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似孤雲閑　悠悠任來去

　　——訪戒幢佛學研究所所長濟群法師

　　濟群法師是國內從事佛學研究及教學、弘法的知名法師。法師1962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安縣一個佛教家庭，曾在甯德支提寺、閩侯雪峰寺體驗寺院生活。1979年從鼓山湧泉寺普雨老和尚正式剃度，1981年于北京廣濟寺受具足戒，1984年畢業于中國佛學院，隨後到莆田廣化寺等處參學。現任廈門閩南佛學院研究生導師、蘇州戒幢佛學研究所所長，主講唯識、戒律、阿含等課程。

　　近二十年來，法師在修學之余發表了數十萬字的佛學論文，並積極從事弘法事業，時常在歐洲、澳洲、港臺及大陸各地高等院校、信衆團體、寺院應邀演講。著有《生命的痛苦及其解脫》、《金剛經的現代意義》、《心經的人生智慧》、《學佛者的信念》、《幸福人生的原理》等人生佛教系列叢書。

　　法師繼承太虛大師人生佛教思想，提出佛法是人生智慧、生活智慧的理念，希望人們擺脫對佛法的誤解，使佛法融入現實生活中。爲增進廣大信衆對中青年法師出家及修學生活的了解，筆者應《法音》編輯部之約，專程走訪了濟群法師。

　　宗　心

　　問：法師是如何選擇出家生活的？或許您也常常聽到類似的詢問，我想大家之所以關心這個問題，也是希望從中受到一點啓迪。

　　答：其實我出家的經曆很簡單，當時年紀還小，對佛法和社會都沒有什麼認識。之所以能夠選擇出家，主要還是因爲受家庭的影響。如果說當時對佛教有什麼印象的話，那只是好感而已，而且這種好感還很朦胧。又因爲家中常常接待很多南來北往的出家人，也就結識了不少僧人。或許是緣分吧，他們都很喜歡我，經常帶我到各個寺院去。我從小就很喜歡寺院的環境和生活，所以，出家對于我來說，可說是非常自然的選擇。

　　問：按照佛教的說法，法師可謂“童貞入道”，這對于您日後的成長産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答：在我成長的過程中，童貞入道的確是很關鍵的因素。也就是說，在我尚未被世俗染汙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出家的生活，而佛法的思想也在不知不覺中成爲我人生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另一個角度說，童貞入道又使我有更多的時間和機會接受佛法的教育，從而對我的成長和人格形成都産生了重大的影響。

　　問：古德時常贊歎童貞入道，這似乎與現代社會所提倡的早期教育也有某種相似之處。那麼，法師是否認爲童貞入道是成爲一個僧人的最佳起點？

　　答：事實上，教界童貞入道的人也很多，但其中有不少人的成長道路卻和我截然相反。在佛教界，許多人和我早年的經曆很相似。他們早早就出家了，在那樣的年齡，也談不上什麼堅定的人生目標，多半只是因爲家庭的影響。隨著年齡漸長，開始和社會接觸之後，面對滾滾的紅塵，沒有抵抗能力，結果因種種原因又回到了社會。這幾年，佛學院的畢業生中還俗的很多，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從小就出家的。

　　由此，也促使我對童貞入道的問題産生了反思。我認爲童貞入道的優勢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年齡上，可以有更多的時間來修學佛法；一是在僧格的養成，因爲一張白紙更容易接受佛法的熏陶。但這兩點優勢，又恰恰是它的不足之處：少年出家，文化基礎多半比較薄弱，不利于將來對佛法的深入研究；再就是對社會缺乏了解，往往缺乏免疫力。和童貞入道不同的是半路出家，它也同樣有利有弊。其優勢在于：世俗生活都已經曆，既然能夠真正發心出家，也能自覺地將這一切放下，不再容易産生動搖；另外，多數具備一定的文化基礎和社會經驗，爲他今後深入經藏、利益衆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而不足之處在于：經曆了長期的世俗生活，習氣往往比較重，而人到中年後，性格多半已經定型，再要改變以往的不良習氣就很困難。這種人如果沒有強烈的出離心，又缺乏良好的修學氛圍，在寺院生活不用多長時間，就會原形畢露了。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很難說孰優孰劣。

　　問：曾經在法師的著作中看到這樣一句話：“我似乎生來就是爲了出家的”，當時非常感動，我想這就是佛教中常說的“善根深厚”吧！

　　答：無論是學佛還是出家，善根當然非常重要。就像一棵樹，如果根紮得深、紮得穩，就有能力抵禦外在的沖擊。尤其在現代社會，僅靠寺院的一道圍牆很難與社會完全隔絕。所以一定要對自己的身份有足夠的認同，而其中的關鍵就在于對叁寶的信心。

　　就我自己來說，出家的過程雖然比較簡單，也比較感性，但通過對佛法的深入學習，使我更堅定了自己的選擇。因爲弘法的原因，對社會有了更多了解之後，越發認識到世俗生活的荒謬性。相比之下，我認爲追求真理、智慧、解脫的人生是最有意義的。而出家的生活，也非常適合我的性情，我簡直就是非常喜歡我現在的這種生活方式；如果讓我去過世俗人的生活，那我一定是過不來的。

　　問：您出家時，應該是宗教政策尚未落實之際。在那樣的年代裏，您又是如何開始出家後的修學生活的？

　　答：的確，當時宗教政策還未落實，佛教仍被社會視爲封建迷信。在這樣的大氣候下，整個教界的修學環境並不是很理想。我最初是在福建甯德支提寺，當時出家人白天種田，早晚上殿，生活條件極其簡樸，在現在的人看來，應該說是相當艱苦的。但出家人都真心向道，信心道念非常堅固，沒有誰是爲了衣食而出家。老和尚們生死之心很切，就是在那時，我才知道出家是爲了“了生死”。雖然還不懂得“了生死”究竟是怎麼回事，但現在回憶起來，這應該是我最初接受的佛教教育。其後又來到福建閩侯雪峰寺，基本上還是繼續這種農禅並重的生活。這一方面使我養成了山野之人的氣質，並始終保持著對大自然的喜愛；一方面也爲我僧格的養成奠定了良好基礎。這段時間的生活，對我日後的成長有著重要影響。

　　尤其不能忘記的是，在我成長過程中親近過的叁位老人家，一是福州鼓山湧泉寺的普雨老和尚，一是莆田廣化寺的圓拙老法師，一是廈門南普陀寺妙湛老和尚。他們成就我出家，成就我上學，成就我靜修，給我修學上的指導，給我創造弘法的條件。我從他們身上學到各種做人做事的美德，讓我終身受用不盡。這也使我想到了，一個人在修學佛法的過程中，依止善知識的重要性。

　　問：在今天，無論是社會還是教界都有了巨大的改變，出家人的修學環境更爲寬松。法師是否認爲，您當年所經曆的生活，對于其他剛出家的人也非常重要？換句話說，對于剛出家的人，什麼樣的環境才是最理想的？

　　答：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生活環境。對于剛出家的人來說，最爲關鍵的，是要接受成爲一個僧人的基本教育，也就是造就僧格的教育。關于出家後的教育，在佛陀的經律中有非常明確的規定。如沙彌必須依止自己的親教師，不可獨立生活；即使受了比丘戒之後，還須“五年學戒，不離依止”。此外，剛出家也是僧格養成的開始，健康的生活環境也是不可缺少的。所以說，不論生活在什麼樣的時代，依據戒律修行，建立如法的生活方式，對僧格的養成都是很重要的。剛出家的人，大多都有良好的初心，但不易持久，有句話叫做“出家一年，佛在眼前；出家叁年，佛在西天。”這份初心爲什麼會變質呢？關鍵還是因爲出家後的修學與生活環境。

　　問：法師後來又就讀于中國佛學院，並長期從事教學工作。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又在教學之余從事弘法活動，面向社會及高校開辦佛學講座。當時弘法在國內尚未充分展開，整個社會對佛教還是充滿了誤解，此舉可謂開風氣之先。那麼，法師又是如何走上弘法道路的呢？

　　答：在中國佛學院學習時，還不知道弘法是怎麼回事。因爲出家前文化和佛學基礎都比較薄弱，所以只知道如饑似渴地學習。畢業後來到莆田廣化寺，在後山一個偏僻的地方繼續學習。讀書之余，也在佛學院講課。廣化寺的幾年生活，使我在佛學院所受的綜合教育的基礎上，對戒律、俱舍和唯識有了進一步的研究。1988年來到南普陀寺，在阿蘭若處靜修。這清靜自然的環境，對我的學習、修行和弘法事業都有很大的幫助。

　　廈門是個沿海開放城市，與東南亞及港臺有著頻繁的交流往來。由此，我也有因緣接觸到很多海外的法師，並從他們的介紹中，對海外弘法事業的發展有所了解，這才使我萌生了弘法的念頭。首先是在南普陀寺的圓通講堂，和湛如法師一起爲信衆開設了“正信佛教系列”和“人生佛教系列”的講座。當時我們還在廈大曆史系進修研究生課程，這一因緣使我們得以在廈大舉辦了“佛教文化研討班”，開始了面向高校的弘法。其後，又應邀到各地舉辦佛學講座。我就是這樣走上了弘法道路。

　　問：能否請法師具體介紹一下您目前所從事的弘法事業？

　　答：從1992年開始，我一直在國內外講經、講座。在弘法的過程中，我深切體會到社會對佛法的需求，而教界能夠從事弘法的人才又實在寥寥無幾。所以，培養人才是目前教界的當務之急，因爲“道在人弘”。我出家二十多年，從求學到教學，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佛學院。基于多年的教學實踐，也基于對佛教未來前景的關心，希望能在現有的基礎上，探索出一套具有佛教特色的教學模式。目前，我還是常住閩南佛學院，擔任唯識學和戒律學的指導老師。同時，也在蘇州西園寺主持“戒幢佛學研究所”的工作，和教內外有志于佛教教育的法師學者一起，共同實踐我們對佛教教育的一些想法。

　　問：大多數人都認爲，佛學院和研究所應該以培養學術研究人才爲宗旨。但在法師的《我理想中的僧教育》(載于《法音》2000年第4期)中，強調的重點似乎並不在此，而是注重多種人才的培養，並在完善自身的同時，與現實社會的需要相結合，如“基于對社會人生問題的關懷”等等。這些觀點的形成，是否與您長期從事弘法事業有關？

　　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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