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起來。供奉護法神的關帝廟則隨處可見。如靈境寺關帝廟的一付對聯“義存漢室叁分鼎，志在春秋一部書”就典型反映了儒家忠孝節義的人格精神。另外，在黛螺頂龍棚北半間的牆上，直到民國二十二年時，尚有一幅古色古香的“張果老騎驢過橋圖”。佑國寺1483幅石雕中有青龍播雨、天女散花、蘇武牧羊、負荊讀書、吹箫引鳳、叁星高照等反映各派各教思想的畫面。五臺山寺廟壁畫反映這方面的內容更爲典型。如公主寺的壁畫中有佛、菩薩、道教神仙、天地日月、四海龍王、山神土地，閻羅判官、帝王後妃、農工士兵等，整個畫面陣容整齊，是天宮地獄、佛道各路神仙的大聚會，是五臺山叁教合一的曆史見證。
五、五臺山與古印度朝鮮日本佛教
唐代詩人劉禹錫《唐故衡嶽律大師湘潭唐興寺俨公碑》中謂“北方之人銳以武，振武莫若示現，故言神道者宗清涼山。”《大唐潤川句容縣大泉寺新叁門記》中亦謂：“今天下學佛道者，多宗旨于五臺，靈聖蹤迹，往往而在，如吾黨之于丘門也。”這些記載反映了五臺山的深廣影響，其聲譽之所被，遠及海內海外。五臺山與外國佛教發生直接交流關系始自于唐初，主要國家有古印度(包括師子國)、朝鮮和日本。
首先到五臺山巡禮聖迹的是新羅僧人。唐貞觀十二年(638)，新羅僧慈藏率弟子僧實等10余人入華求法，首先參拜了五臺山聖迹，于文殊大聖像前禱祈冥感，夢像摩頂授梵偈，並得異僧所給之袈裟、舍利等。繼此之後，至五臺山巡禮的朝鮮僧人有：朗智(與元曉同時)“嘗乘雲往中國之清涼山，隨衆聽講，俄傾而還”(《叁國遺事》)；崇濟，于唐貞觀間(627—649)入唐受業于善導叁藏，然後入五臺山，感文殊菩薩現身授五戒(《叁國遺事》)；慧超，于唐建中元年(780)四月十五日帶著參譯的經本赴五臺山，住乾元菩提寺，至五月五日開始動筆記述譯經中的秘聞佚事，同時寫了《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缽大教王經序》；竟讓，于光化二年(899)入唐求法，先至谷山谒道緣和尚，問石霜宗旨，曆遊江南河北，然後巡禮五臺。此外，登州赤山新羅法華院僧聖林亦曾至五臺山巡禮；高麗僧慧月于元代間本擬巡禮五臺，途經大都雲居山，辄止，並化緣修補石經。智泉、慧勤等也都遊參過五臺山。
印度和師子國僧人前來五臺山巡禮的亦有不少。唐乾封二年(667)，師子國僧釋迦密多羅至五臺山，由高宗敕使翻譯陪同；儀鳳元年(676)和四年，北印度僧人佛陀波利兩次朝臺，事已見前；開元年間(713、741)，梵僧菩提仙那朝臺，瞻禮聖迹；貞元十年(794)，爲佛典翻譯作出了突出貢獻的北印度僧人般若叁藏巡禮五臺；貞元十二年(796)，西域烏荼國王與僧人純陀等朝禮五臺，其中，純陀受不空叁藏的委托，監造金閣寺；宋代，佛經翻譯家天息災、法天、施護朝禮五臺；金代，北印度僧人呼哈羅悉利帶弟子叁摩邪悉利等7人禮臺，北印度高僧蘇陀及其弟子佛陀室利亦朝臺，住此達17年之久，後寂于靈鹫寺，譜寫了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新一頁。明代，先後有印僧釋迦也失、具生吉祥和尼泊爾僧室利沙朝禮五臺，其中前者住于顯通寺。清鹹豐年間(1851—1861)，五臺山僧人源修去印度禮聖取經，學習佛法大意，後返五臺，于五頂各造石室，潛心靜修，在五臺山佛教史上留下了新的篇章。
與五臺山關系密切的還有日本。最早入山的日僧是靈仙叁藏。他是參加唐代譯經事業的唯一日僧。820年至五臺山，七年後圓寂于五臺山靈境寺。日本佛教史上“入唐八家”之一的圓仁，于開成五年(840)至五臺山巡禮五十天，曾向志遠法師求法，並帶回經籍叁十四部。返日後，著有《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是一部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和唐代社會史的珍貴史料，此書與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和馬可波羅的《馬可波羅行記》，同被稱爲東方叁大遊記。惠萼爲促進中日文化交流，叁次來到五臺山求法巡禮。會昌四年(844)，他第二次禮臺，將日本桔皇後親手製作的寶幡、鏡奁和鏽文袈裟等送來五臺山供奉文殊菩薩。鹹通叁年(862)，他第叁次來禮臺，並請得一尊木雕觀音像，返國途中，至普陀山，船爲風浪所阻，遂將觀音像安置普陀山供養，時人稱爲“不肯去觀音。”普陀山由此發展成爲佛教名山。宋代入臺的日本僧人有大周然、成尋以及成算、祚一、嘉因、寂昭、賴緣等。大周然歸國後曾奏請天皇把愛岩山改名爲五臺山大清涼寺，後來成算在京都嵯峨山仿照五臺山清涼寺建成了一座清涼寺。成尋著有《參天臺五臺山記》一書，是研究我國佛教史和宋代社會史的珍貴文獻。
五臺山，作爲東方佛教聖地，是國際佛教文化交流的基地。它自尊自得，熱情好客，贏得了國際友人的尊重景慕。近年來，五臺山接待了香港、日本、美國、新加坡、菲律賓等地區的佛教代表團、進香團、朝聖團、拜山團等佛教團體一千五百余人。五臺山佛教的對外友好往來，促進了國際文化的交流，增進了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關系。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隨著我國的對外開放，五臺山佛教聖地必將爲新的文化交流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爲中外文化交流史譜寫更爲輝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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