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與中國文學

　　道仰

　　閩南佛學

　　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需要不斷地加以充實，其中外來文化對中國傳統的民族文化影響最深遠的莫過于印度佛教文化，它對于中國文學藝術的影響，有著巨大而不可磨滅的功績，最後成爲中國文學藝術中一種有力量的內區文學藝術。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無論是直接或是間接都是非常巨大的，其主要在變文，俗講，小說，詩歌，詞彙和成語上。茲分別說明如下：

　　(1)變文：表示一種文體的術語。它的來源絕對不可能在本土上的文籍裏找到，但在印度的文籍很早便是使用韻文散文組合的文體，最著名的就是馬鳴菩薩的《本生鬘論》，曾經原樣介紹到中國。當時受印度佛教的陶冶，舍俗出家的僧侶，在講經時便竭力的模擬這種新的文體，取佛經中的故事，使它變得通俗生動、以詩歌散文組合而成，複以敷陳故事爲主，以吸引聽衆，此中以文溆爲最成功。從唐以後，中國許多新的文體，便永遠烙印上了這種韻文和散文合組的格局。講唱“變文”的僧侶們在傳播這種新的文體結構上貢獻最大。“變文”的韻式、至今尚爲寶卷，彈詞，鼓詞所保存。總之變文是一種供對聽衆演出的說唱文學底本。演變文時有說、有唱。它的韻式普遍以七言爲主，如《維摩诘經變文》：“佛言童子汝須聽“勿爲維摩病苦索，四體同臨二岸樹，雙牌無異井中星。心中億問何曾罷，丈室思吾更不停，斟酌光嚴能問話，吾今對象遣君行……。”《降魔變文》、《八相變文》等也如此。但是也在七言中夾雜著“叁言”的。這“叁言”的韻語，使用的時候，大都是兩句合在一起的，仍是由“七言”語句變化或節省而來的。如《維摩诘經變文》卷二十中：“智慧圓，福德備，佛臯將我出生死，牟尼這日發慈言，交往毗耶問層士，戴天冠，服寶帔，相好端嚴法王子，牟尼這日發慈言，交往毗耶問居士……。”後來的寶卷，彈詞，鼓詞中的叁七夾雜使用的韻式，便是從“變文”這個韻式流傳演變下來的。又有使用六言的，五言的，都是極爲罕見的例子和韻式。

　　在語言上，變文也有其獨特性，因爲它的作者是佛教僧侶，爲了把經中的深奧哲理弘傳于民間鄉村，所以吸收民間的許多口頭語言，這就形成了詞彙通俗易懂等優點。

　　(2)俗講，意爲導俗講經或化俗講經，指的是佛教僧人對世俗人等的通俗化講經。我們要知道，佛教是以傳教爲目的，宣傳佛教不僅需要經典，還要有傳教的方式和方法。在六朝印刷術尚未盛行的時候，一切經典，都靠抄寫，所以經典傳播，非常困難。要克服這些困難，不得不在宣傳方法上求改進。俗講就在此時應運而生。講唱經文，都經過一定的修改加工成爲白話，這樣就把佛經敷演成通俗的故事，要求鄉村庶民都能懂得，這就是佛經的俗講、它盛行于唐和五代，有正規的儀式和專用的講唱底本。俗講是由正規講經發展而來的。

　　從近年來，我國考古學者發現的敦煌漢文遺書中所見的俗講底本，大體上可以分爲“講經文”(講因緣、緣起、)“押座文”和“解座文”(解講辭)幾類。

　　較正規的俗講，由化俗法師(常爲專業性的)主講，都講陪同讀經文。常在“講院”舉行。其講唱的方式比較固定，都講啭渎一段自己所持的經文，法師以通俗化的散韻相間的詞句講唱解釋這一段經；由法師講唱向都講啭渎過渡之處，多由法師以“XXXX唱將來”提示的。如此複畓回環，直到講完一個段落。

　　“因緣”是一種說唱佛經故事，而不是讀解經文的底本。文體也爲散韻相間，但不讀經文，由一位僧人演唱，稱爲“說因緣”。“說因緣”本有：《悉達太子修道因緣》、《難陀出家緣起》、《歡喜國王緣》等各種底本。

　　僧人在俗講，講因緣，常先唱一種“押座文”，此爲一種唱詞，常爲七言句子，篇幅不長。 “押座”義爲彈壓四座，起的作用類似後世的入活、引子、楔子，開場白。

　　(3)詩歌：佛教的原始經典，其文難懂，後人或作淺顯的詩歌來吟詠。我國早期佛經翻譯家一一昙無谶于五世紀譯出《佛所行贊》，就是佛教偉大詩人馬鳴菩薩的傑作，用韻文敘述佛陀一生的故事，不僅善盡描寫記述的技能，而且深入淺出更顯出佛典優美詩體。此《佛所行贊》是譯者用五言無韻詩體移到我國來，成爲一篇長達九千叁百句四萬六千多字的詩，我國當時未曾有長篇敘事詩，所以風靡六朝文壇。它對六朝時期發生的影響，正如梁啓超先生說：“《佛所行贊》譯成華文以後，也是風靡一時，六朝名士幾乎人人共讀。”又說，“像孔雀東南飛，如木蘭詩一類的作品，都起于六朝，此前卻無有。”

　　五世紀譯出的《佛所行贊》不僅風靡六朝文壇，也成爲初唐王梵志、寒山、拾得等長篇白話通俗詩人開路先鋒，以及白居易《長恨歌》、《琵琶行》，蘇東坡長篇詩歌，未曾不是受了《佛所行贊》的啓發而産生的偉大作品。這樣爲中國文學上帶來了長篇敘事詩的興起，有著不可低估的價值。

　　(4)小說：中國小說的撰寫曾受到大乘佛教的《佛所行贊》、《法華經》、《維摩诘經》、《百喻經》、《內雜譬喻經》，《賢愚經》等經典形式文學的直接影響。晉魏六朝的志怪小說，如幹寶《搜神記》、陶潛的《續搜神記》等，都是脫胎于佛教的傳說。我們讀了古代《山海經》、《穆天子傳》和六朝時代的許多志怪小說之後，再去讀後來的《西遊記》，《封神榜》後，便會恍然若悟地了解佛教文學想象力是多麼豐富和超脫!明清的章回小說，如《紅樓夢》、《儒林外史》、《水浒傳》等一些我國著名的小說，都受到佛教講唱文學中的變文，俗講等的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元明清叁代的我國文學所以有這樣的大發展，是與佛教文學(化)對它的影響是分不開。這些章回小說中的“請聽下回分解，，，流傳在民間講唱文學，講史文學，公案文學體裁，都是從佛教中的變文等文學形式發展而來的。

　　(5)散文：就拿白話文來說吧，它的寫作方法是取於宋明儒學的人士語錄，而宋明儒學的語錄是模仿唐代禅師語錄而來的。唐代禅師們的語錄，則又是取法於佛教的“變文”。另外我國的偉大文學家柳宗元的大量作品都受到佛教的影響，當時永貞元年，柳宗元參加了王叔文爲首的政治革新，革新失敗後被貶爲永州司馬和柳州刺史。在被貶爲永州司馬期間，他閱讀了大量佛經，所以這時期所寫的作品在其創作過程中明顯地受到佛經的影響，抄襲和引用了大量佛經中的語音詞彙，有的文章是根據佛經中的寓言脫胎轉化而再創作的。如在《東海苦》一文中，所說的是兩個學佛的人，同出毗盧遮那海，一個人安于現狀不用功，最後一事無成，另一個人卻和他恰恰相反，不斷進取，精進不退地用功，功到自然成，即生佛國淨土。又如他的《黔之驢》中的主角驢，見到虎的驚叫聲，和後來踢了虎一蹄，這在法炬譯的《佛說群牛譬經》中的驢完全相似，從這裏可以找出答案。所以應該說柳宗元的《黔之驢》是受《佛說群牛譬經》的影響。由于當時的佛教大師，能獨辟蹊徑，創白話散文式的語錄體，來說明佛教的要義。現從柳宗元《黔之驢》和《佛說群牛譬經》中，就可體會其影響極其深遠。

　　(6)詞彙和成語，我國民間所用的成語，大部分出自文學作品上的警句，它不但有很強的概括力，在此同時也經常反映出生活上的某一面，以作行爲道德之准繩。在組成成語的文學警句之中，有不少還是出于佛教經典裏的，這些都與佛教的傳入和譯經有關。由于東漢末年譯經事業的興起，傳來了許多外來語，豐富了我國的語言詞彙，在我國與佛教有關的成語就達叁百條之多，如我們日常所引用的：不二法門、不可思議，百尺竿頭、生老病死、事與願違、泥牛入海、想入非非、燃眉之急、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種瓜得瓜、甕中捉鼈、聚沙成塔、當頭捧喝、暮鼓晨鍾、昙花一現、醍醐灌頂，老僧入定，面壁功深、參學訪道、頑石點頭、大幹世界，清規戒律、閉關自守、盲人摸象等等。以上這些佛教成語，有些出自佛教經典，有些來自佛教儀式，有些是說明僧人用功辦道，有些出自佛教故事中。另外有些成語本身就是佛教用語，這些成語開拓了中國人的心智，豐富了中國人的思想。同時它又爲中國文學帶來了新的意境，新的命意造詞方法。

　　綜上所說，我們可以明白地知道佛教對我國文化産生了巨大的影響，爲我國文學帶來了新的意境，爲中國文化增光不少。此外，佛教在雕塑、繪畫、音樂、建築方面爲中國曆史留下了燦爛輝煌的一頁、 (另文詳述)這裏不再一一論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