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因明研究中的幾點反思

　　作者：楊恒剛

　　作爲世界叁大邏輯源流之一的因明産生于古印度。我國唐朝高僧玄奘于公元645年，挾大量因明方面的著作學成回國。在他的帶動下，包括其弟子在內的許多學者追隨並潛心于此學問。國內系統研究因明的時期由此開始。

　　新因明傳入我國的時間至今算來已有一千叁百余年了。曆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處于消沈期，發展時斷時續。這期間對其研究過程曾經曆了叁次高潮。第一次發生在唐朝初期，第二次發生在二十世紀初，第叁次發生在二十世紀80年代。綜觀其發展之路，可謂是幾經曲折。當下看來，我國的因明研究仍舊談不上樂觀。雖始終有一批有識之士的專注與支撐，但不景氣的現狀卻是不爭的事實。爲此，有必要作一下該研究中的反思。

　　一、 研究範圍方面

　　(一)藏傳因明資料內地利用率不高

　　因明自古以來可以參考的文獻就不太多。唐玄奘當年從印度帶回了36部有關因明的著作，但可惜他直接翻譯出的並不太多。後人雖有後續譯出的，但終歸數量有限。例如，陳那因明的八論中，仍缺《觀叁時論》的漢譯本。法稱因明七論中只有《釋量論》和《正理滴論》的漢譯本。在藏傳因明中保存了世界上數量最多的因明著作。前蘇聯著名學者徹爾巴茨基曾評價說：“藏族的因明著作可以與中世紀歐洲學術著作相匹敵”，“它忠實地保存了黃金時代的印度文明和印度哲學的最傑出的成果”。[1](p152)藏版因明雖優勢明顯，但在我國能精通藏漢文的學者終究是極小部分，這之中從事因明譯介研究的更是少之又少。故目前仍舊有大量的藏文著作未被漢化。我國內地學者研究範圍大多集中在玄奘幾部譯著及其弟子著述上面。這不能不謂之一大遺憾。資料來源上的匮乏給後人深入理解因明帶來了不小的困難。因爲只有盡可能詳盡地占有了相關資料，才有利于我們從多個角度進行深入分析、便于取舍。

　　(二)研究面窄

　　因明無論是論文數量還是專著數量都與西方邏輯無法比擬。現有的論文和著作大多都是對因明原著的解讀。不可否認，這種做法是研究之本，倘連文章的思想、方法都沒有研讀明白何談如何進一步去做。但問題是我們在這一階段是不是花費的時間有些過長？畢竟一千多年過去了，西方邏輯早已超越了亞裏士多德的那個階段。各種邏輯分支層出不窮，展示出了勃勃生機。相比之下，因明研究與之差距較明顯。“藏傳因明自11世紀恰巴曲森提出“攝類”範疇以來，雖經薩迦、格魯兩派的宏發，但到近代似乎很少有進一步的發展。而漢傳因明始終恪守在商羯羅主的八門二悟的框架內，”[2](P134)未能有效拓展研究範圍，得不到新鮮血液的補充，造成了多年來我們在因明研究方面並未取得大的實質性進展。

　　二、 研究方法方面

　　(一)缺乏批判性思維的引入

　　有人認爲批判性思維是否定性的，即本質上是發現缺陷。然而，一個批判性思維者不僅限于此。因爲質疑、批判是爲了尋求理由或確保正當性，爲我們的信念和行爲進行理性奠基。[3](P2)所以，批判性思維也是建設性的。基于對批判性思維的這種認識，引入到因明研究中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因爲通過批判性的眼光，我們可以發現更多需要解決的問題，而問題的解決，又可以爲其更好的發展掃清障礙。只不過是這種批判性由于要冒比較大的風險，而少有人提出。保證每個人的思想觀點的正確性及全面性是困難的，對大家都公認的經典論述的質疑，面臨著本身被質疑和批判的風險。如唐代的呂才，對因明中的有些地方大膽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但在曆史上有名的儒釋之辯中最終以個人失敗告終。批判性的代價使得一些即便有些想法的人也望而卻步。

　　反觀西方邏輯，與我們的情況有所不同。我們知道亞裏士多德正是由于《工具論》一書奠定了邏輯學之父的地位。但西方的可貴之處在于並未局限在對亞氏的東西肯定的圈子裏，而是對有的地方進行了大膽的否定。如歸納邏輯的奠基人培根，他在其主要著作《新工具》中對亞氏的部分思想進行了尖銳的批評，雖然有的地方遭到了後人質疑，但進步意義是明顯的。他書中提到的歸納邏輯，沖破了中世紀經院邏輯對人們思想的束縛，使歸納推理在邏輯科學中占據了一定的地位。後來，“歸納邏輯便成爲普通邏輯的一個重要部分，與演繹推理並駕齊驅。”[4](P244)

　　由此看出，批判性有助于我們跳出圈子形成新思想，這對學科的發展是有益的。當然，每個人的看法由于其知識背景的不同，看問題難免出現偏差，有時還是錯誤的。但真理越辯越明，錯誤的東西可以在辯論中，在實踐中得到洗禮。重要的是，通過這種方式，可以促進我們對有些習以爲常的問題進行深入思索，而這種思索有時可能就是重大發現的前奏。因此，可以說這方面的缺失正是我們亟待加強的。另一方面，社會還應努力創造一種包容氛圍來直面批判性思想，讓學術的東西在學術範圍中解決，這本身也是社會趨向理性的表現。

　　(二)創新性亟需加強

　　創新是進步的靈魂。與西方邏輯本差不多處于同一起跑線的因明之所以和西方的距離越來越遠，創新性的缺乏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沒有創新就沒有活力，沒有活力就很難産生大的進步。

　　我們今天提到西方邏輯，恐怕沒有人會僅僅想到《工具論》，因爲如今的西方邏輯包含的分支太多了。數理邏輯、模態邏輯、認知邏輯、道義邏輯、模糊邏輯……創新給西方邏輯帶來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廣闊的發展前景。這種創新值得因明根據自身實際加以借鑒。如此，才可以突破狹隘的研究範圍，獲取更大的發展空間。

　　我認爲要想在因明上有所創新首先要樹立一種大的因明觀。“大的因明觀”指並非提起因明就限定在有關幾部經典著作解讀的圈子裏。我們完全可以將基于該基礎之上的由創新性所萌發的分支也包括在內。盡管這方面來看現在做的很不夠，但至少這種意識是我們應該具備的。否則，我們就會固守傳統，難有長進。

　　創新應建立在對問題發現的基礎之上。湯用彤先生在談到中國禅宗方面創新時說過“無革無以求發展，無因則必失其本真”。如果對傳統的東西裏邊的內容都沒搞懂，又何談在傳統的基礎上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呢？到頭來創新只能是一句空話。我國雖有因明的漢譯本和藏譯本，但由于漢譯本是用文言文表述的，藏譯本是用藏文表述的，文本中佛教義理性的東西比較多，理解上讓人感覺晦澀艱深，加上語言障礙，使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因此，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編寫一部權威性的白話文翻譯著作意義是相當大的。只有淺顯易懂的東西才可以被多數人明白、引發思索，爲理論創新創造條件。舉例來說，談起我國計算機教育專家譚浩強教授，學過C語言的幾乎無人不曉。從80年代算起，由他編寫的C語言在高校學生中的熱度至今未減，並且創造出了個人編著圖書發行量近5000萬冊的奇迹。C語言是計算機的基礎語言，我國今天計算機科學上的創新與進步，與譚教授著作長期以來發揮的基礎性影響是有聯系的。2006年5月，譚教授在燕山大學做了一場講座。給筆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提及他的成功經驗，他僅僅強調了個一個字--“懂”。如此簡單而又深刻的結論或許會對因明的創新有所啓發。

　　叁、 社會功能方面

　　因明作爲中國傳統文化的精品。它出現的動因始于當時社會辯論需要，作爲思維工具，由于掌握了因明真知的人對辯論中駁倒對手非常有幫助，吸引了社會中一些人的目光。但後來由于多方面原因，因明在這方面的優勢一點點弱化。很多人對其采取了敬而遠之的態度。即便興盛期的唐朝，它也僅在佛教寺院中傳播。很大程度上不爲外界所知曉，這就影響了它的社會影響力和發展空間。即便在佛學界中，因明也並非特別地受重視。“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兩本佛學回顧性的著作可謂是面面俱道，唯缺因明。漢傳因明由于並非佛學的必修課程，故真正研修它的佛界人士不多。在各類的中外佛學交流會上，很少見到過有因明的份。”[2](P133)它在現實中的尴尬程度可見一斑。

　　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們感覺因明的實用性欠缺，也就是說因明的社會功能需要進一步增強。一門學問一旦與社會脫節，勢必會固步自封，最終導致蕭條。因明曾經在認識論方面有過優勢,但後來除了作爲弘揚佛教教義的工具之外，與自然科學幾乎沒有什麼瓜葛。最終越來越不爲外界知曉與關注，漸成絕學。因明要想走出困境，還應在社會中找到生長點。 “爲欲簡持能立能破義中真實，故造斯論”指出了因明産生原因，但一味強調“破”、“立”則不利于突破既有框架。西方邏輯在這方面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它的産生與發展始終是與自然科學聯系在一起的，爲自然科學服務。同時反過來又爲自然科學的發展所推動。在這種良性的互動下，使之始終充滿了向前發展的活力。比如說，爲嚴密表達哲學思想，與哲學相結合生成了邏輯哲學；爲了消除自然語言中的歧義，理清句子的結構，與語言學結合生成了語言邏輯；現代信息技術迅猛發展的背景下，與計算機結合促進了對人工智能的研究……這些結合，既拓展了相關學科研究的廣度與深度，又增強了自身的工具性作用，彰顯了存在價值。

　　結 語

　　傳入我國千余年的因明，早已融爲中國文化的一部分。由于種種原因，發展不盡如人意。有些問題盡管由來已久，但一直沒有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與之相比，西方邏輯卻走出了一條相對成功的道路。因此，面對當下困境，我們有必要直面問題，認真進行反思，並結合社會實際，找到一條複興之路。

　　[參考文獻]

　　[1] 姚南強. 藏傳佛教的邏輯 [J]. 西藏研究1994，(3).

　　[2] 姚南強. 略論新世紀的因明創新 [J]. 世界宗教研究，2003，(4)

　　[3] 武宏志. 劉春傑. 批判性思維 [M]. 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5.

　　[4] 馬玉珂. 西方邏輯史[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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