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本世紀初，隨著敦煌禅籍的發現和研究，禅宗及其宗派源流問題，日益引起世人的關注，尤其是中日佛教學者的高度重視。有關禅、禅學、禅宗的研究著作不斷湧現，這就爲深入研究禅宗宗派源流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諸說紛纭

　　禅、禅學、禅宗是相互關聯而又各不相同的一系列概念。禅是古印度宗教通過打坐使心念安定下來的實踐。在釋迦牟尼以前，印度即是以生天爲坐禅目的的思想；至釋迦牟尼時，始展開遠能苦樂兩邊，以達中道涅槃爲目的之禅。此後，印度佛教的禅觀思想日趨發達，無數禅經應運而生。漢末傳入中國的禅經，多系傳承小乘承統的禅觀思想，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出四卷《楞伽經》，即列愚夫所行禅、觀察義禅、攀緣禅、如來禅四種禅。菩提達摩(即達摩多羅)所傳(東晉佛陀跋陀羅所譯)《禅經》所說自性清淨禅。禅學是關于修禅定的學說，而禅宗則是以達摩爲初祖、以直探以源、見性成佛爲宗旨的大乘佛教宗派。中國禅宗的創立，有佛陀扇多說、達摩說、道信弘忍說、六祖惠能說、馬祖道一說等。

　　第一、佛陀扇多說。太虛大師持此說。太虛《與胡適之論菩提達摩書》說：“禅宗所奉爲初祖的事實上人物，應是先在嵩山少林寺爲魏君臣道俗舉奉爲大禅師的佛陀扇多。”其證據爲：(一)奇異的禅風，爲佛陀扇多後漸昌；(二)傳達摩與流支不合，然此實爲扇多與流支議《地論》不合之故事；(叁)叁祖神光——慧可，即傳扇多禅的慧光律師，一名拆成二名。

　　第二、達摩說。唐道宣最早持此說。他在《大通禅師碑銘》中列出達摩——慧可——僧璨的傳法譜系；神秀則以僧璨——道信——弘忍——神秀上承于達摩；玄赜《弘忍傳》載：忍臨終(６７４，高宗鹹亨五年)時說，弘忍的弟子，有十人可傳其教法：(一)神秀；(二)資州智诜；(叁)白松山劉主簿；(四)莘州惠藏；(五)隨州惠約；(六)嵩山老安；(七)潞州法如；(八)韶州惠能；(九)揚州高麗僧智德；(十)越州義方；而玄赜自己受弘忍的托付，自然也應跻身十一位高足之列了。中國近代佛學專家湯用彤先生亦主張：“菩提達摩于梁武帝時來華，是爲中國禅宗初祖。”近代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即主張“菩提達摩以前印度非有禅宗，”“達摩之教旨有二入四行，其中理入思想之發達，六代相傳，成泛神論之精髓，所謂純禅時代是也。”他把菩提達摩看做中國禅宗的創始者，以其“二入四行”作爲純禅時代的標志。

　　第叁、道信、弘忍說。今人杜繼文先生等持此說。他說：“從菩提達摩來華至隋朝的僧璨，可看作是禅宗的醖釀期；至唐朝的道信、弘忍、是禅宗的正式形成期；到慧能、神秀分立南宗、北宗及以後南宗獨盛天下，都可以看作是禅宗的發展期，”認爲“禅宗的真正發端者”是道信，使禅宗成爲全國最大宗派的是弘忍，他論定禅宗的正式形成在道信、弘忍時期。

　　第四、六祖慧能說。中國佛教界印順、東初法師和日本禅師鈴木大拙等均持此說。印順法師說：“渾樸忠誠”、“簡陋貧乏”，“確能樹一代之風者，嶺南慮慧能也。”東初法師說：“有六祖惠能大師，始有中國之禅宗也。”日本禅師鈴木大拙說：“慧能是禅學史中的一位先驅，從某些方面來說，我們不妨將他視作中國禅的初祖。”一些日本學者亦認爲中國禅的展開始于慧能門下乃爲曆史的事實，中國禅的真正展開，爲青原行思與南嶽懷讓二法系。

　　第五、馬祖道一說。胡適之先生及令人潘桂明先生主此說。胡適先生本世紀以來對禅宗的史料的考證以及對達摩、惠能、神會的研究作了大量工作，在中外學術界有很大的影響。他在《論禅宗史的綱領》中說：“達摩一宗亦是一種過渡時期的禅。此項半中半印的禅，盛行于陳、隋之間，隋時尤盛行，到唐之慧能、道一，纔可說是中國禅。中國禅之中，道家自然主義的成分最多。道一門下不久成爲正統。“中國禅”至此始完全成立。”潘桂明亦認爲：“馬祖道一可以說是中國禅宗的真正代表之一，他的禅學在中國禅宗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以上諸說紛纭，莫衷一是。盡管各有其側重點，有其內在的立論根據，但都可作爲研究的參考。我們認爲，判斷一個佛教宗派是否形成，主要看：(一)立宗者的宗旨，是否有比較系統的綱領、著作，是否有比較明確、一貫的宗旨；(二)該宗派是否有比較固定的、有組織的、有經常性活動的道場；(叁)是否有比較獨特的道風，開風氣之先；(四)是否有系統的傳承者。據此，我們認爲：達摩爲中士禅宗的開拓者，道信、弘忍對中國禅宗的建立有卓越的貢獻；慧能爲中國禅宗的實際創立者，而對于達摩以前之禅學也應給予足夠的重視。茲先述達摩以前中土禅學之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