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傳佛教在民和土族地區的傳播與文化整合

　　文忠祥

　　《青海民族研究(社會科學版)》

　　 從曆史上的文化交流來看，各民族的文化交流通常是以宗教爲媒介的，宗教的傳播往往是文化交流的形式。探討文化交流選擇宗教也成爲一種較爲合適的途徑，本文探討藏傳佛教對民和土族文化的整合，不僅有助于理解和把握土族文化形成，而且有助于指導製訂土族文化發展的宏觀方略，也是對土族文化研究的豐富和補充。

　　 一、藏傳佛教在民和土族地區的傳播

　　 “對于文化整合過程的任何清晰的理解都必須從一個有關傳播的事實的了解出發。”因爲文化整合大多發生在某種文化傳播之後，産生于它們經過協調、彼此互相適應的時候。達磨滅佛後的十世紀初期，藏傳佛教的余燼開始在青海海東地區複燃到“後弘期”時藏傳佛教産生了許多教派，元朝時藏傳佛教傳入土族地區。15世紀，宗喀巴大師創立格魯派，一些弟子首先在今民和地區建立了早期的格魯派寺院。明萬曆年間，第叁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兩次來青海活動，更使格魯派突破民族界限迅速廣泛地傳播到民和土族地區。這種情況下，民和土族地區興建了許多藏傳佛教寺院。在1652年第五世達賴喇嘛進京觐見順治皇帝，被尊爲藏傳佛教領袖後，格魯派躍居藏傳佛教的統治地位。隨著格魯派勢力大增，寺院數量劇增，達到了曆史頂峰。喀地喀寺、宏化寺、靈藏寺是明代藏傳佛教格魯派在民和土族地區所建叁大寺。喀地喀寺是明永樂年間由宗喀巴大師弟子绛喇嘛曲吉加布所建，鼎盛時期傳有大小殿堂13座，寺僧數百人。曆史上，叁世達賴喇嘛親臨此寺巡禮，喀地喀寺因藏有宗喀巴大師自畫像而蜚聲藏區，有“不拜喀地喀，何來叁大寺”的說法。宏化寺初由釋迦也失第二次去京時途經今轉導地區授記建寺，並加持地基，由其弟子釋迦崔臣建一小寺。明宣德十年十月(1435年)，釋迦也失在京去世，後將其遺體運回，修建靈塔供奉並發展成後來的宏化寺。靈藏寺是明永樂年間釋迦也失去京途經該地，爲傳播格魯派教法建成。另外有梧石溝寺(崖爾寺)、才旦寺、朱家寺、文家寺等近30座寺院，構成了民和土族地區密度相當大的藏傳佛教傳播網。寺院作爲宗教傳播基地和物質實體，見證宗教傳播和信仰程度。進入近代後，青海藏傳佛教繼續受到清政府、北洋政府、國民政府的支持，民和土族地區的藏傳佛教仍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並延續至今。民和縣的藏傳佛教寺院主要分布在土族聚居的官亭、中川、峽口、前河、甘溝等鄉。多數被拆毀的寺院于1980年後陸續修複，目前各寺規模、僧數不等，粗略估計有僧侶一百多人，其中有部分活佛。

　　 藏傳佛教在民和土族地區廣泛傳播並深深紮根，究其原因：第一，當時藏傳佛教正處于上升時期，加上元、明、清等的極力尊崇和挾持，在民和土族地區得到廣泛傳播；第二，吐谷渾及遺裔與吐蕃(藏族)的關系，吐蕃崛起後，對當時的吐谷渾進行了長達百年的統治，吐蕃滅亡後，大量吐蕃部落在青海東部廣爲擴散，互相雜居、互相依存、互相滲透的交往方式爲藏傳佛教傳入土族地區提供了被認可的社會文化基礎；第叁，與當時土族地區社會需要有關。土族社會中原先的薩滿教、苯教已變得不足以表達和表現宗教需要，亟需新的表達形式，而藏傳佛教的傳入正好滿足了這個要求；第四，民和土族地區正處于藏傳佛教東向傳播路徑上。民和境內兩條唐蕃古道均經土族地區，尤其是大河家渡黃河到民和叁川官亭鎮至古鄯一線，自1099年西夏李乾順毀斷炳靈寺黃河橋後，成爲必經之地，藏傳佛教沿此線向東傳播時，興建了靈藏寺、宏化寺等。最後，與民和土族喇嘛、土族來源有關。民和土族喇嘛從西藏、塔爾寺等學經回鄉後傳播弘揚藏傳佛教。塔爾寺第叁世楊嘉活佛曾拜從西藏學成歸來的叁川朱家格甘(高師)洛桑丹曲爲師學習語法等。第叁世楊嘉活佛對他的母寺——叁川文家寺的發展給予極大幫助。另外，部分土族喇嘛常年來往于民和和藏區之間，起到了傳播藏傳佛教的作用，有“叁川的喇嘛，陝西的客娃”的說法。據說叁川喇家村、鮑家村的土族，原來是由黃南同仁遷來的藏民，他們的遷入同時也帶來了藏傳佛教。

　　 二、藏傳佛教對民和土族文化的整合

　　 所謂文化整合，即指不同文化相互影響、吸收、融化、調和而趨于一體化的過程。藏傳佛教傳入民和土族地區之前，土族先民已經崇信薩滿教、苯教，也有一些佛教成分。吐谷渾人在遼東時已信仰薩滿教。西遷青藏高原後于公元514年，伏連籌征得梁朝同意在益州(今成都地區)修建了一座九層佛塔。史載吐谷渾“國中有佛法”。他們信奉西藏原始苯教主要是祈福禳災、驅役鬼神。在藏傳佛教傳播到民和土族地區並紮根以後，民和土族原有文化與藏傳佛教的文化整合由點到面、由表及裏、由淺入深地不斷進行，對民和土族的宗教信仰、民間活動、節慶活動、飲食、語言乃至建築等方面産生了深刻的影響。

　　 民和土族普遍信奉藏傳佛教格魯派。過去土族群衆普遍有送子爲僧的習俗，家中一般除留老大繼承家業外其余兒子均出家爲僧。他們不僅在當地諸寺院中爲僧，而且有相當一部分到塔爾寺、西藏、內蒙古爲僧，塔爾寺中叁川喇嘛曾稱“叁川巴”而盛極一時，塔爾寺藝術珍品酥油花製作者中有相當一部分爲民和土族喇嘛。民和土族喇嘛中有影響的有第一世、第叁世楊嘉活佛、朱海山喇嘛等。目前，出家爲僧者較少，僧衆人數較多的文家寺、朱家寺、梧石溝寺只有十到二、叁十不等的喇嘛。

　　 喇嘛作爲藏傳佛教文化的載體、傳播者，也是民和土族信仰藏傳佛教的主要體現者。喪葬活動中，喇嘛是亡魂的超度者，一般一去世馬上請喇嘛念經叁天，後每七天念一次，直到七七四十九天，以後每周年請喇嘛誦經一次。民和土族老人有念活經的習俗，其中喇嘛誦經爲主要內容之一，屆時依經濟能力邀請盡可能多的喇嘛，而且以能請到如楊嘉活佛、庫家夏讓等名僧爲最大幸福。另外，在喜慶吉日或常日亦請喇嘛念經祈求平安，有時念經禳災。

　　 民和土族地區的老年信徒，于每年農曆四月初一至十六在叁川文家寺統一由寺院組織做“牛牛”(類似于閉齋修煉)。其間，吃住均在寺院，規定每天有很長一段時間不能說話，專心默誦經文。同時寺中喇嘛也念經作法事。

　　 民和土族中有立“嘛呢達卻”的傳統。其目的爲驅除一切災難病魔，保佑家中人畜平安。立“嘛呢達卻”時，買回原料後由有“經法”的喇嘛用經板拓印後，一邊誦經“禳元”，再到家中做好立起。還有“崩巴”是民和土族每家必有的，主要是保佑家宅平安、鎮避地方邪氣的，常有喇嘛或陰陽師念經埋在院中。在土族居住地區還經常見到“崩康”。

　　 民和土族老年人均喜念嘛呢經。以每個自然村爲單位活動，每月初一、十五到廟中念嘛呢經。老年人一般每人有手搖嘛呢經筒、念珠。遇有特殊事情在家中舉行嘛呢會。平時老年人在家中獨自念經，時間多在清晨和晚間。

　　 這些信仰都明顯地受到了藏傳佛教的影響。而在民和土族民間活動中仍有藏傳佛教的一些表現。民和土族人家遇上疾病時，除請陰陽先生、法拉測算吉凶、驅災祛病外，亦請鄰近藏區的“苯伯子”舉行禳災儀式，請喇嘛誦經祈求平安。在村廟組織的以保護村莊和祝願村民平安、村寨安泰、祈神保佑平安的祭“俄博”、“崩康”活動，天旱不雨時的求雨祭祀活動，抵禦暴雨冰雹的插牌，祈求風調雨順的青苗會等一系列民間活動中，都須有本村喇嘛參與念經祈福。

　　 藏傳佛教表現在民和土族節慶文化上，不少節日直接與藏傳佛教有關。叁川地區寺院都舉行法會，舉行法會時間也成爲土族人民的一種節目。諸如文家寺正月初六的“喇嘛納頓”、朱家寺正月初五的喇嘛納頓等，屆時善男信女除到寺院燒香磕頭、祈求平安外，參與一些娛樂活動，或走親戚，或經商。每年春節正月初一淩晨，第一件事是到寺廟燒香磕頭，祈求一年平安。有些節日請喇嘛在家誦經求福。民和土族語言中表現出明顯的藏傳佛教文化氣息。土族語言中很多詞彙直接來源于藏傳佛教用語，尤其是宗教活動用語幾乎照搬藏語，諸如“莫蘭”、“尕哇”、“文則”、“果尼爾”等名稱。還有一點突出表現在人名上，像喇嘛，一旦出家爲僧，就由師父或活佛授予新的經名，而原有俗名廢棄。所取經名完全按藏傳佛教方式進行。有一些土族群衆也取藏族名字，一部分是小時候經常害病，經喇嘛誦經禳災改換藏語名以求平安。

　　 在民和土族神話傳說，民間曲藝中藏傳佛教也得到表現。《素布烏拉》把天然生成的狀似佛像、佛塔、佛經的自然景觀視爲藏傳佛教“叁寶”再出。《混沌周末歌：》中有關于釋迦牟尼的描述。在婚禮中的“老媒斯果”(罵媒)中經常出現“是寶貝佛爺(指宗喀巴大師)留下來的”這樣的詞句。

　　 藏傳佛教對民和土族飲食、建築上也有一定影響。土族群衆雖在農業區，至今仍喜食酥油炒面，愛喝酥油茶、奶茶，請喇嘛到家中誦經時的食品多符合喇嘛飲食習俗。建築方面，寺院建築風格基本沿襲藏傳佛教寺院風格，內部結構、陳設也如此；土族喇嘛的房屋外觀與當地房屋無別，但在內部結構、器具明顯地受到藏傳佛教的熏染。土族群衆家中供放佛龛，早晚煨桑燒香點燈。在土族“納頓會”帳房上，繪繡藏傳佛教吉祥圖案鹿、*輪等。

　　 叁、結束語

　　 文化整合並不是各種文化機械組合，而是互相吸收、融化而産生的一種新文化。藏傳佛教與土族原有文化整合後，薩滿教、苯教內容與藏傳佛教相互適應、相互吸收，最後形成了一種新的含有薩滿教、苯教及後來加入的道教、藏傳佛教成分的文化體系。其中，薩滿教、苯教、藏傳佛教、道教等各種信仰並行不悖，民和土族對喇嘛、陰陽先生、法拉、法師、苯伯子等幾乎是同樣歡迎，相互兼容在土族社會中，保留著各自相應的社會位置，有些活動中可同時見到喇嘛、陰陽、法拉等宗教人員在各自履行各自的職能。正如龐樸所說：“文化作爲有機體，不僅表現于它自己內部各因素之間是諧和的、整合的；而且要求外來因素融進這個有機體，從屬于自己的主導觀念，或者說，它正是依據自己主導觀念去選擇外來文化因素，吸收某一些，排斥另一些，改造其他一些，以期維系自己的生存。但就在這種接觸和選擇中，正如它常由自身內部演進而經曆的那樣，一個文化，便或快或慢地變化了，發展了，當外來文化在發展程度上高于本地文化時，這種變化和發展將來得明顯而激烈；但盡管這樣，外來文化的因素也並非像瓶中的鮮花那樣，生硬地插在本地文化本體上，而必須是經過了本地文化的整合，融爲一體，方能顯其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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