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矣。春蠶到死，蠟炬成灰，香銷夢斷，霜降水涸，斯亦箧蛇樹猴(注：箧蛇：佛教認爲，地、水、火、風四大與心識和合，構成了人身。而組成這個人身的地水火風，如同四條毒蛇共居一箧，常常擾動不安，給人帶來病害諸苦；《大日經•住心品》分述六十種心相，最後一種爲猿猴心，謂此心如猿猴，攀援外境。《心地觀經》八：“心如猿猴，遊五欲樹。”)之喻也。且夫螢火暮鴉，隋宮水調之余悲也；牽牛駐馬，天寶淋鈴之流恨也；籌筆儲胥，感關張之無命，昭陵石馬，悼郭李之不作。富貴空花，英雄陽焰，由是可以影視山河，長挹叁界，疑神奏苦集之音，何徙證那含之果。甯公稱杼山能以詩句牽勸令人入佛智，吾又何擇于義山乎。”(《有學集》卷十五)

　　 石林這段話可以歸結爲兩個意思，其一是李詩表現了情感的極度消耗，將生命的所有能量耗盡，也就會幡然悔悟，從而獲得心理的安甯。佛典稱俗世爲“有情世間”。佛教的“世”有遷流、“毀壞”的意思，“世間”就是不斷遷流變化的世界。“有情”指有情識的生物，也稱爲“衆生”。既然是有情世界，無明愛欲與生俱來，那麼，要證得菩提智慧，就不妨縱身欲望之流，讓情欲之火徹底焚毀自己，讓愛欲橫流，肆意泛濫。等到情愛之薪成灰，情愛之河涸斷，就會自然而然地發現無明愛欲只不過是空花而已。

　　 對情感的幻滅，義山體驗尤深：“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香銷夢斷，絲盡淚幹，情焰熾然，終歸灰滅。不至此，不知有情之皆幻也。”(《集解》第1472頁引朱鶴齡語)這種體驗也確實離悟不遠。參禅講究大死大活，講究大疑大悟。禅宗也主張“煩惱即菩提”，主張“火中生蓮花”，認爲在世俗的欲望中也可以證得菩提。然而，從李商隱創作的本身來看，他即使到了薪盡河幹的地步，也仍然執著于幻滅中的追求，韌性的執著、不渝的追求從來就沒有停止，因此，他從來就沒有真正徹悟過！有佛學意趣、禅學感悟和徹底的開悟不能畫等號。即以《無題四首》(其二)而論，“詩雖千回百轉，而終歸相思之無望；然于絕望之悲哀中，又複透出“春心”之不可抑止與泯滅”(《集解》第1483頁評)。李商隱的詩歌，表現了對感性生命的無償肯定，對青春美貌的極度渴慕。即使是追憶華年的《錦瑟》，明明“知其有情皆幻，有色皆空”(《集解》第1429頁引葉矯然語)，仍然流露出對生命、感性的深沈眷戀。因此，說抒寫情感的極度消耗是爲了徹底斷滅情感，並不符合李商隱詩歌的創作實際。因爲縱身激情之流，在佛家看來，畢竟是蒸砂爲飯，成不了正果的。

　　 石林的第二個意思是李商隱詩歌表現了無常之苦，因此，他是以詩歌的形式讓人體驗箧蛇樹猴的無常恐怖，從而勸人歸入佛門。春蠶到死，蠟炬成灰，確實表現了被無明(愛情)驅動之人對外境的攀援(對青春美色的眷戀)，就像彌猴喜歡攀樹一樣，心逐境起。由于有了種種攀援，于是引起了生命的擾動不安，最終導致四大的離散，生命的解體。然而，問題的關鍵是，李商隱對無常的情感態度。他以詩人的直覺體證到無常，驚歎于無常——隋炀帝鑿河南遊，豔稱當時，唯余水調悲吟；唐明皇寵愛玉環，風流一世，僅剩淋鈴哀曲。輔佐劉備能征慣戰的關羽、張飛，仍不免被人誅殺；安定唐室功勳赫赫的郭子儀、李光弼，終難逃無常鐵腕；帝王將相，蓋世英雄，無一幸免地沈淪于無常之流。海誓山盟的愛情，掀天揭地的偉業，確實如空花，如陽焰！然而李商隱創作的目的，卻絕不在于“先以詩句牽，後令入佛智”(白居易《題道宗上人十韻》)，並不在于用詩歌來演繹佛家苦、集、滅、道四聖谛，以證得斷除欲界一切迷惑的阿那含佛果。他只是想通過他杜鵑般的歌喉，用泣血的歌吟，引起人們對人生意義、存在價值的深刻反省，引起人們對生命、感性的深情眷戀。他本身就沒有透過情色牢關，衷腸似火，又豈能予人以菩提甘露的清涼？“凡說空，則先說無常。無常則空之初門。初門則謂之無常，畢竟則謂之空”(鸠摩羅什《維摩诘經注》卷叁)。李商隱僅僅達到了空之“初門”，離“畢竟”的“空”還未達一間，因爲作爲一個詩人，他空不了對人生的愛，空不了作爲其詩歌靈魂的熾烈情感，以致于“落愛見坑，失菩提路”(《楞嚴經》卷六)，“因諸愛染，生起妄情”(同上卷八)，因此，他終究不可能達到佛教所要求的“勤斷諸愛見，便歸大圓覺”(《圓覺經》卷上)的絕情棄愛的境地。實際上，《楞嚴經》等佛教經論裏對諸天情欲的細膩描寫，在某種程度上已顯露了佛教徒對人間情欲的豔羨。相形之下，李商隱對情愛的執著則顯得真誠得多。此情無計可消除，若論相思，佛也眉兒皺，又何況是綿邈缱绻的多情種子？因此，沒有必要將李商隱的詩硬行套入佛學理念。陶文鵬先生在評論研究王維詩歌的某種傾向時說：“對于王維山水詩中詩情、畫意和禅理的關系，我們應該有一個全面、辯證的認識，既要挖掘詩中深層的禅理意蘊，又不能把這些優美的詩僅僅看作是佛教理念的圖解。”(《中國禅詩鑒賞辭典》第169頁)此言堪爲研究者藥石。 在研究古典詩歌與佛教的關系時，應從作品的本身出發，切不可斷章取義，將一兩條詞語從原文中割裂開來，進行圖解式的索隱比附。否則，就會喪失詩歌本身的優美，偏離作品本身，將研究導入誤區。

　　 李商隱以其獨特的感情體驗，感悟到了有求皆苦、無常幻滅的佛教真谛，並汲取佛學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痛苦，消解了痛苦，從而使其詩歌具有佛學意趣，使他的詩歌增添了悲怆之美、超逸之美。這是研究李商隱詩歌值得深入挖掘的問題。然而，這種宗教超越對李商隱來說，只是局部的，從總體上看，他的詩並不是對佛理的簡單演繹，不是導人入佛智。片面誇大李商隱詩中的佛教意識，會把研究導入誤區。李商隱明知追求幻滅，色相皆空，仍然跳不出情愛牢關，仍然對理想、青春、愛情、感性熱情讴歌、無比眷戀，走向了與佛學離情去欲、心不住境的相反的途徑。

《論李商隱詩歌的佛學意趣》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