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只學不修的情況，兩種極端都不健康。《菩提道次第廣論》中有述：“一切佛法均爲成佛之必需”，在家人因爲因緣所限而只顧念佛持咒倒說得過去，但出家人不去多學聞佛法，則說不上正確。在佛教中，一切佛法之學問無非爲了讓人可以加以實修而成就，但我見到不少人只把佛學視爲研究的對像，不知如何把學問與修持結合。此外，不少學者雖名聲頗大，但實早已飄離佛教學者的正確方向。佛學的存在目的是讓人實修而得到成就，並非世俗辯論遊戲或文學研究的科目。在研學的同時，我們必須以曆代傳承祖師之見解爲依歸，但不少學者卻喜歡自我發揮，創立新的見解，最後他們所發表的東西已不是佛陀所教的真正內容，而只是他們本人的見解了。有些學者心中並無皈依的心，只把佛學視爲世間文學，又因爲漢地並無像西藏古代判定論點的正確性之製度，他們常常把自己想當然的見解公開發表，大家也欣然地全盤接受，所以便常讀到有人說大乘是後期佛教祖師的創見而並非佛陀親口所說等等的無知胡說。這種說法基本上便是最直接的謗法，同時也否定了一切大乘經典、否定了成佛之可能，也全盤否定了大乘佛教的真確性。在西藏，持這種論調的人莫論成名，更會被視爲不信佛法的外道。對密法，有些學者也持同類的見解，隨隨便便說它是混合了印度教教義的非純正佛法。本來，任何人都有權持懷疑的觀點，但作爲佛教中的權威學者而弘傳這種想當然的概念，是絕對違背對法寶的依止的，也證明他們心中並未生起依止的量。
以上所說的是我這幾年來就所見到的現像之一些感想。在世界各地佛教中，當然也有更多好的方面，在此就不細述了。作爲一個僧人，我當然希望借鏡各地佛教的長處，同時也希望其中不良的現像可以改善，令正法得以保存清淨。
第九章──回到起點
隨一九八二年起始的大陸逐步開放改革，荒廢了數十年的大藏寺獲准重新開放爲合法宗教活動場所，並開始計劃極小規模的重建。居住在海外各地的西藏僧人，只要並未參與政治，可獲准回鄉探親及在大陸各地旅遊和朝聖。因此，我的家人、大藏寺與霞渡寺僧衆及嘉絨區的人民開始積極要求我回鄉探訪，他們的信件自八零年代起便每月多封不斷地寄來催促。本來在一九八九年我已准備回鄉視察，但當時卻碰上了好友赤巴仁寶哲突然圓寂，我傾盡了僅有的金錢爲他辦理後事，于是便沒有旅費了。遲至一九九叁年，我才啓程回鄉。
我在到達成都時，簡直認不出這個四十年前曾住過十幾天的城市。一路上，鄉人對我熱情招呼，我的心情既激動又感慨。在到達馬爾康縣城時，有不少政府官員前來迎接我，陪我一同回鄉及上大藏寺。同時，我的俗家親人大批大批地來訪，其中大部份年青的親友與我是第一次見面，五妹疏南拍姆與我也是第一次碰面(她在我年青時到拉薩後才出生)。與我一起長大的叁妹志美度卡十分激動，見到我時只懂流淚，說不出一句話來。重遇四十年前帶我徒步走到拉薩的舅舅時，雙方也是不知應說甚麼。在重遇外公的妹妹時，我則感到重遇至親一樣。當時的氣氛，令我覺得自己像是個流浪多年後回家的乞丐一樣。
在到達大藏寺時，有數萬群衆跪在路邊迎接，大部份人都在默默地流淚。我雖然在理智上知道寺院早已被毀，但第一眼親眼看到它的現況時，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景像。四十年前寺院的盛況，在我腦海中就猶如昨天一般，但現時眼前見到的卻只剩下幾道破牆。這種震驚，加上幾十年來居住在低地的生活，令我感到呼吸困難，一時之間很難適應。
在我年青時，大藏寺有幾百位僧衆，但現時剩下的才四、五個左右。寺僧爲我安排了向來朝的數萬在家人說法，但因已無殿堂可用，我們只好在寺院大殿的原所在地，露天坐在泥地上講法。西藏人的宗教信念極強，即使經曆了四十年翻天覆地的大變化，故鄉的在家人仍然沒有放棄信仰。在這數萬人中，大部份都未見過我。四十年來他們只聽說被視爲宗教領袖的我身住外地，四十年來他們便默默地天天向叁寶祈求我早日回歸。我現已記不起當天的說法內容了，我相信這幾萬人當時也沒有聽清楚，因爲大部份人都激動得淚如雨下，我當時也只不過是因爲自己是說法者才強忍不讓自己下淚。
大藏寺當時的方丈是位年老上座。在西藏寺院中，寺務的最高決策者是寺中的法臺轉世世系，日常的寺務才由方丈負責打點。這位方丈在接任時，寺院基本上也已不是寺院了。叁十多年來，爲了在意義上堅守寺院製度及方丈的崗位(事實上，在他任內的“寺院”只是指原寺院所在的荒地，“方丈”亦並無實際的寺務及僧務可供打點)，他受了極多折磨及痛苦。在反宗教迷信鬧得最厲害的年代，寺院已變爲在家人的糧倉，並沒有僧人、佛像、經書及任何宗教活動。他之所以堅持在被批鬥下仍不肯放棄這已淪爲象征性意義之寺職，只是爲了讓寺院製度不中斷(只要仍有方丈存在，大藏寺在意義上而言便不算是完全湮滅了)。在我回大藏寺前，方丈已病重垂危，被俗家親人接回家中以便照料。他命人給我帶來了一條哈達及口訊，向我說：“仁寶哲您終于回來了！我馬上快要死了，故無法親自前來見您，但我很高興在死前終于等到您回來寺院。我在任內尚算未丟了寺院的面子，未來的寺務責任現在我交還予您啦！”。我命寺僧帶我上山，與方丈見了一面。在我離開後不久，方丈便圓寂了。後來我聽說他的眼珠火化不壞，化爲舍利，其肉身亦燒出了不少舍利。
在這次行程中，我又朝聖了敦煌、青海塔爾寺宗喀巴祖師生地、甘肅拉蔔楞寺、薩迦寺及友人蒙古哲布尊丹巴法王的寺院等。這些聖地都是我以前從未去過的。在拉薩，我也朝禮了各大寺院，這些則大多爲我年青時常去的聖地。
拉薩的哲蚌寺，表面上看起來與四十年前變化不大，但甘丹寺則已完全被毀，面目全非。大昭寺及布達拉宮，由于受到重點文物保護，看起來也與當年一樣，所以我在朝禮它們時心中仍有與當年一樣的感受。在布達拉宮對面的藥王山山腳，有一座石窟龍寺，寺內有一面石牆自然浮現出本師釋迦牟尼的形相。西藏人一向相信一個預言，其內容說在末法時代之尾聲，大昭寺之釋迦牟尼十二歲太子等身像(世上最神聖的佛像，造于釋迦牟尼在世時，並由衪親自開光，後傳至漢地，又由文成公主帶至拉薩)將沈入地底湖中，這是因爲世間衆生再無福報得見最神聖的佛像之共業所致。但由于佛陀之悲心，衪以神通令藥王山石窟之石牆自現佛容。相傳這石佛經年累月地、以肉眼看不出的極微慢速漸漸顯現出來。在衪完全顯現全身時，便是大昭寺佛像消失之日。我在四十年前曾來此寺朝佛，現在重回舊地一看，佛像真已比四十年前所見之顯現程度清楚得多了。當年我見到的石牆只有佛面顯現，像是石牆上之半立體浮雕一般，現在眼前的佛像之雙耳卻清楚可見。以這樣的前後對比預測，看來佛像全身顯現而脫離石牆之末法日子也距今不遠了！
在重返色拉寺時，由于它的變化，我幾乎已認不出地方。在我年青時的建築物，現在只剩一半左右，而且大多呈快要倒塌的景像。此外，又因爲寺僧不多，與當年近萬位僧人學法的盛況完全沒絲毫可比的地方，我心中反而完全並無一絲感慨或激動，反而只有一種類似觀光陌生地方的遊客心態。在我原屬的嘉絨僧堂，則還有兩、叁個老和尚是我相識的，我當年的師長之同班同學也仍健在，大家的重遇倒是令我高興的。在這，一位喜歡收集舊照片及圖片的和尚給我看他的收藏品，其中一張竟是由一位大藏寺僧人在一九五七年于色拉寺修學時，因爲思鄉而依記憶所繪出之大藏寺全境圖。這份圖畫繪得極像寺院之全盛時代景像，驟眼看來我還以爲它是一張舊照片。這是曆史上的大藏寺原貌之唯一紀錄，所以僧人答應把畫送贈予我留存。
在這次行程中，我又特意前往帕裏探望我的恩人巴桑。巴桑是當年把我由拉薩帶至印度國界的恩人。由于曾協助我到印度學法，她在文革期間被打斷背骨。此時的她，已是九十多歲的老人了，但身體仍然很好。我們感慨地細說了當年的經曆及幾十年來大家的遭遇。我爲她帶去了一些禮物，但我心知不論怎樣好的禮物也不足以回報她對我的大恩。
在一九九叁年至二零零零年間，我又曾數次重返故鄉，並與當地政府及村民商量重建寺院事宜。在這期間，柏斯的吳明蕾、新加坡的曾美霞、香港的倪厚成及其他衆多徒弟和友人不斷爲寺院重建出錢出力，小徒林聰更曾多次單獨前往寺院視察工程。在寺院地區，原屬大藏寺轄下分寺的尼瑪仁寶哲率領當地居民出資出力協助，政府的一些幹部也給予了寺院不少方便。在寺僧當中，丹正桑布和劄巴堅贊肩負起重建工程之監工責任。這兩位僧人是堪稱爲爲法忘身的行者。在八零年代初，他們與另一位腳有殘障的人在求得沙彌戒後，心欲成爲具足戒比丘。當時在嘉絨區是無法求得比丘戒的，所以他們叁人便騎自行車，沿途席地而睡，經幾個月艱苦才到了拉薩求戒，這才終于成爲了比丘。這幾年來，大藏寺重建便是由這樣的年青僧人負責的。此外，丹正桑布的舅舅夏加一家人，也爲寺院作出了極大的犧牲及貢獻。在他們的努力下，寺僧數目也同時漸漸多起來。
爲了重建寺院工程中的佛畫、壁畫、建築及佛像項目，寺方特地延請了青海省畫師多保家族及浙江的漢族雕刻師梁志福遠赴而來負責。他們的高超工藝令後來到訪寺院的香客大爲贊歎。
重建成的大藏寺，有金頂大雄寶殿一座、供有十叁米高彌勒佛的彌勒殿、供有八米高宗喀巴像的祖師殿、供有五米高之千手千眼觀音像之大悲殿、供有鎏金不動佛像之不動殿、重建的祈竹樓、重建的堪康仁寶哲樓、方丈樓暨寺史文物館、辯經學院、佛學院、大型僧舍及集體用餐所用之食堂。在彌勒像及宗喀巴祖師像中，供奉多套《大藏經》、佛陀舍利、阿底峽祖師遺灰、宗喀巴舍利發及曆代大師之聖物等無數。在寺院的外圍，又建造了裝有一千個轉經輪的圍牆及供朝聖繞寺轉經的小徑。在不久的未來，寺院還希望能提供藏醫學及西藏佛教工藝的教育與爲當地民衆服務之藏醫、西醫流動義診車及義診站。
于二零零零年七月份，我又再回到大藏寺，這一次卻有來自十多個國家的一百多位漢、藏、蒙古及洋僧俗徒弟陪同。我的好朋友澳洲天主教高倫神父爲了這次寺院重建竣工大典，也賞光應邀而來參加。高僧貢唐大師本來也應允來訪，但卻在幾個月前不幸圓寂了。一衆由海外而來的僧俗香客在寺院住得很高興，天天上殿與寺僧一同以藏文誦經，這令當地信衆十分感動。
這次是高倫神父第二次到訪大藏寺，第一次是在一九九七年大殿落成的時候。神父本屬的羅馬天主教派別，一向有崇尚靜修的傳統，所以他對大藏寺的閉關房特別有興趣。爲了這個原因，寺方特地邀請他與我共同主持閉關房的開幕儀式，又把他的名字紀錄入大藏寺長住僧人名冊中以茲紀念(我也是神父所屬的天主教修道院之榮譽常住成員)。青海的畫師多保，特意以傳統佛教佛畫藝術風格畫了一幅耶蘇唐卡畫送贈予神父。來朝禮及觀禮的當地民衆，把神父視爲信仰派別不同的僧人。在每次有人上殿供僧時，都會很自然地向這位穿白袍、坐在一群紅衣僧人當中的洋人也供上一份果儀，而且從來不會向他投入好奇的眼光。還有一次，一位老藏人來求喇嘛加持，恰巧我不在，老人在改請神父加持後，便滿意地離開了。神父一向在西方推行較學術性及外交禮儀式的宗教交流，但他卻被西藏老百姓這種一律對任何宗教信仰的修行人尊敬的自然態度深深打動了。他對我說：“我多年來一直致力于宗教交流，不斷教人尊重其他不同的信仰，但我一直以爲只有德高望重的宗教領袖才能真正達到這種包容境界。在這，卻是連最平凡的一個西藏人都具備了自然流露的宗教包容心！看來世界各地的宗教學者及領袖反倒應該來這，向這些普通老百姓學習！”。
在竣工大典上，北京雍和宮及五臺山菩薩頂分別向大藏寺致贈了珍貴的印章。由于大藏寺在曆史上一直受到清朝帝皇的尊重，清皇族直系後人愛新覺羅．恒懿公主又爲寺院題匾恭賀。在典禮的法王舞儀式中，香港區的弟子表演了廣東地區文化中的舞獅項目。這種表演這次是首次在西藏高原地區進行，故後來被世界健力士紀錄大全接受爲南方舞獅表演之世界最高海拔紀錄。在同一天，一位當地信衆(也是我的俗家親戚)送來了大藏寺創寺方丈阿旺劄巴祖師之頭骨舍利(這塊舍利上現一個天然呈顯的藏文“唵”字)。寺方好幾年前已聽聞這件聖物的存在(文革時被人偷藏保護起來而未至被毀)，但苦尋未果，最後卻遲不來早不來、偏偏在寺院竣工典禮當天終于送達寺院，令人感到祖師靈應之不可思議。
在我的一生中，雖然未做過任何對佛教的大貢獻，自己的修持也很不長進，但卻有幸曾遇上赤江仁寶哲、薩巴仁寶哲、宗座法王、鈴仁寶哲、洛桑仲尼師父及堪薩仁寶哲等許多明師的慈悲教化，又曾有緣爲印度色拉寺初年興建、寺院大殿及昧院大殿後期的重建出過一點微薄的力量，更有機遇在五臺山重弘《菩提道次第廣論》傳承，這也可說是足以無憾了。現在我又把這座在派中地位極具意義的寺院重建恢複，總算未有辜負外公幾近六十年前對我的付托。
在大半天緊湊熱鬧的竣工典禮節目完畢後的下午，我獨自坐在重建好的祈竹樓中，心中感到異常的自在及甯靜。在過去的多年中，我已許久未曾有過悠閑的心情了。在這個下午，徒弟及寺僧都在寺院中心參加竣工典禮的余慶節日。位于寺院後山高點的整座祈竹樓中，現在只有我一個人悠閑地倚在窗前向外望。
我記得在幾近六十年前的某一天，我也曾站在這座大樓的這個窗前外望。當天是我正式入寺成爲沙彌的第一天。由于我被視爲轉世者，那天的正式入寺儀式十分熱鬧及冗長。在儀式後，我便在祈竹樓中獨個兒呆坐，當時樓中的氣氛十分甯靜。出于小孩的好奇心，我便爬到窗前向外看，見到的是整個寺院建築群及忙碌地幹寺務的衆多紅衣僧人，由遠處大殿隱約傳來僧人上殿的誦經聲音。在西藏曆法概念中，六十年是一個完整的循環。現在，在幾近一個循環後，我又回到了我的起點，正站在同一座樓、同一個窗前向外看。窗外的景觀與當年的寺院盛況並無不同，空中傳來的是同樣的大殿誦經聲，唯一變了的是，窗後的觀景者不再是一個十歲的沙彌，而是一個年近七十的老僧了。
《浪丐心淚──大藏寺祈竹仁寶哲自傳》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