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王与佛教关系综论
湛如
闽南佛学
一、前言
中国佛教经过四，五个世纪的流传後，进入了宗派的形成和发展的大成时期。唐代政治统—，经济繁荣，长安成了国际文化交流的重镇所在。佛教也综合南北思想体系，八宗相继成立，大德辈出，译事发达，义学空前活跃。
在佛教发展的这个重要时期，唐代统治者的佛教政策如何
在佛教的日趋鼎盛的过程中起了哪些历史作用
这些问题颇值得探究。本文对唐高祖、太宗、武则天，玄宗、武宗等几个重要时期的帝王与佛教的关系进行综合性的论述，同时对其它诸帝也做举要式的说明，兼论其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由於二百九十多年的唐王朝，二十几位帝王，对佛教的态度错综复杂，前期舆稍晚迥然不同，说清这些诚非易事，尚待才家通人不吝赐教。
二、唐高祖与佛教
(一)草堂寺为子祈疾
唐高祖李渊(在位时618———626)早年信仰佛教，在隋炀帝大业初年当时他为郑州刺史，曾为其子李世民在草堂寺祈祷身体康复，当时李世民才九岁(《全唐文》卷三载有傅堂寺为子祈疾疏)),後来李世民的病好，他认为这是三宝加被，便造了一尊石佛像送寺供养。这则资料表明了他早年对佛教的态度及看法。
(二)在京城设十大德统摄僧尼
为了加强对僧团的管理，唐高祖即位後便想用行政力量来精整山门，於武德二年(6(619)，於京师设十大德统摄僧尼。《续高僧传》卷十一《保恭传》上说：“武德二年，下敕召还依旧检校，仍改禅定为大庄，乃举十大德统摄僧尼。”十大德的设置，纲纪教团，有效的维护了僧尼利益，同时也对僧团进行整顿。保恭、慧固等人都是望重教界高僧，深得大众的钦敬，京辇诸僧慑惮威严，遂不登及。高祖闻之曰：“恭禅师志行诸澄，可为纲统，朕独举之”。(同上传)
(三)普建道场设无遮大会
唐武德元年(618)，於朱萑门南通衢上，普建道场，设无遮大会，一时沙门、道士云集。同时於并州，立义兴寺。《续高僧传》卷十九《智满传》上说：“武德元年，乃韶满所居宅；为义兴寺，四事供养，一出国家，至三年，已满德为物归，道声更远”。智满为当时“化宗所被，归宗如市”的高僧。由於北蕃南侵，曾韶敕选二千僧尼编民入伍，但智满所居寺院，高祖又特放许：“满师一寺，行业清隆，可非简例”。不难看出高风亮节的智满为帝室所重。同年又在太原立太原寺，于华阴立灵仙寺，京城立会昌寺、证果尼寺、来仙尼寺，又为太祖帝後等造旃檀等身佛像三躯(见《法施珠林》卷一百)。《续高僧传》卷二十六《法周传》上说，当时以感通神异著称的沙门景晖曾预言高祖当承天命，多与谶符，为立胜业寺．又沙门昙献於隋末设粥救饥民，为其建慈悲寺(见《两京新记》卷三)。另据《唐大韶令集》卷113《道释》记载：“武德二年(619)正月，高祖还曾下韶，要全国在每年的正月、五月、九月的三个月裹，不得行刑屠钓，永为国式，韶文曰：“……释典微妙、净业始於慈悲。道教街虚，至德其残杀”。
以上所述，我们看到唐高祖李渊崇佛的种种行径，无论建寺安僧，加强对僧尼的管理等方面均有建树，但由於开国伊始，政务繁多，征战未休，没有更多的去考虑宗教问题，晚期政局稳定，开始制定佛教政策，显露要从政治、经济上限制纯化佛教的意向。
(四)《沙汰僧道韶》清整教团
唐初的佛教势力雄厚，教团力量也十分强大，当时的僧尼20万，享有不纳税，免兵役，不受俗法治理及不拜君亲的种种特权。僧团内部龙蛇混杂，出现许多不法现象。寺院拥有众多的土地及佃户，从某种程度影响了国家经济。故规定道，僧诵经、受戒者道士与僧给田三十亩，女冠与尼给田二十亩，企图从法律上限制僧道的占田数量(见《唐六典》卷三)．在政治上，当时太史令傅奕数次上疏高祖清除去释教，他是唐代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佛教的人。据说，他曾把魏晋以来反佛者的事迹编集成书，题为《高识传》十卷，用以宣传反佛思想．武德七年(624)上书说佛法害国，六朝的梁武、齐襄足以借鉴，其人好老庄，又尊儒学，从社会政治角度来反对佛教。资料见《旧唐书》卷七十九《傅奕传》，在《全唐文》一百三十三卷载有傅奕《请废佛法表》以十—条建议来废除佛教。傅奕的疏文传出来之後，在佛教界引起极大震动，法琳做《破邪论》，虞世南为之序，来反驳傅奕．同时沙门普应、慧乘也纷纷著论进行反击。双方辩论激烈。武德八年(625)，高祖下韶叙三教先後，“老先、次孔、末释”。武德九年，高祖下韶询皇太子建成沙汰佛教意思，其诏书曰：“朕惟佛教之兴，其来自昔。但僧尼人道，本断俗缘，调课不输，丁役俱免。理应尽形寺观，履德居真，净命释门，清身养素，比年沙门乃多有愆过，违条犯章，干烦正术，未能益利教化，翻乃左道是修，佛戒虽有严科，违者都无惧犯，以此详之，似非诚谛．今欲散除形像，废毁僧尼，辄尔为之，恐骇凡听，宁子明言，可乎不可
(见《法琳别传》大正藏50卷P200下)建成上疏为佛教声辩，群臣的意见不统一，最後下诏书沙汰僧尼及诸道士。诏曰：朕膺期驭宇，兴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护持，欲使玉石区分，薰获有辩。长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从沙汰。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遵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者，不堪供养，并令罢道，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其余天下诸州，各皆一所，余悉罢之。(见《全唐文》卷三)
很明显，由於寺院的职能倒退，部份僧尼行为腐化堕落。唐高祖的《沙汰僧道韶》和傅奕的《清除佛疏》，两者的出发点，是迥然不同的。傅奕是要从根本上废除佛教，而唐高祖则是为了。正本澄源，是因为看到少数位僧尼不能用功办道，部份寺院生活杂滥，大有倾毁妙法的危险。他为了沙汰滥伪寺僧，纯化僧团，才下韶书的。而对精进练行，持戒严谨，则国家供养，达到长存妙道，永固福田的目的。然而这项措施。在教圍方苎也起到一点效果。据《新唐书》和《资治通劝记载，高祖下韶沙汰僧道，是在武德九(626)四月，同年六月又下韶曰：“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旧定。(见《唐会要》卷477的敕文)。等於宣布撤销《沙汰僧尼韶》，《旧唐书》卷—《高祖纪》上则说“事竟不行”。
唐高祖对佛教的政策十分微妙，他深知“宽严皆误，”一边建寺造像，一边清除伪滥，限制僧尼数字发展，后者则对唐太宗启示很大。
三、唐太宗的佛教政策
宋人欧阳修修认为唐太宗对佛教极为崇奉，弘赞教法，而近人汤用彤则主张，在唐代诸帝中，太宗实以不信佛著称。对唐太宗和佛教的关系的看法，何以在相径庭？原因在于唐太宗本人对待佛教的态度本身就存在种咱矛盾。唐太宗即位后，励精图治，百业俱兴，制定了大唐帝国的长治久安的基本蓝图。在佛教政策方面，他对唐高祖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经过多年的摸索，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政策，对唐代佛教兴衰有重大影响。本文试从对唐太宗崇佛、抑佛方面去对其人与佛教的关系加以剖折。
建寺、设斋、度僧
唐太宗即位不久，贞观三年(629)，就舍通义宫为尼寺，《全唐文》卷九《舍旧宅造兴圣寺诏》上说：“……朕丕承大实，奄宅域中，……永怀慈训，欲报无从，静言因果，思凭冥福，通义宫皇家旧宅。制度弘敞，以崇神祠，敬增灵佑，宜舍为尼寺。”为报母恩，舍旧宅通义宫为尼寺。同年十一月，唐太宗又下了一道《为战阵立寺诏》，要在当年各战阵之地，修建寺庙，借助三宝力量荐拔亡灵。诏书曰：“……日往月来，逝川欺斯远。犹恐九泉之下，尚沦鼎镬，八难之间，永缠冰炭，愀然疚怀，用忘与寐，思所以树其福田，济其管魄。可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陨身者，戎阵者，各建寺刹，招延胜侣。望法鼓所震，变火宅于青莲，清梵所闻，易苦海于甘露。所司宜量定处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造院宇。具为事条以闻，称朕矜愍之意。”(见《全唐文》卷五)为战争当中敌我双方阵亡的将士建寺起度，充分显示了太宗的冤亲平等的博大心胸。遵照这道诏书的旨意，于如下的七个地方修建寺院，于晋州(破宋金刚处)立慈去(褚遂撰碑)，于汾州(破剑周处)，立弘济寺(李百药撰碑)，于邙山(破王世充处)立昭觉寺(虞世南撰碑)，于洛州(破剑黑达处)立弘福圭(岑文本撰碑)。以上敕建的寺院均在战争重地，起到取慈去杀，净化人心的作用，同时还给赐寺院大量土地车、马等。不仅在战地上修建寺宇，还为他在征战时所杀的将士“建齐行道”。《全唐文》卷四《为战亡人设齐行道诏》上说：“……朕自隋末创义，志存拯溺，北征东战，所向平珍，然……凡所殪，难用胜纪，……窃以如来圣教，深尚仁慈，禁戒之科，杀害为重。……今宜为自征讨以来，手所诛翦，前後之数，将近一千，皆为建齐行道，竭诚礼忏。……冀三途之难，因斯解脱，万劫之苦。藉此宏济。灭怨障之心，趋菩提之道。”太宗为征战之际所杀的人建齐行道，依仗三宝功德，永离万劫之苦。在《全唐文》卷八还有唐太宗《为已故礼部尚书虞世南齐僧诏》，其时齐僧五百，造佛像一躯。
经过隋末战乱的风暴，佛教受到了很大打击，寺宇破败，僧尼锐减，唐太宗每思之则良用慨然，因此两次下诏，要全国各地，普度僧尼。《全唐文》卷五《度僧于天下》上说“二乘结缘，济度为先，八正归依，慈悲为主……其天下诸州有寺之处，宜令度人为僧，僧尼总数以三千为限。其州有大小。地华夷。当处所度多少，委有司量定。务须精诚德业，无问年之幼长，其往因减者还俗及私度白首之徒。若行业可称，通在取限……。”《全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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