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禅一體”的文化境界
趙長華
[上海]探索與爭鳴,1997年第6期
43-44頁
“茶禅一味”、“茶禅一體”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個獨特的現象,也是茶文化和禅文化合二爲一的集中體現。根據文獻記載,中國人飲茶習俗的形成與佛教傳入中國幾乎是同步的,均始于東漢時期。
佛教僧人生活來源最早依靠乞討和施主布施,一部分來自政府部門直接供養。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興盛,同時因社會動蕩造成大量遊民僧人流入寺院。無寺可居的流民,一變而爲遊僧。乃至禅宗四祖道信時,實行“作”“坐”並重,這是佛教史上具有革命意義的一大創舉。這裏的“作”爲“作務“,“作役”,泛指一切生産勞動。道信號召手下的門人都去從事生産勞動,以便“得一口食塞饑瘡。”他在黃梅雙峰山聚結500多名禅衆定居,墾荒耕種,自給自足,正式把通過勞動解決吃飯問題作爲禅門一件大事來做,且列進禅行之中,爲當時的流民逃僧創建了一個世外桃源。“坐”即“坐禅“,坐而修禅的意思。坐禅要求僧人靜坐斂心,集中思維,專注一境,以達到身心“輕安”、觀照“明淨”的狀態,以期大徹大悟。
到禅宗五祖弘忍時,“作”“坐”已定型化,並在禅思想上有所創新。弘忍把禅貫穿于日常勞動生産之中,且進而把勞動生産提高到禅,而不是一般地將禅貫穿于世俗生活。
由達摩提出的關于衆生“心性”即是“佛性”的基本思想經曆道信、弘忍的變革,正式形成中國禅宗,並完成了以自信自主、自求解脫爲中心教義的立宗工作。這就爲長期流動的禅僧們最終營造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組建起一個生活上比較有保障的社會群體。
自坐禅進入佛教僧徒的宗教修持生活和禅衆從事農耕生産一開始,種植茶樹、采摘茶葉、製作及茗茶就融入佛事活動,成爲佛教寺院一大勞作。
坐禅,作爲佛教僧人的修行方法,要求獨自一人腳跌而坐,頭正背直,“不動不搖,不委不倚”,更不能臥床睡眠,90夭爲一期,此外還規定過午不食、不飲酒和不食葷。這樣既能提神醒腦,驅除疲勞困倦,又能使清心修行的茶成爲禅僧必不可少的飲料。禅僧坐禅時,每焚完一支香,就要飲茶,一天甚至能喝四五十碗茶。飲茶有助于參禅、面壁省悟的神妙作用,爲越來越多的僧人所親身體驗。唐代《封氏聞見錄》載,泰山靈岩寺降魔藏“學禅務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唐代詩人杜牧的“今日鬓絲禅榻畔,茶煙輕揚落花風“詩句,更是生動描述了老僧參禅烹茶時閑靜雅致的情景。
飲茶在大小寺廟風行時,寺院種茶、製茶也盛行起來。許多寺院都建有茶園。隨著飲茶者日益增多,僧人便加強了對茶葉采製的研究,于是出現了曆代名山大川寺院出名茶的特殊現象。如碧螺春(碧蘿春)茶,産自江蘇洞庭山碧蘿峰。原名“水月茶“,因洞庭山水月院山僧首先製作而得名,沸湯清澈鮮綠。烏龍茶的始祖爲福建武夷寺禅僧製作最佳。鹿苑茶産于湖北遠安鹿苑寺,清香醉和,回味甘涼。蘇東坡用貢茶大龍團換取的垂雲茶,則産自浙江杭州寶嚴院垂雲寺。不少貢茶也産于寺院,如著名的顧渚山的貢茶紫筍,最早産自吉祥寺。清乾隆帝最愛飲的君山銀針,則産自君山白鶴寺,每年進貢僅18斤。隨時光流逝,盛衰衍變,有些曾産自佛寺、一度享有盛譽的名茶,後由于各種原因被曆史湮沒,最後絕了種,如蘇州虎丘寺的虎丘茶,丹陽觀音寺的觀音茶,福州鼓山寺的鼓山茶,紹興雲門寺的雲門茶,西山白雲寺的白雲茶等。
我國今天的名茶,仍有相當一部分源于佛寺茶園,如黃山毛峰就生長在松合庵、昂橋庵、雲谷寺一帶;碧螺春産于東山洞庭寺;龍井來自杭州龍井寺,大紅袍種植在武夷山天心觀,松蘿産自徽州松蘿庵。廬山雲霧出自廬山招寺,蒙頂雲霧則出産于蒙山智炬寺等等。
飲茶與佛教的融合,極大地推動了茶文化的傳播。據古書記載,唐宋時代的名刹古寺都設有“茶堂”、“茶寮”,禅僧們在這裏討論佛理禅道,切磋經論,招待施主賓客,吸飲香茗。法堂的左上角懸挂著“茶鼓”,按時擊鼓召集衆僧飲茶。宋代林通《西湖春日詩》中的“春煙寺院敲茶鼓,夕照樓臺卓酒旗”和《宋詩鈔》陳造的詩句“茶鼓適敲靈鴛院,夕陽欲壓箱沂城”,描繪了一幅茶鼓聲下寺院幽寂蒼遠的意境。寺院中專事燒水煮茶,獻茶款客的僧人稱之謂“茶頭”。一些寺院門前還有“茶僧”,專爲遊人惠施茶水。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菩薩、祖師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後吸飲的“戒臘茶”,全寺上下衆僧共飲的“普茶”等。禅僧早起第一件事即飲茶,後再禮佛。飯後也是先品茶再做佛事。叢林還立下規則,每天需在佛前、祖前、靈前供茶,新住持晉山時舉行點茶、點湯儀式,供茶、點茶、點湯後來均納入佛教儀軌。專以茶湯開筵的,稱之爲“茶湯會”。每奉佛教節日,或朝廷欽賜丈衣、錫仗之時,則舉行盛大的茶儀。以茶敬佛到了宋代,發展爲“茶百戲”,即以茶爲媒介,在茶湯中進行各種物象表演,實際上就是“水丹青”。宋代陶谷的《外茗錄》曾有此記載,“茶至唐漸盛,近世有下湯運匕,別施妙訣,使湯紋水脈成物象者,禽獸蟲魚花草之屬,纖巧如魚,但須臾就散滅。時人謂之“茶百戲””。與“水丹青”相媲美的是“水書法”。《蚌茗錄》中還講述了一個禅僧在茶湯中“寫詩”與吟詩的故事。唐宋時代“鬥茶”也十分時行。鬥茶由品茶發展而來,在茶宴上,僧人、施主、香客通過品飲、鑒評各種茶葉質量,決出高低,故又稱“茗戰”。後爲決出進貢朝廷的極品茶,遂後鬥茶風遍及各地。北宋文學家範仲淹的《和章眠從事鬥茶歌》以生動形象的筆觸描繪了鬥茶場面。
寺院崇尚飲茶、種茶的同時,將佛家清規、飲茶讀經與佛學哲理、人生觀念融爲一體,“茶佛不分家”、“茶禅一味”、“茶禅一體”說由此産生。茶與禅有相通之道,均重在主體感受,非深味之不可。飲茶需心平氣靜地品味,講究井然有序地吸飲,以求環境與心境的甯靜、清淨、安溢。參禅要澄心靜慮地體味,講究專注精進,直指心性,以求清逸、沖和、幽寂。品茶是參禅的前奏,參禅是品茶的目的。二位一體,水乳交融。茶禅共同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純與升華。整個茶事過程,如碾茶時的輕拉慢推,煮茶時的“叁沸水”,點茶時的提壺叁注和吸茗時觀色、聞香、品味,都包含了體味、領悟自然真谛的哲理,並以此體悟佛性和超凡脫俗意韻,所以“茶禅一味”、“茶禅一體”至理之極。
唐代轟動一時的禅宗公案“趙州吃茶去”正是茶禅一味的表現。《五燈會元》卷四詳細地記敘了此事。趙州從診禅師問新到僧人:“曾到此間麼
”答“曾到。”趙州說“吃茶去!”又問一僧人,答“不曾到。”趙州又說“吃茶去!”後院主間“爲什麼到也雲“吃茶去,,不曾到也雲“吃茶去”
”趙州招喚院主,院主應諾,趙州便說“吃茶去”。趙州對叁個不同者均以“吃茶去”作回答,正是反映了茶道與禅心的默契,其意在消除學人的妄想分別,即謂“佛法但平常,莫作奇特想”,不論來過還是沒有來過或者相識與不相識,只要真心誠意地以平常心在一起“吃茶”,就可進入“茶禅一味”“茶禅一體”境界。“唯是平常心,方能得清淨心境,唯是有清淨心境,方可自悟禅機。”對此,現佛教協會主席趙樸初也曾題詩曰:
“七碗愛至味,一壺得真趣。空持千百偈,不如吃茶去。”
誕生在中國的“茶禅一味”、“茶禅一休”這一文化思想與哲學觀念,後與佛教、飲茶一起東傳到日本。日本高僧榮西禅師在中國留學期間,除鑽研佛經外主要埋頭于茶文化的研究。回國時帶回許多經書與茶種,曾著《吃茶養生記》一書,將飲茶與修禅結合起來,在飲茶中體味清虛淡遠的禅意,此書後來成爲日本茶道的經典論著。
京都紫野大法寺一休和尚高徒村田珠光根據榮西的“吃茶養生”的觀點,在一休師父和趙州禅師“吃茶去”思想的啓迪下,創立了日本草庵茶道。到村田第叁代弟子幹利休時爲適應民衆反對內亂、祈求和平的願望,提倡和、敬、清、寂,將茶道的禅意推向一個新的階段,由此日本的茶道完全繼承了中國“茶禅一體”的思想,因此日本山上宗說“茶道是從禅宗而來的,同時以禅宗爲依歸”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令天“茶禅一體”思想在東流日本得到了發揚光大,在我國雖漸趨冷落,但作爲弘揚中華民族文化、提高民族素質、推進兩個文明建設的茶文化,近幾年已有部分恢複,“茶禅一體”的研究也將會給我國的愛國主義教育及精神文明建設提供更多的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