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的派演代字，代代流傳下來，直到現在，還在應用。有時，他們是把這流傳的代字次序用完了，再來從頭算起，如此輪轉無窮，卻不同宗法社會的族系，始終重于層層遞下的。明清以後，國內叢林，大多是臨濟宗的子孫，其余各宗，已經衰落到不絕如縷了。 此外，演變愈久，便有子孫小廟的興起，這就等于一個僧衆的小家族，除了沒有男女夫婦的關系，絕對宗奉佛教以外，其余一切習慣，與俗人差別並不太多，也可以說，只是一個獨身者的修行集團而已。等而下之，東鄰日本的家庭寺廟製度的興起，行見東方佛教，快要完全變質，對于叢林製度的向往，只有引用孔子的一句話說：“褅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叢林與中同文化
叢林的製度，顯然是中國文化的産品。如果認爲佛教傳來中國，便受到中國文化的融化，産生了佛教革新派的禅宗，這事已略如前論，不必重說。嚴格地說來，佛教經過中國文化的交流，卻有兩件大事，足以影響佛法後來的命運，而且增強它慧命的光輝。
第一：在佛學學理方面的整理，有天臺、華嚴兩宗嚴整批判的佛學。天臺宗以五時八教，賢首宗以五教十宗等，概括它的體系，這便是有名的分科判教。
第二：在行爲儀式方面，就是叢林製度的建立。它融合了傳統文化的精神，包括儒家以禮樂爲主的製度，適合道家樂于自然的思想。而且早在千余年前，便實行了中國化的真正民主自由的規模。它的製度，顯然不相同于君主製度的宗教獨裁，只是建立一個學術自由，民主生活的師道尊嚴的模範。
除了中國以外，接受南傳原始佛教文化的，如泰國、柬埔寨、老撾、斯裏蘭卡和緬甸，傳續到了現在，雖然已非舊時面目，但多少總還存有一些原來方式。可是它所僅存的生命，不過是依賴政府與民間信仰的殘余，與叢林製度比較起來，有識之士，便不待言而可知了。和這相反的，就如北傳佛教在我國西藏，它以神秘色彩，襯托出宗教的姿態，千余年來，卻贏得一個政教合一的特權區域，雖略有類同西洋教會和教皇的威權，而無西洋教會一樣具有國際和世界性的組織。如果深切了解釋迦牟尼的全部教義，對于南傳佛教和北傳佛教的兩種方式，便會知道不是他原來的初衷。只有中國的叢林製度，確能與他的本意不相違背。由此可見無論南傳北傳的佛教，都沒有像東來中土的偉大成就，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們可以了解，凡是自己沒有悠久博大的文化之民族，縱然佛光浮照，它的本身，仍然無力可以滋茂長大。所以說：當達摩大師在印度的時候，遙觀東土有大乘氣象，不辭艱苦，遠涉重洋，便放下衣缽，把佛法心印傳留在中國了。
一個文化悠久的國家，曆史剩遺在山川名勝的背景，已經足以表示整個文化的光輝。何況它的精神，還是永遠常存宇宙，正在不斷地繼往開來呢！僅以叢林創建的製度來說，它給全國的山光水色，已經增加了不少詩情畫意，表現出中國文化的風格，唐代詩人杜牧有詩雲：“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這還只是描寫南北朝以來的江南佛教事迹，到了唐朝以後，因爲叢林寺院的興盛，可以說：率土之濱，莫不有寺。名山之頂，何處無僧。所以後人便有“天下名山僧占多”之詠了。加上以唐人氣度的雄渾，宋人氣度的寬廓，二者融會在寺院建築之中，我們在全國各地，到處都可見到美侖美奂，壯麗雄偉的塔廟。只要你翻開各省的省志，各州、府、縣的地方志，要查名勝古迹，僧道寺院，便已占去一半。緬懷先哲，追思兩叁千年的流傳至今的事物，豈能不令人痛恨這班一知半解，妄自蔑視中國文化的人們！須知一個根深蒂固的文化，建設起來，是經過多少時間，和多少哲人的心血所完成。要想改變，以適應世界的趨勢而爭取生存，那也要學而有術，謀定而後動，豈是淺薄狂妄，輕舉妄動所能做得到的嗎？
叢林與幫會社會
叢林禅寺，雖然足僧衆集團專修的一個佛教社會，究竟它是具有宗教組織，和戒條的管理的。否則，在佛教慈悲平等的觀念下，如果發生人事情僞的糾紛，比之普通社會，恐怕還難處理，所以傳說中便有“甯帶一千個兵，不帶一百個僧。”就是這個意思。但是過去的住持和尚們，和其他被請任爲叢林的班首執事們，他們的德行才智，姑且不論，就各人的身世經曆來說，大多都還有一番涉世的經驗，因此古人稱此中是“龍蛇混雜，凡聖同居”，確實是最難分辨的。在中國曆史上，許多失意英雄，亡國志士，或是身世有難言之痛的，很多都在心灰意懶之余，托迹禅門，參求正果，自以紅魚青磬，了此殘生的，事實並不太少。當唐宋以來禅門興盛的時候，一個叢林中所容納的僧衆，往往多經千計，所以在嚴格執行清規戒律以外，勢必陰以兵法部勒弟子，也是極其可能的事。唐、宋、明，開國之初，少林寺等僧人，幫助李世民、趙匡胤、朱元璋輩平定天下，功成不居，退歸林下，這也是曆史的事實。例如田雯《遊少林寺記》說：唐僧昙宗，住河南少林寺，精通武藝。武德四年，太宗時爲秦王，奉命討王世充。昙宗等十叁人，參加戰陣。以威猛善戰，克敵製勝。太宗奉昙宗爲大將軍，其余不願爲官者，各賜紫羅袈裟一襲。少林寺便將石刻禦剳嵌于壁間雲雲。又例如《樵書二編》卷九載，僧兵湖廣士兵論雲：“明嘉靖癸醜，倭兵入犯蘇淞海濱，以兵民禦之，敗而走者叁十七陣矣。操江蔡公克廉募僧兵殲滅之。自後我師與倭戰多凱旋。凱旋自天員一陣始也。”“倭犯杭城，叁司會僧兵四十人禦之。其將爲天真、天池二人。天池乃少林僧。于是交兵，大破倭奴。倭人走襲上海太倉。蔡公駐節于蘇，走金幣至杭，聘取僧兵。杭方戒嚴，莫肯與。鹿園(僧名)無以謝蔡公，使入請月空等十八人，原非禦寇四十人之列。叁司遂聽之。鹿園與月空曰：爾之見都院也，宜述僧兵衆寡小敵之形，徼其禮幣而善辭之，脫有不允，可薦少林僧天員爲將，見講《楞嚴經》于天池山中，乃將材也。月空見蔡公，辭不獲，遂薦滅員。天國就聘出山，乃五月十日也。蔡公館之于瑞光寺，與月空同處。月空領杭僧兵十八名，天員領蘇僧四十八人，協力征剿。又選蛇山兵十人，與月空合爲一枝。六月初十日遣哨兵六團，有賊百余人。奮力追擊，賊懼而逸。複屢戰辄勝，凡翁家港所逃，及老營之賊，悉剿滅無遺。計僧所傷亡者四人耳。”尤其是朱元璋微時，曾在皇覺寺爲僧，當然他了解叢林的製度，所以他的初期官製，還有如叢林班首稱呼的存在，例如都察院等的稱謂，便是叢林的情調。因爲明代的官製，是因襲元代的舊製，再參酌唐宋的製度，加以改變而來，元代的官製，受喇嘛教和劉秉忠的影響，許多地方，都帶有僧團的意味，雖然有耶律楚材之才之美，仍然難以出其窠臼。 當南宋金元之間，道士丘處機師徒等，便仿照禅宗叢林製度，創立全真道，保存民族文化。到了清兵入關以後，前明的亡國大夫，與一般有知識的人士，獨抱亡國之痛，凡義不降清，或者想圖謀恢複的，他們有鑒于士大夫的容易變節，便暗中聯絡江湖豪俠等輩，漸漸就形成爲民間幫會的組織，相傳如顧亭林、李二曲、黃黎洲、傅青主等人，就是在幕後倡導其事的中堅分子。當然此中參加的，一定有許多逃名避禍的明朝遺老，自藉和尚道士的身份活動的。所以這種幫會社會的組織，除以傳統文化的忠孝仁義爲骨幹，志在反清複明，其他規矩儀式，都是仿照叢林製度的形式。例如清初的哥老會(洪幫)，以及以後分化爲青幫、紅幫，等等，它的外表只是一種社會活動，內在的目的，還是企圖爲民族國家，恢複大業。其他如在北方一帶，以叁教合參的理門，以後稱爲“理教”，它的組織，也是參照叢林製度的。等而下之，如明清兩代的各種道派，以及大刀會、紅槍會以及各種似道非道的道術門派，或多或少，總是因襲叢林的規矩來組織的，由此可見叢林製度，它在中國各階層的社會裏，確是有它曆史上的特殊影響。
結 論
中國傳統文化，素來是以儒家爲主流。儒家高懸大同天下的目的，是以禮樂爲主道政治的中心，由于禮樂的至治，就可以實現《禮運》篇的天下爲公的目的。但是經過數千年的傳習，一直到了唐代，才只有在佛教禅宗的叢林製度裏，實現了一個天下爲公的社會。它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種佛教僧衆的集團，然在精神上，它是融合禮樂的真義和佛教戒律的典型。“禮失而求諸野”，如果講到一個真善美的社會風規，恐怕只有求之于叢林製度了。但是也還不能做爲治國平天下的規模，因爲國事天下事，與叢林社會相比，其艱難複雜，又何止百千萬倍。人是一個有情感和理性的生物，無論性和情，只要偏重在哪一面，就不能兩得其平，結果都不會安定人生的。叢林製度它能普及流傳，不外四個原因：
第一，因爲出家了的僧衆，已經發自內心的，抑棄了世事人欲的情感牽擾，雖然住在叢林裏，過的是集團生活，又是絕對自由追求自我理想的境界。
第二，宗教的信仰，和發自因果分明的觀念，已經不需要外加的法律管製。
第叁，各人由內心的自淨其意，發爲規矩，便是最高自治的原理。
第四，維持生命生活的經濟製度，早已作到福利的要求，所以他們只要管自己的身心修養，其余的一切就都可以放下了。
因此他們可以做到，像儒家禮樂最高目的，和墨家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要求。如果是普通人的社會呢？男女飲食和物欲的權利，只有日益向外擴充和發展。人事和世事的推排，相互間便有爭執。許多在學理和教育上決定是正確的道理，一到人情和人欲的要求上，便完全不是那樣一回事了。即如完美的叢林製度，它在教導以外，再沒有刑責可行，似使沒有最高道德作爲依持，要想求其安然垂範達千余年之久，絕對是不可能的事。南宋時代，杭州徑山大慧宗杲禅師，與溫州龍翔竹庵大珪禅師，恐怕後來叢林衰落，便合力記述曆來叢林住持的嘉言善行，留作後世的准繩，作了一部《禅林寶訓》的書。其中高風亮節，以及敦品勵行的典型，足以與宋儒學案，媲美千秋。如果去掉它僧服的外層，做爲爲人處世的修養範本來看，一定別有無窮受用，可以啓發無限天機。
百丈禅師創建叢林以來，他的初衷本意，只是爲了便利出家僧衆，不爲生活所障礙，能夠無牽無挂，好好地老實修行，安心求道。他並不想建立一個什麼社會，而且更沒有宗教組織的野心存在，所謂“君子愛人以德”則有之，如果認爲他是予志自雄，絕對無此用心。尤其是他沒有用世之心，所以他的一切措施，自然而然地便合于儒佛兩家慈悲仁義的宗旨了。如果他有世務上的希求，那便會如佛經所說：“因地不真，果遭纡曲。”豈能成爲千古宗師？在他當時，一般人之所以責罵他是破戒比丘，只因大家抵北執著印度原始佛教的戒律，認爲出家爲僧，便不應該耕種謀生的。站在我們千秋後世的立場來看，如果他當時不毅然改製，還讓僧衆們保特印度原來的乞食製度，佛教豈能保存其規模，傳流到現在嗎？禅宗最重人們確有見地，佛教稱佛爲大雄。時移世變，時代的潮流，由農業社會的生活方式，已經進到工商業科學化的今天，追懷先哲，真有不知我與誰歸之歎了。
《中國佛教發展史略 附錄:禅宗叢林製度與中國社會》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