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抉擇

　　葛印卡先生(S.N. Goenka)

　　(故事形式的自傳)

　　尼泊爾Shri Yadu Kumar Siddhi先生曾參加在菩提迦耶(Bodhi Gaya)舉辦的內觀課程，受益良多，他的許多朋友和家人也是如此，很快地，他們開始熱切地要求我在尼泊爾Birganj或加德滿督指導課程。

　　爲了指導法和其他理由，我也想拜訪尼泊爾。對于喜馬拉雅山生氣盎然的有益共鳴，我感到了莫大的吸引，也覺得適合禅修，但那兒還有一個更大的吸引──尼泊爾誕生了昊天罔極的偉大生命：佛陀，是他重新發現了內觀這個方法，並爲衆生開啓一條解脫之道。

　　但那時我無法造訪尼泊爾，因爲我是緬甸公民，緬甸政府非常好的給了我護照，但只能在印度旅遊。

　　爲了尼泊爾人的利益，1972年九月我在印度的Raxaul指導課程，它位于印度和尼泊爾的邊界。參加的人有一些是來自邊界另一邊的Birganj市，也有一些是來自加德滿都。此外，許多從Birganj市來的非禅修者也允許他們聽課，但只限晚上開示。

　　課程順利結束後，Birganj市的人們強烈要求我在他們的城市指導課程，主要是Birganj的設備要比Raxaul好，且會吸引更多的人來參加課程。我跟他們講了我的難處。他們回應：「先生，你有印度血統，只要穿dhoti kurta(印度傳統服裝，dhoti是長纏腰布，纏于臀部和大腿，kurta是白色無領寬松上衣)就可輕易地通過移民局穿越邊境，印度與尼泊爾的人民不需簽證就可自由出入彼此的國家。

　　但這個建議完全不被我接受，因爲在這之前，我的老師烏巴慶已爲我樹立高貴典範。烏巴慶老師極想到印度，借著將這個美妙的內觀方法傳回它的發源地，來親自報答他的感激之情，因爲這個方法在印度已經失傳。所以他向當時的緬甸政府申請護照，但礙于政府的政策，除非他永遠的離開這個國家或受海外聘雇，否則不可能拿到護照。

　　我對于當時緬甸政府的內閣秘書U Win Pe來國際禅修中心看烏巴慶老師的記憶猶新，他是被內政部長Col. Kyaw Soe派來告訴烏巴慶老師這件事；其實不只內政部長，所有內閣的部長都非常尊敬烏巴慶老師，但對這件事他們也都很無助。所以，U Win Pe建議烏巴慶老師從他一位海外的學生取得聘用書，但這個建議並非基于事實，因此完全不被烏巴慶老師接受。

　　怎麼可能教導純淨的法，但跨出的第一步卻違反戒律？法的傳播如何能真正成功呢？我將這個教導法的基本原則牢記在心，因此也沒辦法接受Birganj人們的提議。我非常坦白的告訴他們我是緬甸公民，所以不能跟尼泊爾的移民局說我是印度人。

　　一個非常富有的尼泊爾企業家也參與了這個課程，他在尼泊爾許多不同的政府部門都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建議我坐他的車進入他的國家，移民局的官員甚至也不會問我是不是印度人，用這種方式，就可避掉說謊，但我怎能接受這種建議？畢竟，假的就是假的，欺騙就是欺騙。因此我沒辦法去尼泊爾，只能繼續在印度上課。

　　光陰流逝，來自世界各地數以千計的學生開始來印度參加內觀課程，他們開始請求我到他們國家指導內觀課程。他們說，這樣他們的家庭成員、朋友和其他數以千計的人即使無法前來印度，但也可經由這個美妙方法受益。他們深信西方人士將會欣然接受這個科學的、理性的、非宗教派別及具有成果導向的內觀方法。

　　相當准確，我可敬的老師也相信內觀這個純淨的方法將從印度傳遍全世界，但除非能在別的國家指導課程，否則法怎麼傳出去？因此我向新德裏的緬甸大使館申請，請他們在我護照上核簽到其他國家。

　　大使館的大使和其他官員都很熟悉我，對于我從事法的工作也很高興，亦極渴望幫我將內觀帶到其他國家，但給予新的核簽並非他們的權利範圍，所以將我的申請轉給位在緬甸仰光的外交部，而礙于當時緬甸政府的嚴格政策，我的申請被駁回了。

　　于是我呈遞一份申訴，詳細說明爲何這件事至關緊要，因爲它關系了全世界很多痛苦人們的利益，所以我必須親自到各個國家去指導他們內觀。但大使館拒絕轉遞我的申訴，因爲他們確定位于仰光的政府當局不會接受，因此，我只能繼續在印度開課。

　　更久之後，國外學生的催促增加，于是我寫信給在仰光的朋友U Thi Han，他獲悉有這麼多西方國家對法有需求，感到非常興奮，認爲我應該去那兒指導課程。

　　當初也是因爲U Thi Han持續努力，才得以讓我拿到護照回印度爲我母親服務，那時我母親正遭受心理疾病之苦。U Thi Han當時是緬甸的外交部長，但現在退休了，那時他要我寄一份申訴給那時的首相Col. Maung Maung Kha，他負責將我的案例呈給首相。

　　Col. Maung Maung Kha 是我很好的朋友，臨時政府期間，在U Thi Han的領導之下，我兩次參加政府的貿易代表團到印度、蘇聯和歐洲的其他共産國家，Col. Maung Maung Kha曾是這兩個代表團的成員，他之前就認識我了，但在國外拜訪的期間我們更熟。

　　改革政府掌權後，他被任命爲工業部長的秘書，稍後則成爲工業部長，然後晉升成爲首相。因爲和Col. Maung Maung Kha這層親密關系，我希望他會接受我的申訴，除了申訴書外，還寫了一封個人信件給他，然而並未收到他的答複。

　　雖然他對于傳播法這件事非常高興，也引以爲傲，但似乎也沒辦法改變那時嚴格政府的政策，他也無可奈何。

　　幾年之後，1990年在緬甸政府的邀請下，重遊緬甸祖國，那時U Maung Maung Kha已經從首相退休。很多我的老朋友來見我，並且恭喜我的成功，我記得U Maung Maung Kha是第一個來到我兒子U Shwe”s住所見我的人，他極爲高興且恭喜我在法的工作上的成功，然而當他還是首相時，因礙于當時嚴格政府的政策，而無法接受我的申訴，核簽我到海外傳法。所以除了印度外，其他國家我都不能去。此外，尼泊爾的學生又再次提出他們之前的論辯──印度人不需護照就可以進出尼泊爾。有一次課程，一位尼泊爾的高層官員也參加了，同時他保證可以安排我造訪尼泊爾，且可負責我在尼泊爾的全部行程，但是，顯然的我不能接受這樣的建議。

　　我深覺做爲一個緬甸的公民，除非緬甸政府允許我，否則印度以外的國家我都不該去，即使這個理由是多麼地冠冕堂皇或是這個行程是多麼安全無虞。

　　這不單只是政治和法律障礙的問題，而是一個道德責任。如果我是到尼泊爾去授予純淨的法，那我就不能在錯誤的基礎、違法的抉擇來教導。因此，再一次我拒絕接受尼泊爾學生們的請求去拜訪他們。

　　今天，當我回顧這所有的過去，在法上我感到極大的滿意：我那時的抉擇真是正確。假如那時我打破原則，不顧道德問題而前往尼泊爾，那麼爲法服務的純淨，將開始被汙染，而這汙染也會如箭般的終生刺著我。

　　時機成熟後，不需欺騙我就可去尼泊爾傳法，同時法的傳遞也如我老師所預期的。因此那時所做的抉擇是一個好的抉擇，一個法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