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禅院茶禮與日本茶道

　　張家成

　　[北京]世界宗教文化，1996年第3期

　　50-53頁

　　 日本茶道源于中國文化，已爲學術界所公認。具體而言，有“明庵榮西始祖”說，以天臺山爲日本茶道的發祥地；有“圓爾辮圓、南浦昭明始祖說”，尊余杭徑山(徑山茶宴)爲其起源地。此二說較爲普遍。另外還有以中國明代朱權的《茶譜》爲茶道的起源，1以及陸羽《茶經》提供了日本茶道精神之原型的說法2等。

　　 一、中國禅院茶禮與徑山茶宴

　　 中國是茶文化的發祥地。據《神農本草經》記載，早在神農氏時就已發現了“荼”(即茶)。不過，是以茶爲藥，飲茶成爲文化習俗則興起于唐朝，盛行于宋朝。而唐宋以來中國人飲茶習俗的流行與中國佛教文化特別是禅宗的盛行以及陸羽《茶經》一書的寫作和傳播緊密相關。

　　據唐人封演《封氏聞見記》記載：“唐開元中，泰山靈岩寺有降魔師，大興禅教，學禅務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3因而飲茶習俗首先在佛門得到普及。與封演同時代、被後世尊奉爲“茶聖”的陸羽也是在寺廟裏長大，並隱居在寺院附近寫出了中國曆史也是世界曆史上第一部茶書—《茶經》。《茶經》一書系統地闡述了唐及以前茶的曆史、産地、栽培、製作、煮煎、飲用及器具等，對後世中國茶文化(包括寺院茶禮)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並被中日兩國茶人共同尊奉爲最高的茶學經典。

　　 由陸羽、常伯熊所倡導的唐代飲茶之風主要流行于上層社會(文人墨客、官場尤其是朝廷)和禅林僧倡之間，並且主要以“茶宴”、“茶禮”形式表現出來。在良辰美景之際，以茶代酒，輔以點心，請客作宴，成爲一種清操絕俗的時尚。中唐以後，隨著佛教的進一步中國化和禅宗的盛行，茶與佛教的關系進一步密切。特別是在南方許多寺院，出現了寺寺種茶、無僧不嗜茶的禅林風尚。而茶宴、茶禮在僧侶生活中的地位也日漸提高，飲茶甚至被列入禅門清規，被製度化。到了宋代，隨著種茶區域的日益擴大，製茶方法的創新，飲茶方式也隨之改變，“茶宴”之風在禅林及士林更爲流行。其中最負盛名且在中日佛教文化、茶文化交流史上影響最爲重要的當推宋代杭州余杭縣徑山寺的“徑山茶宴”。

　　 徑山禅寺創建于唐天寶年間，由法欽禅師開山。南宋時名僧大慧宗杲住持該山，弘傳臨濟楊岐宗法，提倡“看話禅”，由此道法隆盛。南宋嘉定年間被評列爲江南禅院“五山十刹”之首，號稱“東南第一禅院”。徑山寺的茶文化曆史悠久。據編于清康熙年間的《余杭縣志》記載；法欽禅師曾手植茶數株，采以供佛，逾年蔓延山岩。徑山茶“色淡味長”，品質優良，特異他産。宋以來還常被用來皇室貢茶和招待高僧及名流。唐陸羽隱居著書之地即爲徑山寺附近的苕溪。南宋時都城南遷杭州，宮廷顯貴以及蘇轼、陸遊、範成大等名流都曾慕名到徑山寺參佛品茶。宋孝宗皇帝還偕顯仁皇後登臨徑山，改寺名爲“徑山興聖萬壽禅寺”，且親書寺額。所題“孝禦碑”，曆800年至今殘碑猶存。朝廷也多次假徑山寺舉辦茶宴招待有關人士，進行社交活動。從而使得“徑山茶宴”名揚天下。

　　 二、中日禅僧的往來與茶禮(宴)的東傳

　　 中國的茶和飲茶禮儀是伴隨著中國佛教文化而傳到東鄰日本的。日本學者以爲，在日本聖武天皇時代，中國僧人鑒真東渡扶桑，帶去大量藥品，茶即其中之一。這是日本文獻中有關茶的最早記載。4

　　 在宋代，隨著中日禅僧來往的增多，飲茶方法也傳到日本。1168年，日僧明庵榮西(1141 -1215)入宋求法，由明州(今甯波)登天臺山。當年，榮西攜天臺宗典籍數十部歸國。1187年，榮西再次入宋，登天臺山，拜萬年寺虛庵懷敝爲師。後隨師遷天童寺，並得虛庵所傳禅法。傳到日本，從而形成日臨濟宗黃龍派法系。榮西在中國的數年時間內，除習禅外，還切身體驗到中國僧人吃茶的風俗和茶的效用，深感有必要在日本推廣，于是帶回天臺茶種、天臺山製茶技術、飲茶方法及有關茶書，親自在肥前(今佐賀)背振山及博多的聖福寺山內栽培，並以自己的體會和知識爲基礎寫成了《吃茶養生記》一書，這是日本最早的茶書。由于該著在日本的廣泛流傳，促使飲茶之風在日本興起，榮西亦被尊爲日本的“茶祖”、“日本國的陸羽”。

　　 誠然，榮西來到中國時見過並研究過陸羽《茶經》及衆多的中國茶典籍，其《吃茶養生記》中詳細介紹了茶的形態、功能、栽培、調製和飲用，也談到宋代人的飲茶方法，但據日本當代茶道裏千家家元、千利休居士十五世千宗室研究認爲，“有關榮西著《吃茶養生記》的意圖可做如下結論：<1>榮西所關心的只是茶在生理上的效能；<2>對于飲茶這一行爲所擁有的意義，即關于飲茶行爲的思想問題，榮西沒有附上什麼含義。對榮西來說，茶是飲料之茶，除了茶的藥學上的效用外，榮西不抱任何興趣。偶而引用陸羽以及其它的中國文獻時，也是爲了明確茶的如上效用。”5另外，日本學者鈴木大拙在其《禅與茶道》6一書及村井康彥在其《茶文化史》7一書中也有類似觀點，茲不贅述。應當說，上述觀點是有道理的。不過，也應看到，正是榮西第一個系統地向日本人介紹了中國茶文化，其《吃茶養生記》一書也被日本史書《吾妻鏡》稱爲“贊譽茶德之書”，其對于後世日本茶道的形成和流行功不可沒。

　　 榮西之後，曾爲榮西之弟子的禅僧希玄道元(1200-1253)于日貞應二年(1223)

　　與榮西另一弟子明全相伴入宋。道元在甯波阿育王寺、余杭徑山寺習禅後，入天童寺師事曹洞宗13代祖如淨禅師，受曹洞禅法而歸，在日本建永平寺、興聖寺等禅寺，倡曹洞宗風。道元還依《禅院清規》製訂出《永平清規》，作爲日本禅寺的禮儀規式，其中就有多處關于寺院茶禮的規定。如“新命辭衆上堂茶湯”、“受請人辭衆升座茶湯”、“堂司特爲新舊侍者茶湯”、“方丈特爲新首座茶”、“方丈特爲新挂搭茶”等等，皆有詳細的規定。8道元的《永平清規》是最早記載日本禅院中行茶禮儀的日本典籍。其對于日鐮倉幕府時期寺院茶的普及從而對日本茶道的形成起了關鍵作用。不過，道元雖到過徑山寺，但他所從學的是與徑山宗杲所倡“看話禅”相對立的曹洞宗的“默照禅”，可以判斷，他對徑山茶宴特別是行茶禮儀中的茶具和室內布置重視不夠。真正將徑山茶宴移入日本，從而使日本禅院茶禮完整化、規範化的是道元之後的日僧圓爾辨圓(1201-1280)、南浦昭明(1236-1308)和徑山寺僧蘭溪道隆、無學祖元。

　　 1235年，圓爾辨圓(溢號聖一國師)因慕南宋禅風入中土求法，在余杭徑山寺從無准師範等習禅3年，于1241年嗣法而歸，並帶去了《禅院清規》1卷、錫鼓、徑山茶種和飲茶方法。圓爾辨圓將茶種栽培于其故鄉，生産出日本碾茶(末茶)，他還創建了東福寺，並開創了日臨濟宗東福寺派法系。他還依《禅院清規》製訂出《東福寺清規》，將茶禮列爲禅僧日常生活中必須遵守的行儀作法。其後徑山寺僧、曾與圓爾辨圓爲同門師兄弟的蘭溪道隆、無學祖元也先後赴日弘教，與圓爾辨圓互爲呼應。在日本禅院中大量移植宋法，使宋代禅風廣爲流布，禅院茶禮特別是徑山茶宴即其中之一。

　　 南宋開慶元年(1259)，在日的蘭溪道隆門下弟子日僧南浦昭明(谥號元通大應

　　國師)入宋求法，在杭州淨慈寺拜虛堂智愚爲師。後虛堂奉诏住持徑山法席，昭明亦迹隨至徑山續學，並于鹹淳叁年(1267)辭山歸國，帶回中國茶典籍多部及徑山茶宴用的茶臺子及茶道器具多種，從而將徑山茶宴暨中國禅院茶禮系統地傳入日本。

　　 叁、“融合和漢”與日本茶道的形成

　　 日本鐮倉時代(約12世紀末至14世紀)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最頻繁的時期之

　　一。榮西自宋歸國後，爲幕府將軍源實朝“勸茶”療疾，促使幕府當政更加醉心于宋朝的禅法和茶文化，多次派遣使節(僧人)入中土求法，剪延請中國禅師赴日傳法；同時中國禅僧東渡“遊行化導”者亦日衆，出現了繼唐代日本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學問僧之後，兩國文化交流的新局面。除佛教典籍外，中國禅院茶禮、民間的飲茶風俗(如“鬥茶”)、茶種、茶具以及大量的被稱爲唐物的中國繪畫、書法作品及工藝品等也相繼傳入日本，從而帶動了茶禮、茶宴、茶會在日本社會的流行。

　　 正是在鐮倉幕府時期，茶的栽培逐漸由寺院向其他地方普及，而末茶飲法以及茶宴、茶會也開始由僧侶、貴族(武士)階層向民衆推廣。特別是宋代流行的鬥茶習俗傳到日本後風行一時。“鬥茶”又稱“茗戰”，中國人在鬥茶時除品評茶之優劣外，還十分看重水質和茶具。在日本，鬥茶會的形式模仿中國禅院茶禮，會場(日本人稱爲吃茶亭)陳設以安放名貴唐物爲時尚，而鬥茶的內容重在競猜茶之産地及品種。鬥茶結束後再入酒宴席。鬥茶會的流行使得茶在日本已脫離作爲藥物和生理必備品之性質，而成爲遊藝娛樂之物。隨著鬥茶會場擺設及酒宴日趨奢華，鬥茶的玩法也花樣翻新，甚至借茶聚會大行賭博之事。這樣的茶會流于玩興而漸失去茶禮原有的意義。但此時，吃茶的主體不再只是貴族和僧侶，而是日本民衆了。

　　 到了日本室叨時期(約14-16世紀)中葉的東山時代，傑出的藝術家能阿彌起

　　而改革流俗：首先設計出了與書院茶事相宜的書院裝飾，確定了茶室內臺子裝飾的式樣，形成了由日本社會社交性遊藝的茶會與禅院茶禮相混合而成的“臺子飾茶會”(或稱書院式臺子茶湯)，成爲邁向現代茶道的第一步。而完成從追求飲茶形式到更進一步追求精神解脫的轉變者是禅僧村田珠光(1422-1502) 。

　　 村田珠光曾爲能阿彌之花道弟子。他在讀書習禅時常因瞌睡而犯愁，便向醫生請教。醫生囑其吃茶養心。于是他參閱了《茶經》、《茶譜》、《試茶論》、《茶錄》等中國茶書，遂傾心于茶事，並習孔子儒學。後來在奈良大德寺與一休禅師交遊和參禅辯道，被告以“茶湯中亦有佛法之委細”○9，並自一休禅師處得到宋圓悟克勤禅師之墨迹(按即“茶禅一味”之字)。由此從禅宗的世界裏發現了茶道的最高理想，並根據茶禅一味的的精神對茶室和茶具作了精心的改良：他將書院式的大茶廳改爲四疊半小草房，稱“數寄”(日語嗜好于道之意)屋，欣賞品擺設亦由書院飾改爲數寄屋飾：將黑漆臺改爲白木板下裝竹足的臺子；以竹子作水筒；舀茶末的杓子也由銀或象牙製改用竹質品；並提倡任何花草均可作裝飾欣賞，此即爲“草庵茶”，其中所體現的爲“佗茶”精神。(佗，日語原意爲古樸典雅)。村田珠光還將自己的茶道觀凝聚在一篇被稱爲《心之文》的短文中，並作爲秘傳書傳給了其弟子。文中提到：“此道(即茶道)之一大重點是溶合和漢之界線，甚重要，應注意也。”○10“溶合和漢之界”是指在茶事和茶具上要協調使用和式(日本式)與漢式(中國式)，禁止只重唐式茶具和習俗的風流茶會。由此産生了在中國和日本都不曾有的茶道論：雅趣茶，其以謹、敬、清、寂爲精神必備。日本茶道的規式由此定型。

　　 村田珠光之後，禅僧武野紹鷗(1503－1555)繼承並發揚了珠光流茶道的草庵茶，並深化了茶道中的佗茶理念，在珠光流莊重的茶道中加入了藝術要素，從而使茶道在日本室町末期日漸隆盛，廣爲流布。此後千利休(1522 -1591)則繼承紹鷗的業績，綜合書院茶道與草庵茶，並進行了一系列改良，使其進一步日本化。千利休將茶道的第一理念即佗茶精神總結爲和、敬、清、寂四規，且須由茶室、庭院及茶道具作爲基本要素來貫通和體現之。從此，由中國傳入的禅院茶禮(宴)暨宋代的飲茶方法轉變爲純粹日本式的茶道。而千利休的茶道亦由其子孫世襲相傳，成爲日本千家正統茶道延傳至今。

　　注釋

　　1、郭雅敏：《中國茶道縱論》，載《茶文化論》，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年。

　　2、彭華：《陸羽茶經和日本茶道》，載《茶文化論》，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年；

　　3、[日]千宗室：《<茶經>與日本茶道的曆史意義》，蕭豔華譯，南開大學出版社，1992年。

　　4、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六“飲茶”，叢書集成(初編本)。

　　5、[日]樋口清之：《日本人與日本傳統文化》，王彥、陳俊傑譯，南開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111頁。

　　6、[日]千宗室：《茶經與日本茶道的曆史意義》，蕭豔華譯，南開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83頁。

　　7、〔日〕鈴木大拙：《禅與茶道》，沈迪中選譯，載《佛教與東方藝術》，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851頁。

　　8、[日〕村井康彥：《茶文化史》，岩波書店，1979年，第79頁。

　　9、見〔日〕千宗室：《<茶經)與日本茶道的曆史意義》，蕭豔華譯，南開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48頁。

　　10、《心之文》全文載于千宗室所著《(茶經)與日本茶道的曆史意義》一書，見中譯本第1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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