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秀門弟子
神秀門下人才濟濟，所謂“升堂七十，味道叁千。”《景德傳燈錄》記神秀法嗣十九人，其中以義福、普寂、景賢、惠福四大弟子爲首。《楞伽師資記》曰：
洛州嵩山普寂禅師，嵩山敬賢禅師，長安蘭山義福禅師，藍田玉山惠福禅師，並同一師學法侶應行，俱承大通和上後。少小出家，清淨戒行，尋師問道，遠訪禅門。……諸師等奉大師十有余年，豁然自證，禅珠獨照。大師付囑普寂、景賢、義福、惠福等，照世炬燈，傳頗梨大鏡。
自神秀死後，這些弟子均受到帝室官僚的優禮，聲名顯赫，成禅宗一時之盛，當時天下坐禅人對這四大禅師評價曰：“法山淨，法海清，法鏡朗，法燈明。宴坐名山，澄神邃谷；德冥性海，行茂禅枝；清淨無爲，蕭然獨步；禅燈默照，學者皆證佛心也。”四人中真正以弘揚東山法門而影響巨大的，是義福和普寂。
(一)義福禅要
義福(６５８－７３６)，俗姓姜，上黨銅鞮(山西沁縣)人，幼慕空門，遵母遺訓出家，年甫十五，遊曆于衛、邺地區，好《老》、《莊》、《書》、《易》之說，後于汝南中流出靈泉寺讀《法華》、《維摩》等經，又至東都福先寺，師事杜聉法師，廣習大乘經論。後聽說嵩嶽大師法如開演不思議法門，“特生信重，夕惕不遑，既至，而如公遷謝，怅然悲憤，追踐經行者久之。”叁十二歲時始落發具戒，遂輾轉到荊州玉泉道場拜谒神秀大師，居約十年。乃至神秀死于東都，惟有義福“親在左右，密有傳付，人莫能知。”即于此年，自嵩嶽寺應邀至長安，于終南山化感寺棲置法堂，宴居廖廓。外示離俗，內得安神。二十余年不出寺門，盡心開演神秀禅慧之業。開元十年(７２２)，應長安道俗之請，住京城慈恩寺。十叁年(７２５)，玄宗東巡河洛，特令赴都，居東都福先寺。十五年(７２７)放還京師。二十二年(７３４)，複令入東都，居南龍興寺。開元二十四年(７３６)卒，年七十九。葬于龍門奉先寺北岡，賜谥曰“大智禅師”，中書侍郎嚴挺之躬行喪服，撰《大智禅師碑銘》。
義福當時在兩京之地影響甚大，一則他是國師神秀的門人，另外他也得到了唐玄宗的優待，以及當朝官吏如兵部侍郎張均、太尉房官、禮部侍郎韋陟的信服敬重。據載，義福在終南山化感寺時，不遠千裏來求道者“騰湊物心，延袤山谷”，其中不乏“負才藉貫，鴻名碩德”的“息心貞信之士，抗迹隱淪之輩。”義福在當時，號稱“道望高峙，傾動蒲、虢二州，刺史及官吏士女，比賣幡花迎之，所在途路充塞。”後住南龍興寺，“靡然向風者，日有千數。”義福卒後，其葬禮也十分隆重。“滅儀法事，盡令官給。缙紳缟素者數百人，士庶喪服者有萬計。自鼎門至于塔所，雲集雷動，信宿不絕。”可見義福當時之威望和影響，嚴挺之總結說：“禅師*輪，始自天竺達摩，大教東流，叁百余年，獨稱東山學門也。自可、璨、信、忍至大通， 遞相印屬，大通之傳付者，河東普寂與禅師(義福)二人，即東山繼德七代于茲矣。”義福既是一代名僧，又是禅法正宗傳人。
義福在當時是以禅慧名世，開演頗多，但記載他本人思想及言論的文獻甚少。據載，他在神有門下所行是“攝念慮，棲榛林，練五門，入七淨，毀譽不關于視聽，榮辱豈系于人我？或處雪霜，衣食罄匮，未賞見于顔色有厭苦之容。”從此記載中可看出，義福仍保持了苦樂隨緣、任運自在、無所怨行的禅者風範。其禅修內容大致不出“練五門、入七淨”。所謂“練五門”即是宗密于《圓覺經大疏鈔》中所述北宗的“五方便門”，前已敘述。所謂“入七淨”，出自《維摩诘經.佛道品》鸠摩羅什對于“七淨華”的注。鸠摩羅什謂“七淨”爲：(１)戒淨，即身口所作，無有微惡；意不起垢，亦不取相，亦不願受生。(２)心淨，叁乘製服煩惱心、斷結心，乃至叁乘漏盡羽。(３)見淨，即見法真性，不起妄想。(４)度疑淨，即見解深透而斷除疑惑。(５)分別道淨，即善能分別是非，合道宜行，非道宜舍。(６)行斷知見淨，證得無學盡智、無生智者，能知見所行、所斷，，而通達分明。(７)涅槃淨。從義福所修“五門”“七淨”來看，他仍未旁然無顧，率性直性，直探心源，依然繼承了乃師神秀“拂塵看淨”、去妄存真的禅法，顯得過于拘謹、小心。《碑銘》說他“苦身勵節”、“律行貞苦”，或許這是由他王家禅師的身份所限定，無法像山林禅者那樣任他風清月白地灑脫自在。再看看他最後的教誡是：“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已非由人，當自勤力，以濟神用。”這完全是神秀“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的翻版，汲汲于攝心息妄，刻意去煉法修心。嚴挺之總評說：“苦已任真，曠心濟物；居道訓俗，不忘于忠孝。”這全然是皇家和尚的口吻。
(二)普寂心寶
普寂(６５１－７３９)，俗姓馮，蒲州河東(今山西永濟縣)人，一說長樂信都(今河北冀縣)人。原遊學于儒典，後棄俗求道，依大梁壁上人、東都端和尚、南泉弘景和尚等處聽經受戒學律，深覺爲文字所縛，隱居嵩山半岩。“布褐一衣，麻麥一食”，曾欲投少林法如禅師，未至而禅師已卒，“追攀不及”，轉谒荊州神秀禅師。師事六年(一說七年)，“神秀奇之，盡以其道授焉。”久視中(７００)，武則天召神秀赴東都，神秀因薦普寂，乃度爲僧。後中宗聞神秀年高，特下诏令普寂繼神秀“心寶”，代神秀統其法衆。及神秀卒，天下好釋氏者的鹹師事之。開元十叁年(７２５)，诏令住都城敬愛寺。十五年(７２７)，玄宗將幸東都，诏義福從駕，普寂留都興唐寺安置。“由是法雲偏雨，……聞者斯來，得者斯止，自南自北，若天若人，或宿將重臣，或賢王愛主，或地連金屋，或家蓄銅山，皆毂擊肩摩，陸聚水咽，花盡拂日，玉帛盈庭。”開元二十七年(７３９)，普寂終于洛陽興唐寺，壽八十九。诏曰：普寂“資于粹靈，是爲法器，心源久寂，戒行彌高。……宜稽其淨行，錫以嘉名，示夫淨來，使高山仰止，可號大照禅師。”出喪之日，盛況空前，《大照禅師塔銘》載：“金棺發轫，鹵簿啓行。或兩都傾城，或四方布路。持花者林指，執绋者景移。叁條之中，泣淚如雨；重城之外，號叩若雷。彩雲二時，自都達嶽；白露數裏，彌川偏空。”《宋高僧傳》卷九也說：士庶“傾城哭送，闾裏爲之空焉。”普寂在中宗以後，一直是兩京禅系領袖，同時也是全國禅衆的一面旗幟。
自武後則天迎弘忍門徒入京，中宗、睿宗獨尊神秀一支，北宗一直是欽定的禅宗正統，神秀死後，義福控製兩京，而以居于洛陽的普寂勢力最盛。開元以來，普寂被視作北宗嫡傳，號稱七祖，直至劉禹錫時還承認，中夏之中“言禅寂者宗嵩山。”在唐宋的佛典中，嵩山即是指由普寂繼承的神秀禅系。唐中宗诏于嵩嶽寺爲神秀追造十叁級浮圖，敕令普寂統帥僧衆，都表明了普寂的帝師身份。李邕撰《嵩嶽寺碑》，列達摩以來的傳承，以“忍遺于秀，秀鍾于今和尚寂”，正反映了當時的社會輿論。
普寂的禅法基本與義福一致，共同承繼了神秀的禅學思想。普寂在神秀處時，曾充僧使，其所作爲爲他人所不能爲。因而深得神秀器重，盡其道授之。神秀所授心寶，即是：“良馬易進，良田易平。加之思修，重之勤至。寶鏡磨拂，萬象乃呈。玉水澄清，百丈皆見。衡山之石，更悟前身，新豐之家，自然本處。”心法相傳，普寂由此所修得的則是“心無所存，背無所倚；都忘禅睡，了悟佛知。”普寂以此爲准，深悟禅理，“如此者複地年，大通和尚深賞重之。”開元十五年，唐玄宗在诏書中贊頌普寂的禅法說：
其始也，攝心一處，息慮萬緣，或刹那便通，或歲月漸證。總明佛體，曾是聞傳；直指法身，自然獲念。滴水滿器，履霜堅冰。故能開方便門，示真寶相；入深固藏，了清淨因；耳目無根，聲色亡境，叁空圓啓，二深洞明。
這說明普寂的禅法仍然是神秀思想的延續。攝心于一處，息慮萬緣，對境不起，經此“磨拂”、“看淨”的功夫，自然便可“刹那便通”，或者“歲月漸證”，即可以先漸修而後頓悟，也可以先頓悟後漸修，所謂“開頓漸者，欲依其根。”證悟者的頓漸之別，只是全憑衆生不同的要根機，這是一種較有新意的說法。經過學習經論，總明佛體之所在，便可直指法身，自然獲念。即自識本性，六根不爲諸境惑，了知佛體在心中，這一修習過程，便也如“滴水滿器，履霜堅冰”，這一思想所顯示的是地道的北宗禅系風格。
此外，普寂與義福同樣注重戒律在禅衆修行中的作用，據說他在決心轉入禅門時，已經認識到“文字是縛，有無是邊，盍不以正戒爲牆，智常爲座？”他的最後遺訓中有“屍(戒)波羅蜜是汝之師，奢摩地(定)門不汝依處。”堅持傳統佛教中的戒禅並行，強調了戒律對于當時禅衆僧團的重要性。《宋高僧傳》說他“嚴重少言”，其性凝重，持戒清慎，從不張伐其德，“遠近尤以此重之”，顯示了他作爲一代國師、禅學領袖的職責所在。
史載，神秀雖受帝王推重，然未曾大規模地聚衆開堂演法，所謂“雲從龍，風從虎，大道出，賢人睹，岐陽之地，就者成都；華陰之山，學來如市，未雲多也”！亦只是就其影響而言。而普寂自中宗時代其師統攝禅門，于京城廣行弘化，叁十余年間使禅門大盛。他的門徒較義福更多，所謂“攝之孔多，學者彌廣”，在當時全國禅門派系中，他的宗系勢力最強。李邕所撰《大照禅師塔銘》說：“四海大君者，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之謂也；入佛之智，赫然爲萬法之宗主者，我禅門七葉大照和尚之謂也。”在開元盛世，唐代第一大手筆的李邕將禅師普寂與皇帝玄宗相比附，足見普寂其時之聲望。時人誇曰：“普寂禅師，名字蓋國，天下知聞，衆口共傳，不可思議。”相比之下，當時慧能一系尚局限于嶺南一隅一地傳教活動，其禅門遠默默無聞。故宗密說：
能大師滅後二十年中，曹溪頓旨，沈廢于荊吳；嵩嶽漸門，熾盛于秦洛。普寂禅師，秀弟子也，謬稱七祖，二京法主，叁帝門師；朝臣歸崇，敕使監衛。雄雄若是，誰敢當沖。
盡管此段話中語氣不無誇張成份，但北宗一系在當時的確是聲勢浩大。所謂“兩京之間，皆宗神秀，”“北宗門下，勢力連天。”于半個世界內成爲禅界分認的正統禅學所在。
然而誰也不曾想到，曾幾何時，顯赫一時的北宗基業竟會在不太長的時間內灰飛煙滅。到一百年後，柳宗元在撰寫《賜谥大鑑禅師碑銘》時，竟然會高唱“今布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這是禅宗史上的一次巨變，而這一扭轉乾坤者，便是慧能的弟子荷澤神會。
《第叁章 北宗正義 二、秀門弟子》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