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著有《菩提道炬論》，影響西藏佛法甚大，由此種下了明代宗喀巴大師改革佛法的種子。那時，有一內地學禅宗未透徹的僧徒，名大乘和尚，跑到西藏提倡中國佛法，標榜無想念爲宗，號召徒衆亦不少。後來與阿底峽弟子當衆辯論，被駁得體無完膚，狼狽而逃。所以西藏佛學界，一直認爲內地無真正佛法，這很幼稚可笑、主觀的觀念，即栽植于這件事上。抗戰時期，黃教東本格西，到成都講經，還是這樣說法，曾引起一場辯論。其實，他們對內地真正佛法的確茫無所知。就以黃教的中觀正見，所的止觀法門，與內地正統禅宗，及天臺宗的止觀定慧法門相較，並不見有特殊的超勝地方。
明代永樂年間，宗喀巴大師創立黃教，根據阿底峽尊者的《菩提道炬論》，著作《菩提道次第廣論》與《略論》，以人、天、聲聞、緣覺、菩薩道的五乘次序，貫串戒、定、慧、解脫的究竟。同時又集合密教的修法理論，著有《密乘道次第論》。加以嚴守戒律，清靜專修，注重彌勒五論的發揚，確爲西藏密教放一異彩，他的傳承教法，一直流傳到現在。自文成公主進入西藏，宗喀巴大師感化西藏，使西藏的文化，達到一個完整的高峰。雖然如此，曆史的演變，盈虛消長，窮通變化，永無停止。
西藏密教，自初唐到現在，大致分爲四派。(1)甯瑪派(俗稱紅教)，後又分爲五小派。現在多半還流傳在後藏及青康等邊區。(2)噶居爾派(俗稱白教)，內分九小派。現在主要傳承，在西康打箭爐木雅鄉的貢噶山一帶。(3)薩迦派(俗稱花教)，從元代DB法王以後，一直在前後藏各地及青康等處流傳。又循金沙江流域，如雲南怒江、麗江等地，亦傳承此派密教，極具聲望。(4)宗喀巴大師所創的黃教。現在前後藏的達賴、班禅，蒙古的章嘉大師等，都是掌教的領袖。現在美國舊金山法的帝洛瓦喇嘛，也是蒙古有權威的有道高僧。
上面所講的前叁派，都從曆代沿革改變而來。但依黃教看來，認爲並非正見的佛法。黃教的修法，除中觀正見，止觀法門以外，密教佛法，特別注重大威德金剛修法與時輪金剛修法。如第九代班禅大師在北京南京各地，先後舉行時輪金剛法會，有十一次之多。清兵入關之初的幾位皇帝，都親自學習過密宗，如雍正、乾隆皆是此中行家。以前我在西康，據幾位漢人喇嘛說：《大威德金剛儀軌》，雍正曾經親自翻譯一次，爲曆來密宗譯本中最完善的一種。我曾爲此譯本，多年尋訪，現在還未找到。由此可見清朝在政治上的措施，任何事都很小心，所以雍乾兩朝，對蒙藏的政策，從清廷立場來看，確有其獨到的成功，在此不必詳論。
現階段中的西藏，大體仍很保守，但上層社會，確實具有高度的文化知識，如一般大喇嘛與貴族們，能通英文者很不少，對于世界現勢並非不了解，或者比一般看法，更有深刻的理解。不過他們是安于平靜無憂的生活，不想與外界多接觸，大有希望外界遺忘了他們一群的氣概。他們認爲西方物質文明的發達是發瘋，科學領導世界人類會快速地走向滅亡之路。西方人偏重專製式的教條信仰，是盲目的迷信，缺乏智慧的分析，佛學是注重智慧的追求使精神和人格升華，不是盲從迷信的。他們內心深知要西藏永遠安定，只有中國強起來才有保障，是有時間空間性的。並且有若幹問題，實在也是以往處置錯誤，與邊地漢人的互相誤會逼迫出來的。
西藏的大喇嘛們，畢生修習密教佛法，是具有長時期嚴格的學術修養，加以數十年做工夫，實地體會的經驗，的確不能忽視。他們一個正式的喇嘛大師，從七八歲開始識字授學，就讀佛學，必須有十二年專心一志的研究，對于佛學大多要全部了解。等到學成以後，參加大法會的考試，取得格西資格，才可以講經說法。再要專修佛法，還須從師學習密教，專其心閉關或住岩洞修持，往往有達數十年以上的。所以他們對于“教、理、行、果”的過程，是經過笃學、慎思、明辨的嚴格程序。行爲和技能的修養，根據大乘菩薩道，必須依次學習五明：(1)聲明(包括文字學，乃至外文等)。(2)因明(包括佛學教理的邏輯及至普通哲學等)。(3)醫方明(包括醫藥，方技，紅教的還有劍術武功等)。(4)工巧明(包括繪畫、雕刻、織毛氈等)。(5)內明(心性修養佛法的最高境界)。一個真實有道行的喇嘛，具有這許多學術修養，實在不應該視爲文化落後的人物，否則，不是盲目地自滿自尊，就是盲目地輕蔑他人。學問之道，首重虛心既不能自卑自輕，也不能自大自滿，必須要虛懷去接受，才能貫通。喇嘛們雖然爲純粹虔誠的佛教僧徒，但是還須在普通佛教戒律以外，受有密教的特別戒律。爲了護教護法，他們可以隨時放棄不殺戒，脫去僧衣，爲抵抗侵略，掃滅魔軍而爭鬥的。
清末明初之間，漢藏文化，漸起溝通現象，北京有西睡文化院的成立，直到抗戰期間，在成都還挂有這塊招牌。民國初年，西藏喇嘛白普仁尊者，與多傑格西，到北京弘揚藏密，引起一般僧俗的興趣，所以有漢僧大勇法師赴藏學習的創舉。大勇到了西康就圓寂了，抗戰期間，據說已經找到大勇的轉身靈童，又入藏學密去了。以後有法尊法師、蜀僧能海、能是、超一等入藏學習，他們都是學習黃教，後來都名重一時。其他僧俗等，也有很多到康藏學密宗，或學紅白等教，或專攻紅教。不過黃教的喇嘛們，始終看不起其他各派的教徒，認爲他們佛法已有偏差之嫌。甚至，視同外道。同時康藏各派的喇嘛活佛們，也源源而來內地法，如紅教的諾那活佛，白教的貢噶活佛，花教根桑活佛，黃教的東本格西、阿旺堪布等等。其中除諾那活佛，我是間接從學以外，此外幾位，都曾親自依止學過。據貢噶活佛同我說：內地人士，大乘根器很多，例如破哇一法，在康藏修持，得到成就者，十人中之二叁而已。而在內地，學者差不多都能有小成就，實在可喜。我當時說：此所以達摩大師來中國傳佛法心印，說東土有大乘氣象也。上面所述這幾位大師們，少數都經曆西南諸省會傳法，也有深入中原，到漢口、上海等地的。影響所及，近年密宗佛法的盛行如雨後春筍。若幹人士，對內地自己的佛法，欠于真實了解，偏頗地傾向密教，視爲最高無上的心理，似乎有嫌于高明。其實，多是不認識自己，對于藏文又修養，故有這種變態。這種現象與風氣，恰與盲目地崇拜西洋文明，抛棄國粹，時間和情緒，都在同一時候産生，實在爲這一時期中國文化的病態。再說漢僧赴藏學習的學僧當中，有少數人受到當時政府駐藏辦事處的資助，回到內地弘揚密宗的，以法尊與能海二人，各有各人的成就。他如超一法師，亦可弘化一方。法尊從事翻譯，能海從事傳法。還有一位學僧名滿空的，對于紅白花教了解頗多，一般所用密教法本，多是他的翻譯手筆。他們的藏文程度與佛法修養，究竟如何？我不能武斷，可是翻譯法本，大都晦澀生硬，並不高明，覺得美中不足，內中有很多問題。倒是在藏學密的英美人士的譯本，反較爲清晰，但又偏于科學的機械式，難以標明理性的最高境界。可是翻譯事業難以甚善甚美，不禁更爲追懷前賢如摩羅什、玄奘士師們的偉大智慧。
六、西藏密宗藝術新論
人類精神文明的延續，在言語文字之外，應該首推繪畫。上古之世，文字尚未形成之先，在人們的思想領域中，凡欲表達意識，傳播想象之時，唯有借畫圖作爲表示。中國文化之先的八卦、符箓，與埃及的符咒，印度的梵文等，推源其始，都是先民圖畫想象之先河。降及後世，民智日繁，言語、文字、圖畫、雕刻、塑像，各自分爲系統。而繪畫內容，亦漸繁多；人物、翎毛、花卉、山水、木石，由平面的線條畫，進而至于立體。抽象與寫實並陳，神韻與物象間列。由此可見人類意識情態綜羅錯雜，不一而足。但自窮源溯本而觀，舉凡人類所有之言語、文字、圖畫等等，統爲後天情識之産品。形而上者，原爲一片空白，了無一物一事可以蹤迹。故禅門不取言語文字而直指。孔子以“繪事後 ”爲向上全提，良有以也。
由圖案繪畫而至于描寫人物、神像，在中國畫史而言，據實可徵，首推漢代武梁詞石刻。過此以往，史料未經發現，大抵不敢隨便確定始作俑者，起于何代何人。自漢曆魏、晉、南北朝、唐、宋以還，佛教文化東來，佛像繪畫與人物素描，即形成一新的紀元，如衆所周知的雲岡石窟、敦煌壁畫，以及流傳的顧恺之的《維摩居士圖》，吳道子的觀音菩薩等，形神俱妙，但始終不離人位而導介衆生的神識想象，升華于天上人間。
然自隋唐初期，隨佛教東來之後，由中北印度傳入西藏之密教佛像，神精筆工，形式繁多，頗與當時敦煌壁畫相類似。唯大行于邊睡，中原帝廷內苑供奉，亦少所概見。迨元朝以後，方見流行。明、清以來，民間稍有流傳而亦不普遍。在繪事而言，西藏的佛畫、雕塑，均與內地隋唐以前，同一法則。所有佛與菩薩之造形，大多都是細腰婀娜，身帶珠光寶氣，如佛經所謂“璎珞莊嚴”者也。宋元以後，凡內地之佛偈，大體皆喜大肚粗腰，滿顸臃肚，肌體以外，最好以不帶身外之物爲灑脫。由此可見，隋唐以來之佛像，無論繪畫雕塑，多具有佛經內典的宗教氣氛，以及濃厚的印度文化色彩。宋元以後，畫像與雕塑，亦受禅宗之影響，具有農業社會的樸，人位文化的平實。從此大概而言，要當如是。
晚清以來，文明丕變，西藏密宗忽又普及內地。而中國與流傳日本的顯密各宗，彼此互相融會。舊學、新說之外，連帶久秘邊睡之藏密佛像、圖畫、雕塑，無論爲單身、雙身或壇城(曼茶羅)，已非昔日銅閉作風，大部公開流傳。抗戰時期，成都四川省立圖書館，曾經舉辦一次西藏密宗佛像原件的大展覽，洋洋大觀，見所未見。及今思之，當時這批博大文物，想已煙消雲散，不知是否尚在人間，頗爲怅然！
初來臺灣時，顯教之經典畫像，亦廖廖少見，逞論密教文物，間或有之，大抵皆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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