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傳佛教與茶

　　澤旺奪吉

　　[拉薩]西藏民俗，1997年第1期

　　39-42頁

　　 “天界享用的甘黴，偶然滴落到人間。

　　 國王宮中烹茶葉，衆生亦能獲吉祥。”

　　 藏族著名史籍《漢藏文書》中的這幾句贊語，講述了一個動人的故事:西藏原不産茶，人們不知茶爲何物。一天，吐蕃贊普赤都松(公元676-704年在位)在後宮養病，偶然撿到小鳥銜來的一條樹枝，枝上嫩綠清香的葉片十分誘人，贊普不覺摘下一些放入口中，誰知咀嚼一陣後，原本精神委頓，心煩意亂的贊普感到神清氣爽，身體一下好了許多，于是命令大臣四處去尋求這種樹葉。大臣來到漢地，知道這樹葉叫做茶，帶回了許多。贊普便把它作爲藥，天天煎服，病軀因此而逐漸變得健壯。從此，茶便成爲宮廷中保健藥品，自漢地大量輸入，後來飲茶便逐漸成爲雪域人民的一種習慣。

　　 從這一記載可知，茶最初是作爲一種保健醫療之物而傳入吐蕃的。其實藏族人對茶的認識首先是看重其醫療作用，並不足怪。就連茶的原産地的漢族人民，最初也只是將茶當作藥來吃的。《神農本草》說，神農氏嘗百草一日而受七十二種毒，“得茶乃解”，便是上古時以茶爲藥的證明。藏族人生息的青藏高原幹燥、寒冷、缺氧，人們的飲食又是糌耙、牛羊肉、奶等燥熱、油膩、不易消化之物。而茶葉富含維生素、微量元素、單甯酸、茶堿等，恰好能彌補藏族人飲食結構中的不足，使高原人的飲食趨于合理化、衛生化。所謂“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正說明藏族人飲茶的習慣首先是出于對茶的功利認識和生理需要。

　　 但是，人類文化的曆史證明:一種飲食習俗的形成，不僅是出于社會群體的生理上的功利性需要，而且還必須具備滿足這一社會群體心理上、精神上的需要，亦即必須滿足其理念信仰、審美情趣、價值取向等需要。同時更必須具備一定的物質基礎，藏族飲茶之習俗的形成同樣如此。在探討心理、精神因素對藏族茶文化的形成和影響之時，不能不首先看看藏傳佛教與茶的關系，以及藏傳佛教對藏族茶文化的影響。

　　 (一)

　　 佛教自公元七世紀分別自印度和漢地先後傳入雪域，茶也幾乎在同時伴隨唐蕃的政治、文化和經濟的交流而傳入西藏。漢地自秦漢時已飲茶，但主要在巴蜀、荊楚和雲南等地流行。隋唐之際北方才開始飲茶，但尚未形成風氣，茶還主要被當作藥飲之類。這時吐蕃因與唐聯姻、交聘，王宮中也得到不少茶，但仍然僅作爲藥用。《國史補》中記載唐德宗時唐使常魯公到吐蕃，因天冷在帳中烹茶，贊普見了不知所煮爲何物。常魯公說這叫茶，能滌煩療渴。贊普說既然是茶，那麼我這裏也有，于是搬出許多內地出産的名茶來。這一記載說明當時吐蕃宮中雖有不少茶，但卻還不知烹茶的方法。因爲唐時烹茶是將茶作成餅，用時碾爲細末，投人水中熬煮，還要加入姜、鹽和許多辛香之物，像一鍋菜湯一樣，贊普不知烹茶，可見當時飲茶之習尚未形成。

　　 中原地區飲茶是在唐玄宗開元時(公元713-741年)才成爲社會風氣。當時佛教禅宗大盛，信徒極多。禅宗主張“明心見性”，修行的人要長時間“面壁凝住”的“坐禅”，以求“頓悟”。“坐禅”時不說話，不能磕睡，過午即不吃食物，要求心神極端專注。爲調劑這種苦修生活，減少坐禅時的困倦。開元年間泰山靈岩寺的降魔禅師首先倡導坐禅時飲茶，他的弟子們各自“懷挾茶葉，到處煮飲”，天下禅僧“從此輾轉相仿效，遂成風俗。”煮茗坐禅既解決困倦，又增添一種高潔、清雅的氣氛。故文人、士大夫也紛紛仿效。這一風習又由僧人傳染至俗人，由上層傳播于下層群衆。又由于大量禅僧入藏而將其帶入雪域高原。

　　 在西藏佛教大發展的赤松德贊時期(755-797年在位)，吐蕃曾多次派人去長安、敦煌等地學習漢地佛教，帶回大量經典，請來許多漢地佛教高僧。據史書記載，入藏傳法的漢地僧人主要爲禅宗之僧。像著名的大乘和尚、文素等都是禅宗很有影響的人物。此外，還有不少漢僧來到吐蕃幫助翻譯佛經。漢地佛教的影響起初曾壓倒印度佛教。據藏史記載，大乘和尚(摩诃衍那)自敦煌進入西藏後，受到王室和貴族的很大崇信，王妃馮盧氏和貴族婦女叁十多人跟他受戒，剃度出家，不少大臣也拜在他門下，形成了很大的漢傳佛教勢力。以致印度佛教一派不得不搬請印僧蓮花戒入藏與其辯論。最後雖然大乘和尚失敗退入敦煌，但他所宣講的禅宗教法並未被消除，一直影響到後來的甯瑪、噶舉等教派。大批禅僧來藏以及禅宗對藏地佛教的深刻影響，不能不把煮茗坐禅的風習傳染給藏地佛教徒。到贊普熱巴巾(815 - 836年)時，規定“七戶養一僧”的製度，僧人以此脫離生産勞動，專事誦經修法。茶的“滌煩療渴”、“破睡消滯”作用，對于每日靜坐的僧人更成爲必不可缺的東西。僧徒飲茶之風此時已普遍形成。熱巴巾死後，繼任的朗達瑪贊普興起滅佛運動，寺廟被毀，僧人被迫還俗。大批僧人融入民間，也將他們飲茶、烹茶的習慣傳播于人民大衆之中，飲茶的習慣開始在藏族廣大群衆中流行開來。故《漢藏文書》說“買、賣茶葉的人和喝茶的人都很多，但對飲茶最爲精通的是漢地的和尚”，精通烹茶之藝的米紮衮布高僧，其烹茶之法亦源自漢地和尚所傳。

　　 九世紀末吐蕃王朝崩潰後，佛教的勢力又從阿裏和康區分別興起，並在十世紀中形成了具有強烈地域、民族色彩的藏傳佛教。在藏傳佛教的發展中形成了各個宗派。其中一些宗派仍保留了某些漢傳佛教的影響，擁有廣大信徒的甯瑪派，其“大園滿法”就與禅宗的“明心見性”如出一轍。而自禅僧傳入的飲茶之習，則在各個藏傳佛教的宗派中都沿襲下來，並使其民族化、地域化，成爲藏傳佛教化的飲茶風習。

　　 十叁世紀後，隨著政教合一製度的建立，藏傳佛教的影響深深地滲入到藏區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習慣也或多或少受到宗教的熏染。藏傳佛教僧人飲茶之習慣，自然也影響到社會各階層。一方面，因爲幾乎家家都有子女出家，使俗人與僧人、家庭與寺院發生了更緊密的聯系，在生活習慣、飲食習俗上更易發生影響;另一方面，僧人的社會地位的提升，使他們的行爲更易成爲群衆學習效仿的對象。由于此時社會中僧人數量的激增，使這種效應更加擴大。所以僧人飲茶、烹茶的風習大大地推動了整個社會飲茶之習。

　　 茶葉雖自吐蕃時期就輸入西藏，並且因漢僧的影響而成爲藏地僧人的雅愛。然而，直至唐末，飲茶還未能作爲一種民族的、社會的習慣在藏區人民中形成。究其原因，主要便是物質條件尚未成熟。唐蕃雙方時戰時和的局面限製了藏漢經貿的開展。藏區不能獲得足夠的茶，當然難以讓人民大衆形成飲茶之習。五代和宋代中，開始實行“茶馬互市”，以內地之茶交換藏區之馬，茶葉開始較多的輸入藏區。加上藏傳佛教的興起，這時藏區社會飲茶之習開始形成。但由于這時藏區部落紛立，交通不便，邊境常有劫掠和動亂，輸入的茶成本相應提高，一般藏族百姓，尚難以經常享用。十叁世紀西藏納入祖國版圖後，藏區與內地的關系大大發展，藏漢經濟、文化交流也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國家劃定專門爲藏區生産茶葉的地區，製訂了一整套嚴格的數量、質量、價格、貿易的法規，從而保障了藏區用茶，抑製了利用邊茶貿易獲取暴利的茶商，使輸入藏區的茶葉在數量增加的同時也保持在平民所能接受的消費水平內。這樣就進一步促成了藏區飲茶習俗的發展，終于形成了不分男女老幼，貴賤僧俗，叁餐必備，四時不離，“甯可一日不食，不可一日無茶”的飲茶之風。

　　 (二)

　　 我國飲食講究“飲和食德”，即飲要和，食要德。所謂“和”、“德”，指的是物質與精神的均衡、協調，飲的“和”，既包括冷熱、涼燥、補祛等體內的均衡，而且要求口味、精神上的和諧、怡悅。

　　 藏傳佛教僧人與漢地和尚一樣愛飲茶，除了生理上的需要外，還因爲茶與佛教徒的信仰理念、審美情趣等方面契合與融洽。唐人斐汶論述茶時說:“其性精清，其味浩潔，其用滌煩，其功致和，參百品而不混，越衆飲而獨高。人人服之，永永不厭;得之則安，不得則病。”茶的這種品性，對清心寡欲，求證涅槃的佛教徒來說是很協調的。尤其是對主張既要解脫自身，又要發“大悲心”救渡衆生的大乘佛教來說，在“出世”的思想與“入世”的現實中生活的僧人，飲茶無疑是一種性靈的均衡調劑。藏傳佛教屬大乘佛教，並顯、密兼修，偏重密宗。而密宗主張“方便爲究竟”。凡有利于達到成佛的物質都可以作爲“方便”(即“善巧”)。濃茶能興奮神經，幫助修密法的人運動，打通全身脈結，“生出樂明無分別的境界”。因而茶又具有密宗“以欲樂爲道”的奧義象征。藏族地區生産不發達，物質享受本來就較貧乏。茶被藏族人稱爲“天降之甘露”。正因爲它不僅予雪域之人以保健醫療之幫助，而且使他們獲得口爽神怡、百骼舒暢的美感享受。對于長年靜坐，日日念誦經文的僧人來說，飲茶的快感就更不必說了。雖然作爲佛教徒不應去追求今生的享受，但茶畢竟是他們基本生活中一種允許的美好的賜予。當誦經千、萬遍，口幹舌燥時，一碗香濃的酥油茶入口是何等的快怡!叁年閉關苦修之時，鬥室之中唯茶爲伴，每當四肢麻木、神思困倦之時，一碗清茶能使氣脈運轉，通體舒泰。藏傳佛教喇嘛恪守“過午不食”之戒。當其饑腸碌碌，神不守舍之際，一碗熱茶既解饑又療渴，其功用實在難以語言形容。所以藏族古代文學作品《茶酒仙女》在描述茶與酒的各自的特有功績時，說道:“只有茶才能使名僧大德欣然。使他們神智清醒，勤奮修行，增進智慧。”

　　 茶既然對藏傳佛教僧人們有如此重要的影響，自然成爲每一座藏傳佛教寺院必備之物，寺內有專管茶葉的喇嘛和打茶熬茶的廚房。如果說喇嘛寺內最大的生活用具便是茶鍋和茶桶的話，是一點也不過份的。四川阿壩州革爾底寺內的叁口茶鍋，每口可盛水五百擔，供一兩千人之飲。一些大寺中打酥油茶的“漿桶”粗逾合抱要兩叁個人站在桌上才能抽動“加羅”(打茶之杆)，寺院的廚房與其說是做飯的，毋甯說是熬茶的，除了很少次數的煮粥外，它大量的工作是供茶。

　　 寺院集體供茶分兩種情況:

　　 一種是寺院本身供給的，一般在寺院每日例行的叁次聚會念經時和在舉行各種祈禳、慶祝法會時供給。供應時僧人各坐原位不能擅動或交談，人人自懷中取出茶碗，放于身前，由司茶役的僧人逐一斟上，飲時不得出聲。每逢正月法會或其他一些法事時，集會次數增多。在午茶時，每人可獲得一小塊酥油，但不發給個人，而是派較年輕的低級僧徒分批去夥房打成酥油茶發給。分發時以叁人爲一單位，即以叁份酥油打一小桶茶分給叁人。在分茶時必須平均，如有剩余的茶則倒入茶桶內，由值班喇嘛監督著再分發給每人。

　　 另一種供茶來源于施主的布施，一般以錢給寺，由寺裏代買爲茶葉，熬茶分給每個僧人(有時也分一點錢給每人)。發布施茶時更爲嚴格，除施主和司役人員外，一律不准靠近夥房。打出的酥油茶如有未分發完的，只能潑在地上。不准夥夫帶走，也不准施予乞丐。熬過了的茶葉，也不能交給夥夫，以免他將其摻在後面的熬茶中，使後來的茶水不夠濃。這樣嚴格的分茶規定，既反映了寺院管理中的准則，也讓人深深感受到茶對于藏傳佛教寺院中的僧人是何等重要。

　　 對于嗜茶的藏族僧人來說，寺院所分發的這點茶當然是遠遠不夠的。所以僧人們每人都自備有一口燒茶的鍋和一定的茶葉。一有閑暇便自煮自飲。僧人的茶葉一般來自家庭的供應。寺院的僧人長期依賴家庭的供應也是藏傳佛教寺院的一個特點。爲了減輕家庭負擔，不少僧人利用與人念經得到的供奉自己買一些茶和酥油。在寺院的“康村”中，僧人一般每人有一間房，這也爲他熬茶自飲提供了方便。至于密宗修行中的閉關靜修時，窄小昏暗的屋裏也必備有茶竈、茶鍋和茶葉。當袅袅炊煙從修行者的小屋或岩洞中透出時，真讓這神秘孤寂的所在又漾起一絲暖暖溫馨的生活氣息，茶與藏傳佛教真正是結下了不解之緣呵!

《藏傳佛教與茶(澤旺奪吉)》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