的一位高僧。在他圆寂后，我们在代理其遗产时，发现仁宝哲一生中虽收到极多供养，却把它们全再布施了出去，自己私存的钱财原来几乎不够吃一、两顿饭。一些年青的僧人，对仁宝哲的这种德行都十分敬重。在代理仁宝哲的后事时，我把平生的积蓄全数供养了出来支付各种支出，本来准备用作回乡的盘川都用光了，才被迫打消了回乡的想法。在这期间，澳洲的华侨弟子林聪等不断来信请求我回去，最后我便答允了他们的要求。
在回澳途中，我遇上了一些波折。途经泰国时，我因为没有澳洲的入境许可，即使仍持有效的签证也被拒上飞机而滞留曼谷。这时我的身上只有少许零钱，在语言沟通上也有问题(我不懂泰语，遇上的人大多不懂英语，懂英语的人却听不懂我的“英语”)。幸而泰国人不愧为佛化国家人民，他们对僧人的尊敬绝对不比西藏人低。一些陌生人在与我互相沟通不来的情况下，仍然为我提供了种种方便。在滞留后，我转回印度办手续，后又再飞往澳洲。
由于途中的波折，雪梨的汉人弟子都十分焦急。他们一方面不知班机到站时间日期及途经何国，另一方面又担心我不谙英语及身无分文。他们轮流在雪梨机场值班枯等，最后才把我接到了，为我安排在一间小屋中居住。
此后，我便在这小屋中创立了第一间佛教显密研修院。弘法及居住的地方虽然简陋，但这都是由一些苦学生省食省用供养的，所以我对他们学法的热情十分欣赏感动。
在后来的几年中，我的弟子由最初的几位汉族侨生发展至一批华侨，也有好些洋人来闻法学习。林聪在兼顾大学学业及兼职工作之余，还打点中心的一切事务，为弘法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柏斯、布里斯本、达尔文、蓝山及露莎几个地方，陆续有分院相续成立，其中有些以华人为主，其他的仍多为白人弟子社群，我也渐渐地开始有以澳洲为家的归属感(事实上，僧人本应是没有“家”的人)。
与我在我首次访澳时早已结交的天主教高伦神父，在此期间与我建立了更深的友情。高伦神父经常来探访我，谈的有时是社会文化、东西方宗教思想及比较等等，每次见面双方都感到很投契。神父比我年轻十五年左右，但他对东方思想及文化认识极深，对西方文学等也有极高造诣，把我的见识拉阔了许多。我的一生中，师长及弟子都不少，但平辈论交的友人却不多。高伦神父可说是我少数的平辈好友之一，而且是我唯一的一位异教及异族又真正交心的朋友。他对宗教及真理的追求十分热切，但却同时抱开放的态度，对佛法也有深入研究及很深的尊重。对异教的领袖人物，神父同样尊重，并且视为同道而只是存小异的法友。他遇上困难时，往往也要求我代为祈祷，甚至连他的天主教念珠(编者注：称为“玫瑰珠”)也交我代为加持后方启用。在双方交往中，我向他学了不少西方神学的认识，…
《浪丐心泪──大藏寺祈竹仁宝哲自传》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