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西方的亮光

　　一把火炬就能驅散千劫累積的黑暗。

　　——帝洛巴，《恒河大手印》

　　第一次閉關結束後那幾年，由于我的行程排得滿滿的，因此沒有什麼時間去注意神經科學及認識研究相關領域的新發展，或充分了解已進入主流研究的物理學新發現。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1998年成爲我生命中的一個轉折點。那時，我哥哥措尼仁波切原本安排好到北美講學，但他無法前去，于是我被指派代他前去。這是我第一次遠到西方訪問，那年我23歲。不過，搭機前往紐約時，我萬萬沒有料到，此行所遇見的人將會對我未來多年的思考方向産生重大的影響。

　　他們慷慨撥出時間，還提供給我堆積如山的書籍、論文、DVD和錄像帶，爲我介紹現代物理學的概念及神經科學、認識與行爲科學研究的最新發展。我非常興奮，因爲關于佛法修持成效的科學研究已經如此豐富且深入，最重要的是，像我這樣沒有受過專業科學訓練的人也都能夠理解。而且，由于我當時的英文程度並不好，所以對于那些付出許多時間，用我能理解的字眼來解釋這些知識的人，我倍加感激。比如說，藏文中並沒有“細胞(cell)”、“神經元(neuron)(神經細胞。)”或“脫氧核糖核酸(DNA)”這類名詞，他們翻來覆去地用盡所有可能的字眼幫助我理解這些觀念，很像一場複雜的語言大混戰，所以經常都以捧腹大笑收場。

　　當我忙于進出閉關學習之際，我的朋友法蘭西斯寇·斐瑞拉一直都在安排現代科學家與佛教僧人、學者之間的對話。這些對話後來逐漸發展爲一系列的“心與生命學會”研討會。在研討會中，現代科學及佛學研究各領域的專家們聚在一起，交換對心的本性和作用的見解。我很幸運能夠參加2000年3月在印度及2003年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所舉行的兩次研討會。

　　在印度舉行的那次研討會中，我學到很多關于心的生物機製的知識。但是直到麻省理工學院那次研討會時，我才開始考慮要如何將自己修學多年的心得，介紹給那些對佛法修持或現代科學的複雜性可能不熟悉的人。麻省理工學院那次研討會的重點是，佛教探討“經驗”的內審方法和現代科學客觀方法之間的相關性。

　　事實上，隨著麻省理工學院這場研討會的進行，問題開始浮現了：將佛教和西方研究方法結合在一起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把受過如何詳細描述個人主觀經驗的人所提供的信息，和能測量腦部活動細微變化的機器所提供的客觀數據結合起來，我們可能學到什麼

　　佛法修持的內審方法能夠提供西方科技研究無法提供的信息嗎

　　臨床研究的客觀觀察又能提供佛法修持者什麼呢

　　研討會結束後，與會的佛教界人士與西方科學成員一致認同，尋求合作的方式不僅使雙方都能獲得極大利益，而且這種合作本身也代表改善人類生命品質的一大契機。麻省理工學院分子生物學教授兼基因研究中心懷賀學院院長艾瑞克·藍德博士(Eric S.Lander，Ph.D)在閉幕演說中指出，佛法修持強調如何讓心達到更高層次的覺性，現代科學卻只是把重點放在如何讓精神病患恢複到正常狀態。

　　“爲什麼停留在那裏

　　”他問聽衆，“爲什麼我們只滿足于沒有精神病

　　爲何不去追求更健康、更美好的境界

　　”

　　藍德博士的問題讓我認真思考如何創造一種方式，讓人們有機會將佛法和現代科學合作所得到的啓示，運用在日常生活所面對的難題上。就如同閉關第一年我由困頓中領悟到：單靠理論上的了解，並不足以克服製造日常生活各種傷痛和煩惱的心理與生理習性，只有透過修持，將理論付諸實行才能真正轉化。

　　我深深感謝我的佛法老師們，他們在我早年修學期間教導我如此深奧的哲學見解和實際運用方法。我也同樣感謝那些慷慨付出時間、精力的科學家們，因爲他們將對西方人來說唾手可得的科學知識，以我能夠理解的語言幫助我學習；我也非常感激他們透過廣泛的實驗研究，證實佛法修持的效果。

　　我們幸運地生活在人類曆史上的這個獨特時代，西方科學家與佛教科學家通力合作，爲全人類提供達到超乎想象的可能方法。我撰寫本書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位讀者都能認識運用這種卓越合作所得到的實際利益，進而將自己的潛能完全體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