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對慧遠佛學思想之影響

　　楊容

　　《甘露》2008年第4期

　　 佛教于兩漢之交傳入中國，是中國曆史上的一件大事。一方面，佛教東漸神州之後，爲中土文化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千百年來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學、藝術以及社會生産生活等各方面都産生了深刻而有力的影響；另一方面，作爲外來的異域宗教文化，佛教在中國化、鄉土化過程中，它不得不在以儒家文化爲主導的成熟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攝取資源，爲自己在中土紮根、發展和壯大提供養料。廬山慧遠作爲兩晉南北朝佛教界的領軍人物，也自覺地將中國傳統思想融入其佛學思想中，爲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慧遠(公元334-416年)本姓賈，雁門婁煩(今山西代縣)人，其一生大致與東晉王朝相始終。慧遠自小聰明好學，熟讀俗家經典。後來削發出家爲僧，師從道安受業，“既入乎道，厲然不群，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爲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然亦不廢俗書，利用俗學功底爲其傳道護法活動服務。此後道安在襄陽分張徒衆，慧遠前往廬山，見廬峰清淨足以息心，于是蔔居廬山叁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在廬山期間，慧遠一面潛心修持，著書講學，一面憑著崇高的聲望、高超的外交手腕以及非凡的論辯才能與僧俗各界學者名流廣泛周旋，爲中國化佛教的形成立下了汗馬功勞，建立了卓越功勳。慧遠之佛學不但繼承了印度佛教的精髓，而且體現了鮮明的中國化特色，代表了中國佛教處于上升時期的那種勃勃生機，對中國佛教史、思想史和哲學史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 慧遠深受傳統文化的熏陶

　　在中國曆史上，爲了讓中土廣大民衆理解、接受和信仰佛教，高僧大德大都擁有淵博的學識，不僅在佛學上造詣很高，而且注重對中國傳統文化知識的學習。如，支謙從小就染習漢話，深通文學；康僧會雖爲西域僧人，但其“明解叁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有綜涉”，對中國儒家、道家經典頗爲熟知；鸠摩羅什爲了更好地翻譯佛經，在漢土學了十六年的中國文化，爲中國佛教經籍翻譯做出了斐然的成績；慧遠也不例外。出身仕宦家庭的慧遠，在出家之前就隨著舅父令狐氏遊學于河南許昌和洛陽一帶，大量閱讀了儒家和道家的典籍，深受傳統文化的熏染。據史載，慧遠“少爲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偉，風鑒朗拔(見識高超)，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

　　慧遠深厚的俗家知識在跟從道安學習之時就已經表現出來。慧遠的老師道安在佛教思想方面屬于般若學的本無派，主張萬物本性是“空”、“無”，空無在本體、在萬物之上、之後，是有形象的最後的根據。慧遠二十四歲繼承師志，登臺開講《般若經》。當時因爲聽衆難以理解《般若經》中艱深晦澀的本體論，所以質疑頗多。于是，慧遠便引用《莊子》一書的概念和範疇做連接類比，讓聽衆豁然開朗，自此以後，遠師道安唯獨允許慧遠可以引用佛典以外的書籍來比附說明佛理，這足以說明中國傳統的道家文化對慧遠的影響之深，對其開展佛教活動的作用之大。慧遠對傳統的儒家、道家思想有著深刻的理解和領會，深得儒學和玄學的真谛。天臺宗創始人智者大師在總結慧遠的學業時，贊揚說：“內閑半滿，外善叁玄。”道安也經常贊揚他，對他十分器重，說“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慧遠早年所受的傳統文化教育對他後來調和佛、儒、道思想矛盾有著極爲重要的關系，對後來吸引文人學士乃至成爲佛教學者和佛教領袖有著直接的作用。慧遠在中國傳統學術中的深厚造詣，爲佛教的中國化奠定基礎，而慧遠成爲一代宗師，也是必然的趨勢。

　　 二、傳統鬼神觀念對慧遠神不滅思想的影響

　　印度佛教主張“諸法無我”，一切皆空，認爲人是由“五蘊”和合而成，在根本上否定和排除了法相萬物包括精神和靈魂的實有和永存。既沒有不死的形體，也沒有不死的靈魂，那麼佛教就面臨著回答人死後爲什麼能成佛，成佛的主體是什麼的問題。印度在面對這個問題時總是閃爍其詞，並未做有效的回答。而在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靈魂不死、鬼神報應的觀念，自先秦以來就流行一種人死變鬼、靈魂不滅的觀念。屈原在《楚辭》中就說過：“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爲鬼雄。”在《孝經》、《周易》、《莊子》等經典中也有類似的說法。東漢王充也認爲“人死爲鬼，有知，能害人”(《王充·論衡》)。慧遠生在中國，長在中國，而且熟讀道家和儒家經典，對傳統的鬼神觀念了如指掌，不可能不受其影響。因此，慧遠既繼承了印度佛教犢子部主張“有我”的觀點，而且進一步結合我國古代靈魂不滅的鬼神觀念，以法性不變說去發揮神(指精神、靈魂)不滅思想。他說：“夫神者何耶？精極而靈者也”，其“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還說：“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茫何津？”通過這樣，就道出了形盡神不滅的道理。此外，慧遠還引用我國道家學說“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生爲人羁，死爲反真”的話，來作爲神不滅論的論據。通過援引傳統鬼神觀念和道教學說，慧遠相當巧妙地回答了人死後怎麼輪回轉世和超脫果報的主體問題，爲其叁世因果報應學說提供了理論依據。

　　 叁、傳統報應觀對慧遠“叁世因果報應論”之影響

　　 以神不滅論爲理論依據，慧遠提出了報應論上的“叁報論”。在印度佛教傳入我國之前，我國先秦時代的宗教迷信思想中也已有類似的或簡單的因果報應思想，如《尚書·臯陶谟》說：“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周易·坤·文言》中也有類似的說法：“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這些都是說，上天對于有積德行善的人家，會給予富貴吉祥，而對于爲惡有罪的人家，則給予禍殃刑罰。西漢董仲舒也提倡因果報應說，認爲如果人違反了天的意志，就會引起天的震怒，出現各種災禍，以表警告和懲罰。慧遠結合中國傳統報應觀，提出：“業有叁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叁曰後報。現報者，善惡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叁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這種報應理論不僅包含了傳統的報應學說，說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而且還將報應的時間向無限遠的未來推進，給承報者帶來無限的威懾力。此外，先秦以來中國就流行一種敬天畏神的觀念，認爲人世之外還有一種至高無上的東西存在，人的旦夕禍福都由它決定，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顔淵》)慧遠還利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宿命論思想，企圖將宿命論包含到因果報應學說裏面，慧遠認爲：“叁業體殊，自同有定報，定則時來必受，非祈禱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強調因果報應是人生的必然法則，人無論如何都不可逃避自己業行的果報，這在本質上和中國固有的宿命觀有相似之處。

　　 四、儒家思想對慧遠佛教倫理觀的影響

　　 慧遠在闡釋佛教倫理方面深受傳統儒家倫理道德思想的影響，以其“內通佛理，外善群書”的眼光學識，遍察儒家思想與佛學之間相通相似之處，加以引申發揮，力求達到兩者的融合和共存。儒家主要從其倫理道德思想出發，提出佛教不忠不孝，違禮悖德的非難。桓玄與慧遠交鋒時，問“不敢毀傷，何以剪削？”慧遠答道：“立身行道”《高僧傳·釋慧遠傳》)在這裏，桓玄引用儒家經典《孝經》中“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的話，以孝道來質問慧遠；同時，慧遠也以《孝經》中“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孝之終也”的話來回敬桓玄，慧遠能得心應手地引用儒家經典，敏捷地機巧地回應了桓玄的責難，贏得了廣泛的尊重。而且，慧遠認爲出家與守“孝”道毫不矛盾，他說：“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遁世則宜高尚其迹。夫然者，故能拯溺俗于沈(沈)流，拔幽根于重劫。遠通叁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乘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在慧遠看來，佛教雖然沒有行孝的具體儀式，甚至與儒家天道觀有沖突，但佛教徒都以靜修其身爲尚，佛教徒的宗教實踐有助于社會風俗的淨化，有助于人心的提升，因此，佛教徒所爲都是有裨于國家民生的，這不僅不背離孝，反而是更高境界的孝。

　　 慧遠在論述佛教社會功能時也引入了儒家的入世思想。從倫理觀念思想上看，儒家倫理的價值指向是現世的、濟世的、憂世的、振世的，提倡入世和修齊治平的政治思想，而佛家認爲世界爲一切苦，應該出家而達到涅槃。爲了緩和佛教和儒家在倫理道德觀上的沖突與矛盾，慧遠把幫助君王治理國家視爲佛教本有之義，所謂“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辄先奉親而敬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而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于治道者也”慧遠還認爲“釋迦與堯、孔，發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慧遠在這裏將佛教和名教完全溝通起來，並且在一定意義上已經把儒家聖人唐堯、孔丘和佛祖釋迦等同起來，儒家入世精神被慧遠援引到佛教思想中，爲佛教在當時的社會大背景下，取得了發展的空間。

　　 五、慧遠儒道知識背景對文人學士的吸引

　　 圍繞在廬山僧團的衆居士精通儒、道，學問淵博，廬山成爲當時之學術重鎮，不僅因爲慧遠精深的佛學造詣，更在于其擁有深厚的傳統文化素養和博雅的風度。這樣，慧遠和居士名流才有共同的語言和共同點，才能對話，這爲佛教的中國化道路開辟了新的境界。慧遠“化兼道俗”，結交文人學士，爲佛教的推廣和維護做出了表率。這與慧遠“內通佛理”有一定的關系，與他“外善群書”也有密切的聯系。慧遠重視用儒、道典籍來會通佛理，吸引名僧名士同情、接受和信仰佛教，如士族地主、荊州刺史殷仲堪上廬山致敬，和慧遠“共臨北澗，論易體要，移景不倦。繼而歎曰：“實信深明，實難庶幾””，對慧遠的學識極爲敬佩。傳說“彭城劉遺民、豫章雷茨宗、雁門周續之、新蔡畢颍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這與慧遠的深厚的傳統文化背景是分不開的。慧遠與俗家弟子們熱心講《喪服經》，講授《詩經》，有陸德明《毛詩音義》爲證：“又案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詩》義。”連一向恃才傲物、極少推崇別人的大才子謝靈運，與慧遠交遊後，也肅然心服。其最主要原因在于慧遠的傳統文化知識紮實，可以推知其學識與當時的名士不相上下，甚至更勝一籌，否則，試問怎能使名學碩儒們心服口服。可見傳統文化不僅影響了慧遠對佛理的解釋，也擴大了其交友範圍，反之也促使了慧遠佛學的進一步與傳統社會的交接，讓佛教被更多的人接受和信仰。爲其佛學的綿延提供了廣闊的道路。

　　 中國的社會環境和文化背景不同于佛教發生地印度。在慧遠以後的佛教發展過程中，高僧大德對佛教進行了一些修改，對佛教在中國更快更好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慧遠保持了印度佛學的精髓，但是在傳統思想的熏陶指引下，慧遠又改變了佛教義理中與中國傳統文化有相排斥的一面，對佛教進行改革和變化，使之能適應時代的需要，與時俱進，這是佛教在中國發展過程中得以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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