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契嵩新流

　　契嵩(１００７－１０７２)，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镡津(今廣西藤縣)人，俗姓李，終鍾氏。他７歲出家，十叁歲得度落發，十四歲受具足戒，十九歲開始遊方參學，下江湖，陟衡廬，十余年間來往于南方各地，“首常戴觀音之像，而誦其號，日十萬聲。于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後至瑞州(今江西高安)見到雲門宗僧人曉聰禅師，成爲其得法弟子。明道年間，(１０３２－１０３３)，他以佛教五戒、十善比附人儒家五常，作《原教》一文，流傳頗廣，慶曆年間(１０４１－１０４９)，契嵩“入吳中，至錢塘，樂其湖山，始稅駕焉。”從此，他結束了遊方生活，“以文鳴道于天下，”所謂“至錢塘靈隱，閉戶著書”。皇祐年間(１０４９－１０５３)，曾“去居越之南衡山，未幾罷歸。”複著《禅宗定祖國》，《傳法正宗記》。不久觀察使李公謹得其書，且慕其高名，奏賜紫方袍。契嵩感念“幸生天子臣護道達法之年，”遂帶著《輔教編》、《傳法正宗記》、《傳法正宗論》和《傳法正宗定祖圖》北上京城，能過開封府尹王素的推薦，將書上呈仁宗皇帝。仁宗看過後，後第二年“诏付傳法院編次，”收入《大藏》，以示褒寵。並賜給他“明教大師”的稱號，由此名靈海內。不久，契嵩謝絕朝廷士大夫的再叁挽留，返回杭州，“晚居余杭之佛日山，退老于靈峰永安精舍。”故後人又稱其爲佛日禅師，亦以“永安”稱之。

　　從現在資料，已無法了解當年契嵩開堂演法時的情景，但從一些零星記載中，仍可嗅出他孤危險峻、人難湊泊的“雲門突急”的遺風余韻。《镡津文集.懷悟序》記載說：“師自東來，始居處無常。……默視其迹，雖或出處不定，然其所履之道，高妙幽遠。”可見，契嵩依然保持了雲門一脈的高古家風，非上根器者不能領悟。這雖于中下根機者不宜，而契嵩又不肯以佛法作人情，削高就低，有唇門風。他“因而歎曰：吾安能圓鑿以就方柄哉！聞聖賢所爲得志則行其道，否則行其言而已，言之行猶足爲萬世法。使天下後世學者，識度修明，遠邪見而遊至途，則奚必目擊而授之謂從已出耶？”契嵩機用，人難領用，所以他難以演法開堂行其道，只得以文字般若來接化學人，又何必去計較識度修明者是否爲耳提面命。所以，契嵩的一生主要是“卻關著書”。即使在著述中，他仍不脫雲門高古之風。史載：“其文之高撥勝邁，絕出古今。……然求世之知言審音者，不亦難其人哉！”他勤于撰述，著作甚豐。據稱“所著書自《定祖圖》而下，謂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余卷，總六十余萬言。”但是，他的著作並沒有完整保留下來，到兩宋之際，其著作已大部分散失，宋代禅僧懷悟從大觀(１１０７－１１１０)初開始搜尋契嵩的著作，曆時二十余年，至紹與四年(１１３４)，僅收集到契嵩著作的一半，“其余則蔑然無聞矣。”懷悟將其所集文稿整理編次，成《镡津文集》二十卷。此外還有《傳法正宗記》、《傳法正宗論》和《傳法正宗定祖圖》。這些就是目前留存的契嵩著作。

　　契嵩在禅宗史上的主要貢獻，一是作《輔教編》等書，繼承宗密思想，論述教禅一致，倡叁教融合，特別強調儒釋兩教的一致性。二是作《傳法正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論》等書，厘定禅宗傳法世系。

　　當契嵩著書立說時，正值宋代思想家和朝野上下抑佛排佛的呼聲不斷高張。在思想界，一些儒士追隨前代韓愈排傳傳統，紛紛著書反佛。“當時時，天下之士學爲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聱隅、李泰伯、尤爲雄傑，學者宗之。”同時，朝中重臣中主張抑佛者亦很多，如範仲淹、富弱、文彥博、韓琦、歐陽修等，他們主要基于佛教的興盛與封建統治經濟利益的沖突。契嵩正是在這樣一片排佛反佛聲中，孤鳴獨發，倡導佛儒一致，叁教合一思想的。

　　最能集中反映契嵩叁教合一思想的是《輔教編》、《輔教編》的中心，即是要“廣引經籍，以證叁家一致，輔相其教。”契嵩認爲，叁教名目雖然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聖人爲教不同，而同于爲善也。”它們的區別僅在功用之上：“諸教也，亦猶同水以涉，而曆揭有深淺。儒者，聖人之治世者也；佛者，聖人之治出世者也。”它們的一致性就在于都能達到“同歸于治”。他說：“儒、佛者，聖人之教也。其所出雖不同，而同歸于治。儒者，聖人之大有爲者也。佛者，聖人之大無爲者也。有爲者以治世，無爲者以治心。”儒家治世，佛教治心，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爲了強調二者的一致性，他曾公然宣稱：“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也，迹也。”從現象上看，儒佛是有別的，但從根本旨意上，二者卻是相同的。契嵩融合叁教的主張，在禅林中影響甚大，雲門宗佛印了元曾寫過一首詩：“道冠儒履佛袈裟，和會叁家作一家；忘卻率陀天上路，雙林癡坐待龍華。”

　　中國是一個宗法倫理國家，孝道是中國封建倫理思想的基本出發點，也是儒學的主要範疇，佛教在中國的推演過程，其實也就是對宗法製度下封建倫理綱常的適應過程。所以從佛教傳入之時起，孝道就成爲中國士人攻擊，排斥佛教的主要武器。北周武帝在他的廢佛诏書中指出：“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悖道之甚，國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經》。”唐初傳奕反佛，其理由也是說佛教“不忠不孝”、“入家破家，入國破國”。韓愈作爲儒門戰將，亦指責佛教“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從佛教傳入起，許多佛教學者爲此而困惑，曾進行過長時間的調和融合，盡管契嵩亦十分清楚儒佛兩種倫理體系間的差別，但他認爲二者的教迹度不影響兩教聖人心同的一致性，他在《上皇帝書》中說，他之所以作《輔教編》，其主旨就在于“推會二教聖人之道，同乎善世利人矣。”在方法上，契嵩側重講儒佛在倫理觀上的相同之處。他說：“吾之喜儒也，蓋取其于吾道有所合而爲之耳。”他取佛教的五戒十善來坐同儒家的五常：“儒所謂仁義禮智信者，與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無我慢、曰智慧、曰不妄言绮語，其爲目雖不同，而其所以立誠修行，善世救人，豈異乎哉。”“今儒之仁義禮智信者，豈非吾佛所施之萬行乎？”把五常等同于佛教萬能膠行，旨在說明佛家八萬四千行，並未超出儒家五常的倫理規範。

　　在儒家倫理規範中，契嵩特別推崇孝道。他特撰《孝論》說：“夫孝，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說明“孝”不僅是儒家的倫理准則，更是佛教的倫理核心。他在論中多引《孝經》、《書經》、《禮經》等儒家經典來論述佛教“教”道，以至把孝說成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他說：“豈有爲人弟者而不悌其兄，爲人子者而不孝其親，爲人室者而不敬其夫，爲人友者而不以善相致，爲人臣者而不忠其君，爲人君者而不仁其民。……佛之道豈一人之私爲乎？抑亦有意于天下國家矣！何嘗不存其君臣父子耶？豈妨人所生養之道耶？”本來在佛教中，“百行戒爲先”，但契嵩以爲，孝道比戒律更爲重要，從而確立了其“孝在戒先”的命題：“子亦聞吾先聖人，其始振也，爲大戒，即曰孝名爲戒。蓋以孝而爲戒之端也。子與戒而欲之孝，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戒也者，衆善之所以生也。爲善微戒，善何生耶？爲戒微也。”契嵩所講孝道，其核心是儒家的倫理思想，他所論述的戒孝關系，實際就是佛教和儒教的關系。他認爲，戒律離不開孝道，孝是根本，戒只是從孝發“端”的，是孝的具體應用，戒律脫離了孝道，也就不成爲戒。持戒修善所達到的解脫，實質上也是由“孝道”所致。這種孝在戒先的說法，實際是承認了儒家倫理在佛教倫理之上，是處于主導支配地位的。在宋代統治階級加強封建綱常秩序的情況下，契嵩提出處理儒佛關系的新理論，適應了當時社會的政治需要。正因爲如此，契嵩的著作受致函皇帝重臣的常識和重視。據說，韓琦曾把契嵩的文章給歐陽修看，歐陽修看後，對韓琦說：“不意僧中有此郎也，黎明當一識之。”第二天一大早，韓琦便偕同歐陽修一道往見契嵩，“文忠與語終日，遂大稱賞其學瞻道明。”自韓承相以下，莫不延見尊重之，由是名震海內。仁宗見至其書，亦十分贊賞：“上讀其書，至“臣固爲道不爲名，爲法不爲身，”歎愛久之，旌以明教大師之號，賜其書入藏。”

　　在倡導叁教合一、儒佛一致的同時，契嵩爲確定禅門傳承世系亦殚精竭慮。其時，禅宗已流行了兩叁個世紀，關于菩提達摩到慧能的禅宗六祖之說已成公論，但對禅宗在西土的傳承仍說法不一，天臺宗僧人也攻擊禅宗傳承關系不清，菩提達摩不是正統。“謂所傳列二十四祖，至師子祖而已矣，以達摩所承者，非出于師子尊者。”針對“雖一圓顱方服之屬，而紛然相是非”的局面，契嵩決心“推一其宗祖，爲天下學佛輩秘诤釋疑，使百世而知其學有所統。”于是他“力探大藏，或經或論，校驗其所謂禅宗者，推正法所謂佛祖者。……編成其書，垂十余萬言。命曰《傳法正宗記》；其排布狀畫佛祖相承之像。則曰《傳法正宗定祖圖》；其推會禅宗之本末者，則曰《傳法正宗論》。”《明教大師行業記》中亦談到：“仲靈(契嵩)之作是書，慨然憫禅門之淩遲，因大考經典，以佛後摩诃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爲初祖，推而下之，至于達摩，爲二十八祖。”從此，禅宗“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法系譜便成爲定論，真正起到了“扶持正宗，排斥異說”的作用。

　　此外，契嵩作爲一禅門高僧，還進行了一項重要工作，即對《壇經》進行了校訂。契嵩曾著有》

　　《壇經贊》一文，在當時很有影響，吏部侍郎郎簡，亦頗喜《壇經》，但當時的流行本“爲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便請契嵩校訂。契嵩用了近兩年時間，于至和叁年(１０５６)完成。據說“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叁卷，璨然皆六祖之言，不複謬妄。”這個編校本，今已不存，但後世流傳的所謂曹溪原本及元代德異本、宗寶本，都是以此爲底本，略作增減而成的。

　　在《壇經贊》中，契嵩闡述了自己禅教一致的觀點，他說：“以佛後摩诃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爲初祖，推而下之，至于達摩爲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囑，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者。”盡管禅宗是教外別傳，傳佛心印，而不立文字，但並不能把禅與教割裂開來。他認爲：“能仁氏之垂教，必以禅爲其宗，而佛爲其祖。祖者乃其教之大範，宗者乃其教之大統。”禅教的對立，乃至大小乘的相爭，僅在于祖不正、宗不明，只要承認禅宗的正統地位，就可以息诤釋疑，“後世之學佛者，不能盡考經論而校正之，乃有束教者，不信佛之微旨在乎言外；語禅者，不諒佛之能诠遺乎教內。”教是手段，禅是宗旨，參禅者應藉教以悟宗，習教者應明心而見性，經是佛語，禅是佛意，諸佛心口必不相違，因此，禅門與教門本來是一致無別的。

　　總之，明教契嵩作爲禅宗雲門宗的傳人，盡管在禅法風範上繼承了雲門一脈的家風，但他並沒有特意去全力光大發揚雲門禅法，而是爲當時更爲迫切的禅宗乃至佛教的生存發展的現實問題所牽製，他不得不用畢生的熱誠和精力去著書立說，闡述儒佛不二、禅教一致的融合思想。所以，契嵩在雲門宗史上之所以能占有此獨特地位，並不在于對雲門禅法本身的發展張揚，而在于他作爲力倡儒釋融合的著名禅僧，乃是雲門的法流所出。

《第九章 雲門家風 五、契嵩新流》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