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傳因明的教學與研究

　　一、藏傳因明的由來及其本質屬性

　　因明源自古代印度，與“墨辯”、西方邏輯並稱爲世界叁大邏輯。因明初由公元2—3世紀印度正理派足目開創，後經勝論派、數論派、佛教等等的繼承發展，特別是經過公元5—7世紀陳那和法稱的精心研究和改造之後，因明始成一種總攝“兩義八門"的成熟學科。

　　公元7世紀中葉和8世紀末葉，因明先後傳入我國的內地和藏區。傳入內地的是陳那的因明學說，習稱“漢傳因明學”；傳入藏區的是法稱的因明學說，被學壇稱之爲“藏傳因明學”。迄今一千余年傳承中，祖國內地和藏區，分別對陳那、法稱的因明學說進行了不斷深入的教學與研究，使因明的甚深義蘊得以顯發，因明體系日臻健全和完善，從而使我國成爲因明的第二故鄉。

　　在古代印度，因明一直爲宗教(離世教)所專；這種傳統直接影響到藏傳因明和漢傳因明。千余年來，因明的教學與研究一直拘限于佛教經院，與佛教同興衰，同沈浮，共命運。而佛教研習因明旨在揭示世界的實相或“自相”，從而否定世間的穩定與真實感。起初，陳那提出“唯佛堪爲量”，從根本上否定客觀世間的存在。法稱雖有時承認客觀實在，但那只是權宜之計，他極力發揮“唯佛堪爲量”思想，隨時提醒人們不要迷戀于我們五根(感官)所執爲實的世界。到了藏傳因明研究的轉移期，這種因明思想就發展到極致。

　　社會發展到現代，世上越來越多的人漸漸認識到，因明屬于明因之學，即明白事理之學，是實現社會理性化的基柱，其應用範圍和發展空間要大得多。因明作爲一種邏輯，既是日常言談、辯論、演講、寫作等等的利器，也是現代哲學、語言學、心理學、數學、計算機科學、人工智能、量子物理學、化學、信息科學、生命科學以及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等等一切科學研究的重要工具。

　　藏傳因明是藏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分支，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寶庫中的瑰寶之一，是中國邏輯思想史上的重要文化遺産。學習、研究、繼承和發展藏傳因明，是保護和發展西藏文化的重要領域。

　　二、藏傳因明的教學與研究

　　公元8世紀末以曲吉囊瓦譯出《因輪論》藏文本爲標志因明傳入藏區至20世紀20年代，藏傳因明的教學與研究一直限于藏傳佛教各大寺院，社會學術界鮮有涉足者。以842年朗達瑪滅佛爲界，分前後兩個弘揚期和叁個階段。始自8世紀末的前弘期迄至後弘期的洛登協繞(1059—1109)時代，爲因明的譯傳階段；後弘期的恰巴·曲吉僧格(1109一1169)至其四傳弟子薩班·貢噶堅贊(1182—1251)執政期間，爲因明的研發階段；從格魯派興盛至現代，爲因明的轉移階段。在翻譯階段，藏族譯師獨自或與印度班智達合作，先後將陳那的“因明八部”和法稱的“七部量論”以及後人爲之所作的大量注疏幾乎全部譯成了藏文，僅保存在《藏文大藏經·丹珠爾》中者就有69部。著名藏族譯師不下250余人，其中最享盛名的是“前弘期噶、覺、尚叁大譯師"和“後弘期枯、俄、仲叁大譯師”。藏族諸大譯師精通藏梵雙語，長于因明之學，其豐碩的因明譯作，爲後世因明教學與研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資料依據，功莫大焉！在研發階段，恰巴·曲吉僧格開創了藏區獨特的“堆劄”式的因明教學方法，從而發展了“應成論式”。薩班·貢噶堅贊著《正理藏論》，成爲藏傳因明“集大成”之作。由于這部書特別重視法稱《釋量論》的引用和闡發，致使西藏由以前重視《定量論》的學風改爲以《釋量論》爲主的學風。此書影響于今日者則有所謂“尋研藏傳因明之學，不可不談《正理藏論》”之說。恰巴·曲吉僧格、薩班質噶堅贊等斷代大師將藏傳因明的教學與研究推向了高潮。五世達賴曾評價說：“藏區研學五明之風，實賴此師之倡導。”因明研究的轉移反映了宗喀巴一系的因明思想。宗喀巴的佛學知識結構和對因明研習的側重點，決定了他的因明觀。他認爲因明最終要受製于一種標准，這就是“量”，而《釋量論》中的《成量品》(證成“唯佛堪爲量”)正是“量”的精華所在。因此，這種思想初由陳那提出，經法稱大力闡發，到宗喀巴、賈曹傑、克珠傑“師徒叁尊”時就發展到了頂峰。然而，16世紀以後，藏傳因明研究漸漸失去了以往的活力。

　　接踵而起的是現代社會學術界對藏傳因明教學與研究的廣泛介入。20世紀，社會學界最先涉足藏傳因明者是黃樹因、呂澄、王森等，他們所作的梵藏漢對勘研究，爲現代社會學術界研習藏傳因明打開了長久關閉之禁門。而于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種種原因，不獨漢傳因明一度處于消沈狀態，藏傳因明的教學研究也隨之趨向低迷。

　　直到80年代初，隨著改革開放的展開，我國政府對因明的教學與研究越來越重視。1982年，在中央的支持下，我國幾位學者發出了“搶救因明遺産、推動因明發展是當前學術界和出版界的一項重要而急迫的任務”的呼籲。于是，因明作爲一項重要的民族文化遺産被列入“搶救”課題，藏傳因明研究被列入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受此激勵和鞭策，藏傳因明的教學與研究逐步走上了正常的軌道。

　　在教學方面，藏傳因明的傳習開始走出經院，進入現代高等學府。1979年中央民族學院(現中央民族大學)把藏傳因明教學搬到大學講壇，並于1986年開始招收研究生，這是空前的一大創舉。在中央民族學院的影響下，青海民族學院、西北民族學院、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西藏大學、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西南民族學院等，也都先後開設了藏傳因明的教學和研究。這些高校和科研機構，藏傳因明的教學大綱、培養目標、方向設計、教學步驟和教學方法都各具特色，白成體系；有專門的研究機構、研究規劃、研究經費和出版計劃。現代大學和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的參與，爲藏傳因明的教學與研究注入了新鮮血液，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開辟了更廣的研究領域，培養了越來越多有創新意識的人才，促成了藏傳因明研究成果的大批湧現，從而把我國的藏傳因明研究不斷推向高潮。

　　在科研方面，從1980年到2000年，先後出版了一批有關藏因明的著作、譯作和編譯。主要有：法尊《法稱因明學中“心明”差別略說》(1980年)、《釋量論·釋量論釋》(1980年中國佛教協會，屬藏本漢譯，是法稱《釋量論》唯一漢譯本)、《集量論略解》(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屬藏本漢譯，陳那《集量論》漢譯本)，毛爾蓋·桑木旦《因明學入門》(藏文，1981年青海民族出版社)，楊化群《藏傳因明學》(1990年西藏人民出版社)，洋增·普居巴·羅桑崔臣木仙巴嘉措《因明學入門》(藏文，1982年甘肅民族出版社)，李建本《初級辨理概論》(藏文，1985年甘肅民族出版社)，蘇德巴夏噶、色·昂旺劄西《因明學概要及其注釋》(藏文，1985年民族出版社)，多吉傑博《量理寶藏注·教理曦論》(藏文，1988年中國藏學出版社)，格西次旺《因明七論要點注釋》(藏文，1988年西藏人民出版社)，隆務·根敦嘉措《堪欽攝類學》(藏文，1988年青海民族出版社)，沈劍英、王森、歐陽中石《中國邏輯史·唐明卷》(包括藏傳因明內容，1989年甘肅人民出版社)，虞愚、楊化群、黃明信《中國邏輯史資料·因明卷》(1991年甘肅人民出版社)，劇宗林《藏傳佛教因明史略》(1994年民族出版社)，鄭偉宏《佛家邏輯通論》(包括藏傳因明內容，1996年複旦大學出版社)，圖·烏力吉《阿旺丹德爾因明學》(蒙文，1997年遼甯民族出版社)，姚南強《因明學說史綱要》(包括藏傳因明內容，2000年叁聯書店)。此外，還陸續出版了多種因明古文獻的藏譯本，如多吉傑博《古印度因明學選編》(之一，1988年3月民族出版社；之二，1988年12月民族出版社；之叁，1989年7月民族出版社；之四，1990年4月民族出版社)。事實表明，這些著作、譯作和編譯的公開出版，對藏傳因明的研究和傳習起到了顯著作用。

　　在學術交流方面，爲了促進因明教學與研究向縱深發展，自1982年2月至2006年6月，先後召開了四次全國性的因明學術研討會。1982年2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和中國邏輯史研究會發起，在北京召開了搶救因明座談會，會上發出了“搶救因明遺産、推動因明發展是當前學術界和出版界的一項重要而急迫的任務”的呼籲，起到了組織動員作用。1983年8月3—1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中國邏輯史研究會、甘肅省社會科學院和甘肅人民出版社共同發起，在敦煌和酒泉舉辦了全國首次因明學術講座會。會後，甘肅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了劉培育、崔青田、孫中原編選的會議論文集《因明新探》，其中集有王森《因明在西藏》，楊化群《關于藏傳因明的幾個問題》，孫文景《藏文因明書目》等。1989年10月17—19日，由中國邏輯史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文化研究中心、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全國藏漢因明學術交流會”在北京召開，有40余位藏漢學者參加，中國佛學院部分學僧旁聽了會議的部分講座。會後吉林教育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了劉培育編選的論文集《因明研究》，其中集有藏傳因明論文和譯作8篇。2006年6月14—16日，國際首屆因明學術研討會在杭州召開，有140余位中外因明學者參加了這次會議，他們分別來自中國的北京、上海、浙江、河北、青海、河南、天津、廣東、成都、內蒙、江蘇、貴州、香港、臺灣等14個省市自治區暨蒙古、法國、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亞、美國等國家，既有世間因明學者，也有出世間因明學者，共提交論文106篇。其中有關藏傳因明的論文16篇，有關藏漢傳因明研究方法或具有研究方法啓迪作用的論文28篇。地域之廣，人數之衆，論文之多，論域之寬，內容之豐，蘊味之濃，面目之新，在國內外因明學術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

　　叁、藏傳因明現代教學與研究的特點

　　1、加強了對因明原典的的校注

　　利用梵藏漢因明資料，對照校勘因明原典，是因明研究史上的一大創新。黃樹因的“印證蕃(藏)文”，呂澄的“宗論簡疏”(重原典輕注疏)，陳大齊的探幽發微，熊十力的爲利新注，王森的對勘研究，從梵至藏，由藏及漢，藏漢互參，朔本清源，一開藏傳因明研究的新面。呂澄既依據藏譯本著有《集量論釋略抄注》，爲漢傳因明研究填補了一大空白，又依據漢譯本，糾正了《藏文大藏經·丹珠爾》謂第一個商羯羅主《因明入正理論》藏譯本爲陳那《因明正理門論》的誤說，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校注因明原典給我們的啓示是：治學因明，最好要梵藏漢叁文兼通，至少也要精通藏漢兩種文字。否則，在藏漢傳因明教學和研究中就難免會出罅漏。

　　2、開拓了因明研究的新領域

　　過去，陳那的重要因明著作《集量論》和法稱的所有因明著作一直爲內地所不傳。《集量論》雖曾由唐代義靜譯成漢文，但不久佚失，致使千余年來中原研究陳那因明僅僅區拘于大、小二論。爲罅補唐譯之不足，呂澄從藏譯本編譯了《因輪論》、《集量論略抄注》、《定量論略抄注》，並編注了《因明正理門論本證文》，法尊法師據藏譯本譯編出《集量論略解》、《釋量論·釋量論釋》，王森、楊化群、韓鏡清分別由藏譯本譯出了《正理滴論》頌本，劇宗林發表了《正理滴論譯解》，剛曉法師出版了《正理點滴論詳釋》。陳那《集量論》和法稱《釋量論》、《定量論》、《正理滴論》的譯出和解說，爲內地所傳陳那因明學說和藏區所傳法稱因明學說的廣泛研究提供了資料依據，從而開拓了內地研究藏傳因明的新領域。

　　3、藏傳因明簡史的出現

　　受印度宗教唯心史觀的傳統影響，因明一直缺乏專史研究，在衆多的藏傳因明著作中，都沒有因明發展更的專章介紹。藏傳因明史一直是個空白。1994年，劇宗林著《藏傳佛教因明史略》，既是長期藏傳因明教學的實踐總結，也是應時之需。《史略》介紹了因明藏傳的社會背景，指出因明的藏傳是印度佛教衰亡和西藏佛教新興的結果；對藏傳因明前弘期和後弘期的曆史作了概述，並對各個時期的因明譯作和代表人物作進行了逐一評介；將藏傳因明的教學研究特點作了歸納。《史略》的出版，填補了藏傳因明古無專史的空白。

　　4、改變了藏傳因明研究隊伍的結構

　　藏傳因明的經院教學和研究，專注诤證佛說，不務世道，致使“不通佛法，難事因明”成爲學壇名言。佛家竭力使因明句義與佛說接軌，加之因明行文艱澀，這就使許多藏漢族有志之士被關在了因明學研究的大門之外。現代大學和社會科學院開設因明課，以邏輯科學爲指導，用現代藏漢語授課，用現代藏漢語撰寫因明論著，並采取普通邏輯和社會生活用例，通俗評介因明甚深義蘊妙理，將令人望而生畏的天書化爲貼近世間人情的讀物，爲國家培養出一大批藏漢族專業人才，從而改變了藏傳因明研究隊伍的結構。

　　改革開放20多年來，隨著百業的勃興，我國藏傳因明事業也已走上複興的光明大道，因明教學朝氣蓬勃，因明研究碩果累累，因明專業人才輩出，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目前，在我國已初步形成一支老中青叁結合的藏傳因明教學與科研梯隊，可以瞻望，在不久的將來，藏傳因明的學習和研究將出現新高潮，爲普及因明知識，拓展因明研究空間，提高人們的科學思維水平，爲人類生存環境的穩定和諧，做出日益重要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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