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王與佛教關系綜論
湛如
閩南佛學
一、前言
中國佛教經過四，五個世紀的流傳後，進入了宗派的形成和發展的大成時期。唐代政治統—，經濟繁榮，長安成了國際文化交流的重鎮所在。佛教也綜合南北思想體系，八宗相繼成立，大德輩出，譯事發達，義學空前活躍。
在佛教發展的這個重要時期，唐代統治者的佛教政策如何
在佛教的日趨鼎盛的過程中起了哪些曆史作用
這些問題頗值得探究。本文對唐高祖、太宗、武則天，玄宗、武宗等幾個重要時期的帝王與佛教的關系進行綜合性的論述，同時對其它諸帝也做舉要式的說明，兼論其成敗得失，經驗教訓。由於二百九十多年的唐王朝，二十幾位帝王，對佛教的態度錯綜複雜，前期輿稍晚迥然不同，說清這些誠非易事，尚待才家通人不吝賜教。
二、唐高祖與佛教
(一)草堂寺爲子祈疾
唐高祖李淵(在位時618———626)早年信仰佛教，在隋炀帝大業初年當時他爲鄭州刺史，曾爲其子李世民在草堂寺祈禱身體康複，當時李世民才九歲(《全唐文》卷叁載有傅堂寺爲子祈疾疏)),後來李世民的病好，他認爲這是叁寶加被，便造了一尊石佛像送寺供養。這則資料表明了他早年對佛教的態度及看法。
(二)在京城設十大德統攝僧尼
爲了加強對僧團的管理，唐高祖即位後便想用行政力量來精整山門，於武德二年(6(619)，於京師設十大德統攝僧尼。《續高僧傳》卷十一《保恭傳》上說：“武德二年，下敕召還依舊檢校，仍改禅定爲大莊，乃舉十大德統攝僧尼。”十大德的設置，綱紀教團，有效的維護了僧尼利益，同時也對僧團進行整頓。保恭、慧固等人都是望重教界高僧，深得大衆的欽敬，京辇諸僧懾憚威嚴，遂不登及。高祖聞之曰：“恭禅師志行諸澄，可爲綱統，朕獨舉之”。(同上傳)
(叁)普建道場設無遮大會
唐武德元年(618)，於朱萑門南通衢上，普建道場，設無遮大會，一時沙門、道士雲集。同時於並州，立義興寺。《續高僧傳》卷十九《智滿傳》上說：“武德元年，乃韶滿所居宅；爲義興寺，四事供養，一出國家，至叁年，已滿德爲物歸，道聲更遠”。智滿爲當時“化宗所被，歸宗如市”的高僧。由於北蕃南侵，曾韶敕選二千僧尼編民入伍，但智滿所居寺院，高祖又特放許：“滿師一寺，行業清隆，可非簡例”。不難看出高風亮節的智滿爲帝室所重。同年又在太原立太原寺，于華陰立靈仙寺，京城立會昌寺、證果尼寺、來仙尼寺，又爲太祖帝後等造旃檀等身佛像叁軀(見《法施珠林》卷一百)。《續高僧傳》卷二十六《法周傳》上說，當時以感通神異著稱的沙門景晖曾預言高祖當承天命，多與谶符，爲立勝業寺．又沙門昙獻於隋末設粥救饑民，爲其建慈悲寺(見《兩京新記》卷叁)。另據《唐大韶令集》卷113《道釋》記載：“武德二年(619)正月，高祖還曾下韶，要全國在每年的正月、五月、九月的叁個月裹，不得行刑屠釣，永爲國式，韶文曰：“……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教街虛，至德其殘殺”。
以上所述，我們看到唐高祖李淵崇佛的種種行徑，無論建寺安僧，加強對僧尼的管理等方面均有建樹，但由於開國伊始，政務繁多，征戰未休，沒有更多的去考慮宗教問題，晚期政局穩定，開始製定佛教政策，顯露要從政治、經濟上限製純化佛教的意向。
(四)《沙汰僧道韶》清整教團
唐初的佛教勢力雄厚，教團力量也十分強大，當時的僧尼20萬，享有不納稅，免兵役，不受俗法治理及不拜君親的種種特權。僧團內部龍蛇混雜，出現許多不法現象。寺院擁有衆多的土地及佃戶，從某種程度影響了國家經濟。故規定道，僧誦經、受戒者道士與僧給田叁十畝，女冠與尼給田二十畝，企圖從法律上限製僧道的占田數量(見《唐六典》卷叁)．在政治上，當時太史令傅奕數次上疏高祖清除去釋教，他是唐代第一個站出來反對佛教的人。據說，他曾把魏晉以來反佛者的事迹編集成書，題爲《高識傳》十卷，用以宣傳反佛思想．武德七年(624)上書說佛法害國，六朝的梁武、齊襄足以借鑒，其人好老莊，又尊儒學，從社會政治角度來反對佛教。資料見《舊唐書》卷七十九《傅奕傳》，在《全唐文》一百叁十叁卷載有傅奕《請廢佛法表》以十—條建議來廢除佛教。傅奕的疏文傳出來之後，在佛教界引起極大震動，法琳做《破邪論》，虞世南爲之序，來反駁傅奕．同時沙門普應、慧乘也紛紛著論進行反擊。雙方辯論激烈。武德八年(625)，高祖下韶敘叁教先後，“老先、次孔、末釋”。武德九年，高祖下韶詢皇太子建成沙汰佛教意思，其诏書曰：“朕惟佛教之興，其來自昔。但僧尼人道，本斷俗緣，調課不輸，丁役俱免。理應盡形寺觀，履德居真，淨命釋門，清身養素，比年沙門乃多有愆過，違條犯章，幹煩正術，未能益利教化，翻乃左道是修，佛戒雖有嚴科，違者都無懼犯，以此詳之，似非誠谛．今欲散除形像，廢毀僧尼，辄爾爲之，恐駭凡聽，甯子明言，可乎不可
(見《法琳別傳》大正藏50卷P200下)建成上疏爲佛教聲辯，群臣的意見不統一，最後下诏書沙汰僧尼及諸道士。诏曰：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獲有辯。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遵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阙者，不堪供養，並令罷道，各還桑梓。所司明爲條式。務依法教，違製之事，悉宜停斷。京城留寺叁所觀，其余天下諸州，各皆一所，余悉罷之。(見《全唐文》卷叁)
很明顯，由於寺院的職能倒退，部份僧尼行爲腐化墮落。唐高祖的《沙汰僧道韶》和傅奕的《清除佛疏》，兩者的出發點，是迥然不同的。傅奕是要從根本上廢除佛教，而唐高祖則是爲了。正本澄源，是因爲看到少數位僧尼不能用功辦道，部份寺院生活雜濫，大有傾毀妙法的危險。他爲了沙汰濫僞寺僧，純化僧團，才下韶書的。而對精進練行，持戒嚴謹，則國家供養，達到長存妙道，永固福田的目的。然而這項措施。在教圍方苎也起到一點效果。據《新唐書》和《資治通勸記載，高祖下韶沙汰僧道，是在武德九(626)四月，同年六月又下韶曰：“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舊定。(見《唐會要》卷477的敕文)。等於宣布撤銷《沙汰僧尼韶》，《舊唐書》卷—《高祖紀》上則說“事竟不行”。
唐高祖對佛教的政策十分微妙，他深知“寬嚴皆誤，”一邊建寺造像，一邊清除僞濫，限製僧尼數字發展，後者則對唐太宗啓示很大。
叁、唐太宗的佛教政策
宋人歐陽修修認爲唐太宗對佛教極爲崇奉，弘贊教法，而近人湯用彤則主張，在唐代諸帝中，太宗實以不信佛著稱。對唐太宗和佛教的關系的看法，何以在相徑庭？原因在于唐太宗本人對待佛教的態度本身就存在種咱矛盾。唐太宗即位後，勵精圖治，百業俱興，製定了大唐帝國的長治久安的基本藍圖。在佛教政策方面，他對唐高祖既有繼承，又有發展，經過多年的摸索，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政策，對唐代佛教興衰有重大影響。本文試從對唐太宗崇佛、抑佛方面去對其人與佛教的關系加以剖折。
建寺、設齋、度僧
唐太宗即位不久，貞觀叁年(629)，就舍通義宮爲尼寺，《全唐文》卷九《舍舊宅造興聖寺诏》上說：“……朕丕承大實，奄宅域中，……永懷慈訓，欲報無從，靜言因果，思憑冥福，通義宮皇家舊宅。製度弘敞，以崇神祠，敬增靈佑，宜舍爲尼寺。”爲報母恩，舍舊宅通義宮爲尼寺。同年十一月，唐太宗又下了一道《爲戰陣立寺诏》，要在當年各戰陣之地，修建寺廟，借助叁寶力量薦拔亡靈。诏書曰：“……日往月來，逝川欺斯遠。猶恐九泉之下，尚淪鼎镬，八難之間，永纏冰炭，愀然疚懷，用忘與寐，思所以樹其福田，濟其管魄。可于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凶徒隕身者，戎陣者，各建寺刹，招延勝侶。望法鼓所震，變火宅于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于甘露。所司宜量定處所，並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造院宇。具爲事條以聞，稱朕矜愍之意。”(見《全唐文》卷五)爲戰爭當中敵我雙方陣亡的將士建寺起度，充分顯示了太宗的冤親平等的博大心胸。遵照這道诏書的旨意，于如下的七個地方修建寺院，于晉州(破宋金剛處)立慈去(褚遂撰碑)，于汾州(破劍周處)，立弘濟寺(李百藥撰碑)，于邙山(破王世充處)立昭覺寺(虞世南撰碑)，于洛州(破劍黑達處)立弘福圭(岑文本撰碑)。以上敕建的寺院均在戰爭重地，起到取慈去殺，淨化人心的作用，同時還給賜寺院大量土地車、馬等。不僅在戰地上修建寺宇，還爲他在征戰時所殺的將士“建齊行道”。《全唐文》卷四《爲戰亡人設齊行道诏》上說：“……朕自隋末創義，志存拯溺，北征東戰，所向平珍，然……凡所殪，難用勝紀，……竊以如來聖教，深尚仁慈，禁戒之科，殺害爲重。……今宜爲自征討以來，手所誅翦，前後之數，將近一千，皆爲建齊行道，竭誠禮忏。……冀叁途之難，因斯解脫，萬劫之苦。藉此宏濟。滅怨障之心，趨菩提之道。”太宗爲征戰之際所殺的人建齊行道，依仗叁寶功德，永離萬劫之苦。在《全唐文》卷八還有唐太宗《爲已故禮部尚書虞世南齊僧诏》，其時齊僧五百，造佛像一軀。
經過隋末戰亂的風暴，佛教受到了很大打擊，寺宇破敗，僧尼銳減，唐太宗每思之則良用慨然，因此兩次下诏，要全國各地，普度僧尼。《全唐文》卷五《度僧于天下》上說“二乘結緣，濟度爲先，八正歸依，慈悲爲主……其天下諸州有寺之處，宜令度人爲僧，僧尼總數以叁千爲限。其州有大小。地華夷。當處所度多少，委有司量定。務須精誠德業，無問年之幼長，其往因減者還俗及私度白首之徒。若行業可稱，通在取限……。”《全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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