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藏傳佛教對蒙藏文化關系的影響
傅千吉
《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5期
來源自從元朝統一以後，元朝的曆代皇帝幾乎都信奉藏傳佛教，到16世紀，藏傳佛教覆蓋著蒙古高原，滲透到蒙古族人民的思想和生活當中，使蒙古族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打下了藏傳佛教的烙印。與此同時，蒙古族的一些政治製度、經濟模式、語言詞彙等也傳入到藏族地區，豐富了蒙藏之間的文化交流，推動了蒙藏文化關系的不斷深入。
蒙古族早期信仰薩滿教，自從蒙藏關系建立以後，藏傳佛教不斷的傳入蒙古地區，到明朝時期，藏傳佛教沖擊了薩滿教，成爲蒙古地區占統治地位的宗教，從而蒙古族在宗教、醫學、語言、天文、建築、藝術、音樂舞蹈等諸方面不同程度地吸收了藏文化的一些精華，形成了以藏傳佛教文化爲背景的佛教文化圈，使蒙藏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包括倫理道德等方面産生了趨同性。因此，筆者就蒙藏文化關系的形成，蒙藏文化關系形成的原因，蒙藏文化關系形成的功能等做簡要的論述。
一、 蒙藏文化關系的形成
蒙藏文化關系形成的基礎是蒙藏民族之間不斷的接觸，相互往來，吸收彼此的文化，達到共同發展。近千年來，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密切交往，其中藏傳佛教文化和政治製度文化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藏傳佛教和蒙古文化的接觸是在公元1026年，蒙古首領鐵木真稱成吉思汗之後，成吉思汗即位不久，即率軍向信仰佛教的金國和西夏擴張，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攻破積石、西甯等州，對佛教等宗教采取普遍接納的政策，于是甘、青藏族部落，以及西藏的蔡巴噶舉派首領便遣使向蒙古軍“納牧輸誠”，蒙古和藏傳佛教開始建立了政治上的關系。[1]
藏傳佛教正式傳入蒙古社會，始于窩闊臺掌政時期，窩闊臺是成吉思汗的叁兒子，他在進駐涼州，控製甘、青地區之後，又准備向西藏進軍。當時衛藏地區的佛教勢力強大，爲了占領並統治這個地區，就必須爭取佛教首領歸順。而此時的薩迦派首領薩迦班智達，學有“五明”，威望很高，所以迎請到涼州，協商衛藏事宜。後因窩闊臺于1241年去世，叁年後，窩闊臺的叁兒子闊端又派人入藏召請薩班，薩班帶領其侄八思巴和恰那多吉至涼州。他和闊端的會晤，首先解決了西藏的歸屬問題，初步建立了政治關系，薩班在在給衛藏統治者的公開信中說到：“大施主對我言：今我用世法來治理世界，汝用佛法來護持世界。”從此佛法順利的推到了蒙古人中間。
藏傳佛教第二次向蒙古方向傳播，是從明朝萬曆年間開始的。那時土默特部的王公俺答汗在青海湖地區所發動的軍事行動使他與藏傳佛教僧侶有了較多的接觸，由此又在蒙古人中掀起了新的傳教活動的高潮。15世紀初，藏傳佛教領袖宗喀巴倡導宗教改革，創立格魯派。1547年，該派采用活佛轉世製度，將索南嘉措迎至哲蚌寺，繼承寺主職位，爲對抗敵對教派的限製與排斥，該派便聯絡到青海地區的蒙古族軍事力量，爭取他們的支持。1578年，索南嘉措與俺答汗在青海會晤，索南嘉措被尊稱爲“聖識一切瓦濟爾達賴喇嘛”，成爲達賴喇嘛叁世，爾後，索南嘉措通過在蒙古地區一系列的宗教與政治上的活動，擴大了格魯派的影響，該派從此獲得了蒙古人的支持，並迅速地在蒙古各部傳播。在歸化城修建了弘慈寺，這是蒙古地區的第一座格魯派寺院，到明末又在歸化城修建了延壽寺、壽靈寺和慶緣寺，此城便成了明末清初蒙古地區傳播黃教的中心。與此同時，俺答汗還從藏族地區邀請喇嘛到蒙古譯經傳法、親自主持藏文“大藏經”的翻譯。1582年俺答汗去世，遵照他生前願望蒙古派使者又迎請叁世達賴索南嘉措到青海。1586年，他抵達有蒙古人和藏族僧人共居的歸化城，在此他給俺答汗所建的佛像開光。這時察哈爾的阿穆岱洪臺吉來會見他，他向阿穆岱洪臺吉等宣揚了佛法，接著他行進至土默特右旗，在那裏爲許多寺廟開光，由于索南嘉措辛勤傳教，幾年之內，絕大多數蒙古王公都信奉了藏傳佛教，佛教在蒙古地區占了上風。
轉世製度是藏傳佛教寺院爲解決其首領的繼承問題而設立的一種製度，轉世製度始于13世紀的噶舉派的噶瑪拔希。格魯派興起後，也采用轉世製度，以解決宗教領袖的繼承問題。轉世始于達賴叁世索南嘉措，1587年，索南嘉措在蒙古地區逝世，過了一年，俺答汗之曾孫出世，被土默特蒙古各部奉爲索南嘉措的轉世靈童，拉薩格魯派上層爲了鞏固與蒙古汗王的聯盟，于1592年正式認定該靈童爲第四世達賴喇嘛，取名爲雲丹嘉措。達賴四世的認定使雪域同蒙古草原的關系更加密切，在藏傳佛教上有了平等的地位。與此同時，藏傳佛教繼續向東傳播，察哈爾部蒙古人在受到佛教的熏陶後，又把自己的統治地盤擴向更靠東的遼河和小庫倫地，林丹汗還建造了一些寺廟。因此，在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的一段時間內，藏傳佛教在興安嶺以東一帶十分興旺。
總之，從元到明代，整個蒙古地區的藏傳佛教得到了普遍的發展，同時藏區也受到了蒙古政治文化的影響，形成了蒙藏文化的一體化。
二、 蒙藏文化關系形成的原因
元朝統一以後，政治上需要穩定，各民族需要團結，必須在意識形態上有一個新的理論體系，原有的薩滿教無法適應新的形勢，引入一種新的宗教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就成爲必然。這樣不得不吸收佛教文化。同時元末明初，蒙古族在經過長達一百多年的封建戰爭，人民的生活水平處于極度貧困狀態，人民群衆反對封建勢力的鬥爭日趨加劇。爲了鞏固自己的封建統治地位，封建主們需要有一種新的精神力量來麻痹人民群衆的反抗意志，藏傳佛教教義上處世觀，如“現世的貴人是前世修善的結果，而現世的窮人是前世的罪孽所造成的，應當歸咎于自己。忍受苦難以償清前世的孽債，換到來世的富裕生活”等說法，正是適應蒙古貴族麻痹人民群衆的需要。同時明朝對其周圍民族所采取的宗教政策也是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他們認爲佛教中的一些教義可以束縛蒙古人的思想行爲，削弱蒙古人的勇猛氣志。因此，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的傳播過程中，蒙古政府給予了極大的幫助和支持。蒙古族勞動人民經過長期的部落戰爭，需要安定和平的生活環境。藏傳佛教的一些教義正符合人民群衆的需求。佛教反對濫殺濫宰，而古代薩滿教相信人死後仍生活在死者的王國之中。對于那些已死亡的首領或貴族，一般都要由伴侶、仆人和所殺的動物來陪葬，去陰曹地府給他們作伴，爲他們服務。在翁牛特、科爾泌等部還有這樣的習俗：當某些貴族死亡之後，除了舉行一些屬于薩滿教信仰的活動之外，還要在他們的墓中用奴隸和動物進行血祭，同時也用血來供奉代表其先祖宰牲來進行年祭和月祭。[1]沿習這種習俗，自然要侵犯蒙古族人民的生命財産，破壞生産力。藏傳佛教傳入蒙古地區後，廢除殺奴隸和殺牲畜祭祀的落後習俗，提倡以乳酪等爲供品，改變了薩滿教陪葬仆人及動物的落後風俗。
蒙藏民族幾乎都是遊牧民族，所處的自然環境一樣，共同的經濟方式使兩族有了更多的共性，文化生活上有著相似之處，相互之間容易溝通。13世紀初，藏族地區在經濟形態上已經進入封建社會，在政治上長期以來處于割據分裂局面，互不統屬，藏傳佛教的各派別競相擴展勢力，爭取更多的地産、農奴，同世俗領主集團的作爲幾乎沒有什麼區別。其中，後藏的薩迦派，前藏的噶舉派都是影響較大的，他們都是弘揚佛教爲宗旨，都以特有的修法，如：薩迦派注重“道果”，而噶舉派注重“口傳”的不同形式，以傳統相標榜，又都面臨著一種嚴重的局勢，即伊斯蘭文化在西藏南北西叁方面的靠近––和田、喀什噶爾以及迤西的中亞地方早已伊斯蘭化；印度佛教大受摧殘，伊斯蘭教已經植根于印度北部和東部。[2]在這種情況下，藏傳佛教各派沿著唐代青藏高原的古道向東北方向發展，先向西夏靠攏，隨後則同新興的蒙古取得聯系，經過幾十年的角逐薩迦派獲勝，博得了元帝室的敬信和支持，跻升爲全藏各教派的首席，掌握了西藏地方的行政權力。後來格魯派在藏族興起，索南嘉措和俺答汗的會晤；五世達賴和固世汗的會晤，以及固世汗于1645年給紮西倫布寺主持羅桑卻吉堅贊大師封“班禅博克多”的尊號，都以利用外來的勢力，鞏固和發展各自的教派，這是從元朝以來西藏曆史發展的一個最大的特點和慣性。因此說，蒙藏民族文化關系的構成自始至終都是以宗教和政治爲經緯交織而成的。盡管不同曆史時期的背景不同，但宗教這一經線貫穿始終，或者說蒙藏關系曆史長河的每一個高潮，都是由蒙古族的政治領袖汗王與藏族的宗教領袖法主來扮演的。從中各自得到不同的利益，即蒙古汗王從政治上鞏固了權力，擴大了自己的勢力範圍；而藏族的宗教領袖，在政治上有了支持，大力提倡自己的教義，擴大自己的社會影響。因此說蒙藏文化關系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形成和不斷向前發展的。
叁、 蒙藏文化關系形成的功能
蒙藏文化關系發生以後，伴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的相互影響，相互吸收，繁榮祖國的文化事業和國家統一及領土完整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抵估的作用。
元朝統一全國後，西藏也結束了近4個世紀的混亂局面。元朝統治者利用藏傳佛教在蒙藏地區統治和管理，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後來明清統治者也加以沿襲、發展，使清得以牢牢地控製蒙藏地區，爲其中央集權的穩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格魯派在蒙藏民族中具有很大的勢力和威望，因此達賴喇嘛、呼圖克圖以及大小活佛們在諸多的政治鬥爭中得以充當各派政治力量間協調…
《論藏傳佛教對蒙藏文化關系的影響(傅千吉)》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