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思鵬著作集》序
唐思鵬居士，四川巴中市人，早年曾隨其父唐仲容老先生受學般若、唯識學。思鵬居士天資聰穎，性情溫厚，好學不倦，于德于學，日隆日進，廓然有菩薩濟世的大志。
1990年，由于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老的舉薦和遍能老法師的邀請，唐仲容老先生受聘于四川成都寶光佛學院講授佛學。是年，思鵬居士偕往協助。父子除了在佛學院教授佛學課程外，還利用課余時間和節假日爲問學者講課。席上諄諄，誨人不倦；座下殷殷，學而不厭。
唐仲容老先生和唐思鵬居士
1990年以來，思鵬居士從事佛學教學研究工作已有十多年了，于般若學、唯識學等皆有深厚造詣，而尤專唯識學。而他的所教所學頗具古印度佛學特色。這些年來，他對佛教教育事業作出了一定的貢獻，遊學和受教其門下的不乏才俊之士，可謂後起有人。在佛教義學日漸陵夷而亟待複興的今天，尤其難能可貴。衆所周知，通達法義才可以現觀谛理；現觀只爲證義。通達法義能引真比量的善巧抉擇；現觀谛理能引真現量的無倒親證，這是修學佛法的通途。未有不深達法義而能起正修者。況且，究竟徹底的通達法義即是究竟徹底的現觀正修。由此，佛陀究竟徹底通達法義——能诠所诠的實相，所以稱爲“無學”及一切智智者。 思鵬居士深谙此理，于教于學，皆循不違。由此，其教則使學生如沐春風，其學則促自己德智俱進。
1992年，思鵬居士在四川省佛學院任教，而後擔任該院教務長之職，同時也在成都昭覺寺佛學院和文殊院青年佛學社教授佛學課程，在四川省佛學院函授部兼函授輔導課程。可謂不辭辛勞，爲法忘軀。1999年，惟賢法師和心月法師聘請思鵬居士爲重慶佛學院教務長，兼任函授部主任，同時帶研究生。2002年底，思鵬居士被調到北京中國佛教協會《法音》編輯部擔任責任編輯，負責學術稿件的編審工作；同時被聘執教中國佛學院，主講唯識和禅學。
此次結集出版的著作有：《佛教叁字經新注》、《四十二章經新注》、《維摩诘經新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新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新注》、《六祖壇經新注》、《辯中邊論疏義》、《唯識叁十頌疏義》。其中《佛教叁字經新注》是接引初學的佛教知識普及讀物，《六祖壇經新注》是研究中國禅宗的重要典籍《六祖壇經》的力作，其它六種都是探討古印度佛教重要經典的代表作品。 《四十二章經》源于樸素的阿含思想，重在接引學人出離煩惱，解脫生死，雖是適應小乘根器，但同時也是叁乘共學的經典。《金剛經》和《心經》則代表了般若思想的精華，其重點在建立大乘殊勝的正行；《維摩诘經》是贊歎大乘、貶抑小乘，以種種善巧直示不二法門及顯示菩薩不可思議解脫境界的大乘經典，屬大乘契經、希法二分所攝。《六祖壇經》則代表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禅法思想。《辯中邊論》、《唯識叁十頌》二種，攝在大乘瑜伽唯識學中，屬論議一分所攝。只不過前者《辯中邊論》是以叁自性爲根本真實來抉擇法相、顯示中道的；後者《唯識叁十頌》是以阿賴耶識爲根本建立大乘甚深緣起的唯識妙理的。
思鵬居士注釋《佛教叁字經》，開宗明義，深入淺出；注《四十二章經》，本在叁乘共學，不拘小乘；注《維摩诘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不囿中觀學派一家之見，更援引瑜伽唯識，成顯了義；注《六祖壇經》重在發揮惠能說法不離自性、見性開悟不離本心本性以及在現實生活中下手修行的禅法思想；疏《辯中邊論》、《唯識叁十頌》，明境、行、果，尤重行門。或有誤解唯識只講教理不關修行者，可以一讀而冰釋；對于學習教法的人，也不必爲迷惘于下手立足之處而彷徨了。
《佛教叁字經》爲明代吹萬老人所著，作者模仿儒家啓蒙讀物《叁字經》的體例，以叁字一句、四句一偈的文法平白直述，將佛教曆史、佛教常識及佛學教理介紹給初學，以便記憶和學習。後經印光大師修訂，將本書的原文改正了十分之叁。據印光大師所述，《佛教叁字經》的內容主要是“略敘如來降生成道、說法度生，列祖續佛慧命、隨機施教及與古德自利利他嘉言懿行”等事迹和佛法教理。世人通過誦習是文，可“知佛經之要義,明祖道之綱宗”。其最終的意義“是在後進之發心造修焉”。可以說這是一本佛教基本知識的普及讀物，主要內容是以韻文的形式提挈佛法的綱領要義、辨析佛學的基本原理、介紹佛教的主要宗派等。
《四十二章經》是我國譯輯的第一部佛教經典，同時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漢譯佛經。中印文化的交流雖可追溯至秦漢初期，但直到東漢永平年間才真正成熟。根據史書記載：在東漢明帝永平七年(64)，一日，明帝夜夢金人，項光如日，飛進皇宮。次日便召集群臣征問夢境。太史傅毅占蔔後，回答道：“ 臣聽說西域有得道者，人稱爲“佛”。《周書異記》亦曾記載周昭王二十六年，夜間有五色祥光直貫太微星，當時的太史蘇由就上奏昭王：“西方有大聖人出世，一千年後，其聲教將流傳此土。”昭王就下令將此事刻于石上永志紀念。因此，由年代來推算，現在應當是聖人教化東來之時。陛下夢見的金人，想必就是佛了。”于 是，明帝派遣博士王遵、郎中蔡愔、中郎將秦景等一行十八人，西行天竺求請佛法。當他們途經大月氏國時，遇見了迦葉摩騰與竺法蘭兩位尊者，因得知他們是天竺的具德高僧，便傳達了漢明帝的心願。適逢兩位尊者也早有弘法度生的悲願，于是一行人便迎接尊者並以白馬馱著佛經、佛像、舍利于永平十年(67)返回洛陽。明帝非常欽敬兩位尊者以弘法爲職志的精神，特別以國禮接待。翌年在洛陽城西門外建寺供養尊者，爲紀此因緣，故特以“白馬寺”命名。至于佛像及舍利，則分別供奉于南宮的清涼臺及顯節陵上，這也是中國有佛像的開端。兩位尊者有了漢明帝的護持，便著手翻譯帶來的佛經，並撷取大小乘義理，糅集譯出《四十二章經》。其內容簡明扼要，章節最長百十來字，最短只有二十幾個字，簡略地說明了叁乘佛法的基本道理，重在說明出離世間而得解脫的真實修行，如止惡修善、發心求證道果、少欲知足乃至遠離諸欲、觀人生無常等諸要義。其說理淺近、平實易懂，爲佛教的入門讀物。由于此經簡要平實，且富含哲理，很快就爲當時的貴胄及士大夫習誦，佛法也隨之漸漸深入民間，融入了中國人的生活中。
《維摩诘所說經》爲姚秦鸠摩羅什叁藏法師所譯，屬意譯本，通稱爲舊譯；另有唐代玄奘叁藏法師的直譯本，名《說無垢稱經》，通稱爲新譯。羅什法師的意譯本行文流暢易懂，類似敘事的小說體，僅從其文學價值而言，就被學界稱爲“開啓了明清小說的先河”，更何況其思想價值尤爲中國佛教各宗所重。所說不二法門，尤其爲禅宗奉爲不易的圭臬。玄奘法師的直譯本由于完整保存了古印度梵語的語法結構和語義概念，所以行文較爲晦澀艱深，不易爲國人的思維習慣所接受，因此在流通上不如舊譯那樣普遍爲人所知，僅爲少部分研究者所重。表面看來，似乎是舊譯本易懂而新譯本難懂，實則不然。雖相對的從文字上講舊譯易讀，然而作爲義理的載體，在名言概念上就顯得不及新譯那樣精確；在如實悟入法義上，作爲所緣的意言境界就顯得模糊了一些。而新譯雖然似乎在文字上難讀， 然而一旦透過了文字關，在義理的受學上由于名言概念准確，反倒非常有益于對法義的正確理解，不至于墮在自見取中。所以唯識一系的學者多重新譯的版本，尤其是在佛法的緣起觀上始終堅持非本體論的緣起觀；而只重舊譯版本的學者，在緣起觀上其中不乏有混淆于本體論的謬說。當然，這些並非是譯者的問題，而是兩種譯法言傳會意各有所重而已。但得言傳，自能會意；若只會意，恐落見取。所以欲全面深入研學此經者，宜互相參校。
關于此經的內容，僧肇法師在《維摩诘所說經•序》中概括地說：“此經所明：統萬行則以權智爲主，樹德本則以六度爲根，濟蒙惑則以慈悲爲首，語宗極則以不二爲門；凡此衆說，皆不思議之本也。至若借座燈王，請飯香土，手接大千，室包乾象，不思議之迹也。……非本，無以垂迹；非迹，無以顯本。本迹雖殊，而不思議一也。”全經共十四品，若依通例區分，第一品爲序分，記述法會緣起；第二品至第十二品爲正宗分，是一經的主體；末後兩品爲流通分，勸人依教奉行，修行證果。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姚秦鸠摩羅什叁藏法師所譯。本經分上下部分，共五千余言。主要以大乘佛法緣起性空的偉大思想爲理論指導，重在建立不取不舍、悲智等運、福慧雙修的菩薩正行。如經中言：“諸菩薩摩诃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衆生之類……我皆令入無余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這一分被稱爲“大乘正宗分”，是貫通全經乃至全部佛法的主旨，有甚深的密義在其中。
或問曰：爲何要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爲何又實無衆生得滅度者？
答曰：因爲一切有爲法皆從因緣和合而生，未有一法不從緣生。從緣生故，皆無定性。無定性故，于中種種計度推求實我實法皆屬顛倒虛妄，所執實我法等畢竟了無所有。前者諸法從緣生性，一切世間及出世間，有漏無漏，概莫能外；但屬有爲，皆從緣生，衆生、菩薩乃至于佛，平等無二。後者緣生諸法遠離計執實我法性，一切世間及出世間，有漏無漏，亦莫能外；但屬有爲，皆屬相有性空，即此所顯空性亦不離能顯緣生諸相而有，故此勝義亦無自性。如是，衆生、菩薩乃至于佛，平等無二。
一切衆生不悟如上緣起的道理，非因計因，或計無因，或計邪因等，即使欲求出離，而莫知宗趣；更有造惡求福，欲升反墮，殊可悲憫！同時，一切衆生正由不悟如上性空的道理，非真計真，或計無爲真，或計邪爲真，欲開智慧而反招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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