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其時神秀的地位及名聲均遠超過法如，李元珪盡管在法如殁後曾“暫之荊府，尋及嵩山，”在神秀門下呆過，但碑中仍明言其爲法如門下。這說明當時“六祖”法統之爭並不明顯，北宗神秀一系亦沒有在這個問題上采用政治權威來施加任何壓力。即使在神秀爲朝野所重、聲望如日中天之時，也沒有排斥打擊南方的慧能一系，反倒介紹自己的門徒去慧能處參學，並多次向武則天和唐中宗舉薦或親自邀請慧能。《壇經》載，神秀對其門人說，慧能“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法衣，豈徒然哉？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毋滯于此，可往曹溪參法”。可見當時門戶之見並不深。《宋高僧傳》亦載雲：“初秀同學能禅師與之德行相埒，互得發揚無私于道也。賞奏天後請追能赴都，能懇而固辭。秀又自作尺牍，序帝意徵之，終不能起，謂使者曰：“吾形不揚，北士之揚，北土之人見斯短陋，或不重法。又先師記吾以嶺南有緣，且不可遠也。”了不度大庾嶺而終。”唐中宗《召曹溪慧能入京禦劄》雲：“朕請安、秀禅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雲：南方有能禅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這反映了弘忍諸弟子最初相互之間的並存關系。直到神秀去世，法統問題仍未突出出來。
確實，迄今爲止的全部初期禅宗史資料表明，弘忍究竟傳法于誰，並無一致的確切記載，所謂弘忍傳法于神秀或慧能之說皆出自開元八年(７２０)神會入洛之後，實際上，弘忍時代，弟子衆多，人才輩出，十大弟子各具千秋，均可爲一方化主，所以《傳法寶記》說：“及忍、如、大通之世，則法門大啓，根機不擇，齊速念佛名，令淨心，密來自呈，當理與法，猶遞爲秘重，曾不昌言。”這就是說，弘忍時代由于門下僧才濟濟，得法者衆多，實行的是一種“密來自呈，當理與法”的傳法方式，也正因爲如此，弘忍門下各傳法弟子總各排傳承法系，以傳東山法門的正宗自居，這樣就先後出現了許多不同的傳承說法。法如系說：達摩“入魏傳可，可傳璨，璨傳信，信傳忍，忍傳如。”玄赜系將玄赜與神秀並列爲傳東山之法的第七代楞枷師。記弘忍臨終囑玄赜說：“吾涅槃後，汝與神秀，當以佛日再晖，心燈重照。”老安系記弘忍囑咐說：“學人多矣，惟秀與安。”“今法當付，付此兩子。”這樣，老安與神秀又成爲弘忍的嫡傳。神秀系說：“東山之法，盡在秀矣。”“達摩菩薩傳法于可，可付于璨，璨授于信，信咨于忍，忍遺秀，秀鍾于今和尚寂。”神秀的弟子“普寂禅師爲秀和尚豎碑銘，立秀和尚爲第六代，”並“修《法寶記》，又立如禅師爲第六代”，隨後神秀門下又立普寂、義福爲第七代。義福碑銘說：“禅師*輪，始自天竺達摩。大教東流，叁百余年，獨稱東山學門也。自可、璨、信、忍至大通，遞相印司，大通之傳付者河東普寂與禅師二人，即東山繼德，七代于茲矣。”此後獨狐及(７２５－７７７)有《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鏡智禅師碑銘》，追述禅宗的傳承雲：“菩提達摩大師始示人以諸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惠可大師傳而持之，人思而未修。迨禅師叁葉(僧璨)，其風浸廣，真如法昧，日漸月漬。……其後，信公以教傳弘忍，忍公傳慧能、神秀。能公通而老曹溪，其嗣無聞焉。秀公傳普寂。”從中可以看到弘忍門下闇自排列傳承法系中隱約可見的門戶之見，也可看到當時諸派出于同門間的相互容忍認可。即使神秀和慧能兩系亦未至水火不容的地步。
正是面對當時禅宗內部法系混亂，莫衷一是的局面，神會攜慧能禅法北上，“直入東都，面抗北祖，龍鱗虎尾，殉命忘軀。”，“爲天下學道者辨其是非，爲天下學道者定其旨見。”他有滑臺大雲寺無遮大會上公開指責當時勢力極大的神秀一系是“傳承是傍，法門是漸”，非弘忍所傳之正宗，在辯論中，他提出了一個與北宗相對立的南宗傳法系統：“達摩……授與慧可，慧可傳僧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六代相承，連綿不絕。”滑臺大會之後，南北二系“相見如仇雠”的序幕漸漸拉開，爭奪嫡系的門爭也愈演愈烈。雙方不但立碑作記，論定祖師，而且都借助于政治勢力來擡高自己，甚至不惜將對方置于死地。《圓覺經大疏鈔》卷叁記載，神會有滑臺演兩宗之真僞後，“便有難起，開法不得”，甚至“叁度幾死。商旅缞服，曾易服執秤負歸，百種艱難。”後來，神會還是得到兵部侍郎宋鼎的支持而得以入洛：“天寶四載(７４５)，兵部侍郎宋鼎，請入東都，然正道易申，謬理難固。于是曹溪了義，大播于洛陽；荷澤頓門，派流于天下。”此時普寂和義福都已先後去世，神會抓住這一有利時機，積極鼓吹曹溪宗旨，不久又“于洛陽荷澤寺，崇樹能之真堂，兵部侍郎宋鼎爲碑焉。會序宗脈，從如來下西域諸祖外，震旦凡六祖，盡圖繪其影，太尉房琯作《六葉圖序》。”神會在荷澤寺爲慧能建堂立碑。又依照南宗宗統畫了《六葉圖》。神會借助宋鼎、房琯的政治勢力而聲名大振。《宋高僧傳》說：神會“于洛陽大行禅法，聲彩發揮。先是，兩京之間皆宗神秀，若不淰之魚鲔附沼龍也。從見會明心六祖之風，蕩其漸修之道矣。南北二宗時始判焉。”由此可見，神會確是分判南北禅宗之別、造成南北禅宗對抗的關鍵人物。宗密在《禅門師資承襲圖》中也佐證說：“天寶初，荷澤入洛，大播斯門，方顯秀門下師承是傍，法門是漸。既二宗雙行，時人欲揀其異，故標南北之名，自此而始。”《祖堂集》卷叁《荷澤和尚傳》中也說：“荷澤和尚嗣六祖，……自傳心印，演化東都，定其宗旨。南能北秀，自神會現揚，曹溪一枝，始芳宇宙。”神會在洛陽的活動，盡管使“普寂之門盈而後虛。”但普寂一系畢竟在洛陽苦心經營數十年，他們並不會是善罷甘休，洛陽是北秀的勢力中心，他們在擴大自身法統傳承、宣揚神秀禅法的同時，也同樣借助和動用了政治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法統地位，神會的成功馬上受到北宗信徒嚴勵的反擊。“天寶中，禦史慮奕阿比于寂，誣奏會聚徒，疑萌不利。玄宗召赴京，時駕昭應，湯池得對，言理允惬，敕移往均部。二年，敕徒荊州開元寺般若院住焉。”神會被排擠出洛陽，遠徒湖北。據《圓覺經大疏鈔》記，神會在不到二年的時間裏，被迫四遷住地：“天寶十二年，被谮聚衆，敕黜弋陽郡，又移武當郡。至十叁載，恩命量移襄州。至七月，又敕移荊州開元寺。皆北宗門下之所毀也。”神會被貶的第叁年，時局突變，“安史之亂”的爆發給了神會一個時來運轉的機會。《宋高僧傳》記載說：
十四年，範陽安祿山舉兵內向，兩京版蕩，駕幸巴蜀，副元帥郭子儀率兵平殄，然于飛挽索然。用右仆射裴冕權計，大府各置戒壇度僧，僧稅缗謂之香水錢，聚是以助軍須。初洛都先陷，會越在草莽，時慮奕爲賊所戮，群議乃請會主其壇度。于時寺宇宮觀，鞠爲灰燼，乃權創一院，悉資苫蓋，而中築方壇，所獲財帛頓支軍費。代宗、郭子儀收複兩京，會之濟用頗有力焉。
就這樣，神會爲唐王朝立了一大功，因而受到了帝室的重視，“肅宗皇帝诏入內供養，敕將作大匠，並功齊力，爲造禅宇于荷澤寺中。”不久，神會病逝，皇室給予極高禮遇。《圓覺經大疏鈔》卷叁記載說：“寶應二年，敕于塔所置寶應寺。大曆五年，敕賜祖堂額，號真宗般若傳法之堂。七年敕賜塔額，號般若大師之塔。貞元十二年，敕皇太子集諸禅師，楷定禅門宗旨，遂立神會禅師爲第七祖。”並“禦製七祖贊文，見行于世。”神會受皇帝之敕，被立爲禅宗七祖，有了政治上的保障，從而慧能作爲禅宗的六祖也就有了依據。如《宋高僧傳》所雲：“會之敷演，顯發能祖之宗風，使秀之門寂寞矣。”盡管日後禅宗的發展幾乎湮沒了這位“七祖”，但慧能“六祖”的地位卻從此無法動搖。劉禹錫在《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鑑禅師第二碑》中記載說：“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诏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谥曰大鑑。”柳宗元《曹溪大鑑禅師碑》中則有“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的說法，自此，“六祖”之位，有了定說，南北之爭亦就告一段落。
《第叁章 北宗正義 叁、法統之爭》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