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末的出家戒

　　從明末的諸大師，如袾宏、智旭等的著作中，可以知道當時的出家僧衆不守戒律，不重威儀，是普遍的現象。那也正是佛教沒落，受人歧視的原因。因此當時有兩位非常重要的比丘出現︰第一位是雲棲袾宏。他在叁十歲那年出家，便在中國曆史上有名的昭慶律寺受戒(注一)。北宋時代的允堪律師就曾擔任過此寺的住持，所以袾宏特別重視戒律。

　　憨山德清(公元一五四六－一六二叁年)對袾宏的戒律觀念和貢獻的介紹，有如下的一段話︰「佛設叁學以化群生，戒爲基本，基不立，定慧何依。思行利導，必固根本。第國製南北戒壇，久禁不行。予即願振頹網，亦何敢違憲令。因合衆半月半月誦《梵網戒經》，及比丘諸戒品。繇是遠近皆歸。」(注二)

　　由于袾宏舉辦傳戒法會和弘揚戒律，而有其弟子及再傳弟子對戒律的繼續弘揚。澫益智旭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注叁)，而智旭對戒學的貢獻遠超過袾宏。也可以說袾宏雖有弘揚戒律的熱誠，但是對戒律的態度不是站在律師的立場，而是站在中國禅師及法師的立場。因此智旭就說袾宏對于「開遮輕重，忏悔之法，尚未申明」(注四)。所以引發了智旭對于戒律的弘揚，是站在正統的諸部大律的觀點，撰寫了更多有關大小乘戒律的著作。

　　另外一位是古心如馨律師，他的年代幾乎和袾宏同時。也可以說他是近代中國出家戒另一個新源頭的開始。

　　他出家後先受沙彌十戒，然後未受比丘戒就到五臺山朝拜文殊菩薩的聖迹。因爲他已知道，若要求得比丘戒，須從十位清淨大比丘舉行的授戒儀式中接受。這在當時的環境而言，乃是相當困難的事。後來他讀《華嚴經》，知道文殊菩薩所在的地方是常住的清涼地，因此他相信朝禮文殊的道場五臺山，一定可見文殊菩薩爲他授戒。他就從江蘇地方出發，經過叁年的跋涉，到了五臺山，忽然見到一個形枯發白的老婆婆，捧著一件舊袈裟，從樹林中出來，並且問他︰「你來做什麼？」他答︰「求見文殊。」老婆婆就說︰「此衣亡兒所遺，你來求戒，便應贈你。」言訖即不見，只聽到有人喊他︰「比丘！比丘！文殊在此。」使得如馨如夢初醒。自此便覺得大小乘的戒律規則，猶如從他自己心中自然流注而出。因此回到南方，中興戒法。他曾主持叁十余所寺院，得戒的徒衆上萬(注五)。他所流傳的戒律著作，雖僅《經律戒相布薩儀軌》一卷，已可窺知其戒律思想的大概。他雖以弘揚戒律爲名，也的確是以戒律爲主，但其對于禅、淨土、華嚴、密等諸宗的概念，大小乘顯密諸經之行法也納入其中。在此以前的中國戒律著作，都不會有如此的包容性和複雜性(注六)。

　　由古心如馨處得戒而又弘揚戒律的弟子，再傳、叁傳、四傳也很多。從《新續高僧傳四集》卷一九，二八－叁一所見者，共有叁十二位，出于如馨一系。其中有六位撰有關于戒律的著作(注七)，特別是見月讀體，也是一位中興戒律的重要人物；他的著作，知其名者共有十叁種(注八)；而他的弟子及再傳弟子，都有相當多的人數，也留下了不少戒律著作，特別是書玉(公元一六四五－一七二一年)及德基(公元一六叁四－一七○○年)，每人都有四種以上的著作。事實上到現在爲止的中國戒律的傳承，多是從這個系統發展延伸出來。

　　因爲這一系統從初開始就帶有濃厚的密教色彩，也極重視梵呗的唱誦和顯密合摻的儀規。例如《瑜伽焰口施食》及《蒙山施食》，也都是出于這一系統。也可以說，佛教到了明末清初，雖然有不少比丘弘揚戒律，究其實質乃是諸宗融通、顯密混合的局面，所以未能真正上溯唐宋四分律宗的家風。

　　批注

　　昭慶律寺位于浙江杭州的錢塘門外，初建于後晉天福元年(公元九叁六年)，北宋太平興國叁年(公元九七八年)築方善戒壇，每年叁月開戒會，七年，勅賜「大昭慶律寺」額。《蓮池大師全集》第四冊，德清撰〈蓮池大師塔銘〉。(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出版)智旭出家時，袾宏已寂，仍舊在袾宏的像前受了比丘戒。見于《重治毘尼事義集要．序》，《卍續藏》六叁．叁二七頁上。《卍續藏》一○六．六八叁頁下。《新續高僧傳四集》卷二八．九一一頁。《卍續藏》一○七．叁五叁－叁九○頁。此六位的名字是︰1.叁峯法藏，2.叁昧寂光，3.茂林性祇，4.見月讀體，5.宜潔書玉，6.定庵德基。

　　讀體的著作有︰1.《毘尼日用切要》，2.《沙彌尼律要略》，3.《傳戒正範》，4.《剃度正範》，5.《叁皈五戒八戒正範》，6.《教誡尼正範》，7.《幽冥戒正範》，8.《僧行軌則》，9.《黑白布薩》，10.《毘尼止持會集》，11.《毘尼作止續釋》，12.《大乘玄義》，13.《藥師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