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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是加強藏漢關系的有力因素

  藏傳佛教是加強藏漢關系的有力因素 

  唐番會盟碑

  

  一、 藏漢民族具有共同的信仰基礎

  佛教是人類文明的曙光。公元初傳入中原,至今已有二千年的曆史,第六世紀由唐朝和尼泊爾王國傳到了藏地。吐蕃國王松贊幹布迎娶的不但是唐公主和尼泊爾公主,而且也迎來了唐朝和尼泊爾的兩尊釋迦牟尼佛像和佛教經典,以及傳教的僧人。從此以佛教的紐帶結成了,吐蕃與唐朝,吐蕃與印度、尼泊爾之間世世代代的友好關系。這種友好關系的見證是供奉在拉薩大昭小昭寺中的釋迦牟尼佛像和唐蕃會盟碑。一千多年來,藏族人朝拜大昭寺的釋迦牟尼,就像伊斯蘭教徒朝聖麥加一樣,視爲畢生最大的榮幸。從漢藏關系的角度重視大昭寺釋迦牟尼像,比從宗教角度看待這尊佛像更重要。人類曆史證明,只有共同信仰的民族之間才有相互信任和牢固的團結。藏漢民族的曆史悠久的對佛教的共同信仰,才是這兩個民族彼此相連,牢固團結的基礎和凝聚力。

  二、 唐蕃之間佛教關系

  吐蕃松贊幹布于六世紀初,以卓越的武功統一了周邊的四十個酋長國,建立了青藏高原空前強大的吐蕃王國。創造藏文,引進佛教,以佛教信仰統一民衆的思想,製定以佛教十善戒爲基礎法律等爲吐蕃民衆的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以唐蕃王室聯姻爲契機,唐蕃之間建立友好邦交關系,開展以佛教爲主題的各種文化交流,通商開展物資交流。從松贊幹布到赤熱巴堅二百多年中,唐蕃之間保持了以友好爲主題的鄰國關系,在這一時期,唐蕃王室的主題信仰都是大乘佛教,中原的大乘和尚來往頻繁,赤松代贊建立譯經院,藏漢僧人協作,從漢文上翻譯了很多佛經和曆史文學、中醫、周易蔔算等方面的書籍。禅宗和尚在拉薩傳法,僧師幫助赤松代贊抑苯弘佛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漢地的頓悟禅宗思想對前弘期的密法影響很深,藏傳佛教舊密大圓滿來源于禅宗頓悟思想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公元八百四十年前後吐蕃末代王郎達瑪和唐武宗同時滅佛,引起了吐蕃的分裂和唐蕃關系遭到了破壞。很顯然這是共同信仰遭到破壞所引起的政治後果。

  叁、 元、明、清叁代藏傳佛教與朝廷的關系

   成吉思汗的四皇子廓端王邀請薩迦班智達到涼州(1244年)進行會晤,達成了吐蕃歸屬元朝的協議,薩班致蕃人書是薩班對西藏當權者的勸降書,從此西藏加入了中國版圖。1256年元憲宗蒙哥封噶mb希爲帝師,1260年,薩班侄子八思巴被元世祖忽必烈封爲帝師及薩迦世襲法王,管理蕃地十叁萬戶,建立了薩迦政權。八思巴爲蒙古人創造文字,向蒙古人傳播藏傳佛,從此吐蕃人與蒙古人有了共同信仰,這種共同信仰就是蒙藏佛教。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礎上的蒙藏友好關系,維持到了現在。值得一提的是,八思巴說服忽必烈終止了每年屠殺十萬個南宋漢人男嬰的,被稱作“薅草”的滅種殘暴行爲,挽救了南宋漢人的無數生命。,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曾經是皇覺寺僧人,大明王室信奉佛教是可以說是祖傳。1372年噶瑪若呗多傑觐見洪武皇帝,封爲大司徒、齊國公,建立了藏傳佛教與大明王室的關系。1408年,永樂皇帝下诏書派朝臣赴拉薩邀請宗喀巴大師進京,宗喀巴大師年事已高,便委派大弟子先乾曲吉·釋迦義喜代表宗喀巴觐見永樂帝,受封法王,建立了藏傳佛教格魯巴與大明王室的關系,1579年大明萬曆皇帝封叁世達賴索南嘉措爲達賴喇嘛,“達賴喇嘛”的封號由此得來。明朝一代,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之間,關系平穩和諧,茶馬貿易有了較大的發展。

  清朝努爾哈赤在入關前通過蒙古喇嘛和五世達賴喇嘛建立了關系,1644年清順治登基時五世達賴喇嘛和四世派使者進京祝賀,順治九年五世達賴喇嘛進京,觐見順治皇帝,晉封法王,賜金冊金印,接待規格很高,當時順治皇帝接待五世達賴喇嘛場景記錄壁畫至今保存在布達拉宮。

  清朝十代皇帝都信奉藏傳佛教,奉藏傳佛教爲國教。順治皇帝出家爲僧,康熙皇帝自稱是阿彌陀佛化身,雍正、乾隆二帝被藏傳佛教界視爲文殊菩薩化身,庸乾二帝,曾穿著喇嘛服裝畫像,此畫至今保存在故宮。乾隆皇帝爲了直接喇嘛活佛對話閱讀藏文經典,拜叁世章嘉活佛爲師,學了藏文藏語,乾隆皇帝親自畫的度母唐卡畫和修法時穿的珍珠袈裟至今保存在故宮。甚至乾隆朝宮中樂隊都是由藏傳佛教僧樂隊擔任。朝廷爲了搞好蒙藏關系,在熱河爲達賴、班禅修了行宮,乾隆帝六十一歲大壽時請六世班禅進京,求長壽灌頂,封藏傳佛教高僧活佛國師,呼圖克圖者有多人。直至慈禧太後,虔誠信奉藏傳佛教,被稱爲“老佛爺”,萬壽山皇家公園的人造湖是慈禧太後的放生池。皇宮中有藏傳佛教佛殿。清政府采取尊重民族宗教信仰,尊重名族宗教領袖,以穩定邊疆的政策。這種政策對改善朝廷和少數名族之間的關系,穩定邊疆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當時有“修一座喇嘛廟,勝養十萬大兵”的說法。在藏人的心目中大清皇帝不是萬惡的統治者,而是文殊菩薩。因此在藏傳佛教文書和民歌中稱大清皇帝爲Jam dbyng guang ma(文殊皇帝)。在佛教信衆的心目中佛菩薩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在藏人的心中皇帝獲得佛菩薩地位,可見人心的歸向達到了何種程度。乾隆時期屬中國國內民族關系處理得最好的曆史時期,逃亡國外十多萬土呼特蒙古人也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章嘉國師給哈爾哈至尊丹巴的一封信,平息了外蒙八部反清的武裝叛亂,乾隆皇帝說:“章嘉國師神通廣大,未動一兵一卒,憑一紙書信,平息了蒙古八部叛亂。”這就是宗教領袖所起的作用。

  民國時期,民國政府也很重視蒙藏關系,段祺瑞政府邀請九世班禅在北京和杭州兩地舉行了時輪金剛大灌頂。對班禅的官方接待規格沿襲了清朝製度,非常隆重。國民政府專門成立了蒙藏事務委員會,曾邀請格西喜饒嘉措大師赴南京擔任該委員會要職,臺灣至今保存了蒙藏委員會。蔣委員長,仍按清朝國師之禮對待章嘉活佛,1949年去臺灣時,請章嘉活佛同去臺灣。

  解放後到58年前這一階段中國的民族關系處理的很好,被人們稱作“民族政策的黃金時期”。這一時期是藏區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民族關系和諧的最好時期。54年十四世達賴喇嘛和十世班禅進京時,國家領導人周恩來總理和朱德副主席親臨北京火車站迎接,毛主席宴請達賴班禅,並多次會見達賴喇嘛,進行了親切的交談,留下了珍貴的曆史資料。

  漢地有將近兩千年的信仰佛教曆史,留下了許多佛教文化寶貴遺産。藏族信仰藏傳佛教也有一千五百多年的曆史。佛教信仰、佛教文化在曆史上一直是把藏漢兩個民族緊緊連接在一起紐帶。至今信仰文化上的關系,仍然保持得很好。而且現在這種藏漢民族之間的超越政治的信仰關系的發展超過了任何一個曆史時期。不僅在臺灣,香港,以及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當中信仰藏傳佛教人很多,而且近叁十年來,在中國大陸民衆中信仰藏傳佛教人也在日益增多。這是一個良好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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