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佛教教育的一些看法

　　黃心川

　　 教育是關系到國富民強的一件根本大事。我作爲一名曾經長期在教育戰線工作的教師，對教育非常熱愛，同時也對現在的佛教教育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今天提出來與大家一起討論。

　　 佛教是我國傳統文化組成部分之一。過去我們曾經將佛教批判爲“迷信”，後來覺得這樣做有些過頭，因爲佛教內容廣泛，博大精深，不能僅僅用“迷信”二字就能概括，所以在1985年，我負責編輯《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時，在前言裏面將佛教定義爲“文化”，這個觀點後來得到了大家的認可，趙樸老生前就曾經特意提到這一點，並對此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佛教既然已經作爲曆史上存在的文化現象，那麼就有一個取其精華的繼承問題，因爲文化是一種形態，它包含了方方面面的內容，深入到每個社會組織和細胞成員中間。佛教之所以在創立以後，能夠長期流傳下來，並被人們所接受，加以尊奉，並不僅僅是它的宗教性所決定的，其中更重要的還是在于它的文化性。道理很簡單，沒有文化的宗教是不能長期流傳的，宗教只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宗教的重要內容之一。佛教裏面的文學、語言、哲學倫理和邏輯思想等等都是每個社會和每個人必須接觸到的，如果缺少了這部分內容，我們中國人的道德、倫理和邏輯思想都是不夠豐富的，所以佛教對我國的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弘揚，應有自己的特殊地位。

　　 國民教育是將知識傳授給人民。知識有文化知識和專業知識兩種，像文史哲這一類的知識都屬于文化的範疇，它是經過人們長期的曆史積累才逐步形成的，對形成每個人的知識結構和提升人的素質與修養有重要的作用，也是學習專業知識的基礎。文化知識非常重要的。佛教作爲文化現象，它的知識含量非常深廣，所以它的文化性內容可以放在國民教育中。作爲國民教育中的一個傳統文化知識，向廣大人民進行介紹，人民通過學習這部分知識，能更好地了解佛教的性質和曆史作用，了解到佛教對促進中國傳統文化的形成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了解到佛教在文化方面所作的貢獻，對今後的人生都將受益。但是現在，我國的國民教育中，對佛教的內容介紹很少，一般都是放在中學的曆史課本裏面，只有短短的一節，僅一、二百字，對一個博大精深的文化體系來說，這是不全面的。其結果是，由于知識的缺位，使很多人都不了解佛教，不管是信仰佛教還是不信仰佛教的人，在完成國民教育的義務之後，對佛教都有一個重新學習和認識的過程，與其要這樣補習的話，我們爲什麼就不能在國民教育中將這部分內容擴大呢，向人民介紹更全面的佛教知識，突出中國深厚的文化底蘊，更好地繼承傳統文化的精華。

　　 當代中國佛教教育，應該肯定主流是好的。幾十年的佛教教育，培養了成千上萬的佛教僧人，佛學院也辦的越來越多，寺院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佛教界正在處在一個最好的黃金時期。而在40多年前，我在中國佛學院講過課。那時中國佛學院剛剛成立，一共開辦了兩個班，來佛學院學習的都是當時諸山長老，也有部分年青的僧人。當時我講課時的環境遠不如現在，我的講義要經過審查之後才能使用。但是來上學的僧人素質很高，有的人甚至是國外回來的留學生，或者是已經受過良好教育的大學生等，他們都具有深厚的學養。可惜的是這些人中有很多人後來都沒有很好的發揮作用，在“文革”中受到沖擊，過早地去世了。現在，佛教教育的局面已經今非昔比，如今凡是有條件的寺院都在開辦佛學院，佛教僧人的素質普遍得到了提升，特別是佛學院畢業的學僧已經在全國各地的寺院裏擔當了重要的工作，“法賴人弘”，爲未來的佛教發展，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曆史上中國佛教一直有辦學的傳統，古代的譯場就是一個佛學院，許多曆史上對中國文化有過貢獻的高僧，就是通過譯經注疏的活動而成長起來的。明代以後，寺院的講經著疏活動對培養人才起過重要的作用。到了清末民初以後，受到西方教育模式的影響，在中國大地開始有了現代教育形態的佛學院。搞教育，除了有經濟保證之外，關鍵在于兩個，一個是師資，一個是教材。前者是決定教育能否正確進行的主要因素，後者是決定能否讓教育目標得到正確實施的主要因素。

　　 當代中國佛教教育，雖然經過幾十年的曆程，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經驗，但是還有一些不盡人意的地方。究其實質來說，還是在于師資與教材這兩個關鍵因素的製約。就師資而言，佛教界人才濟濟，從事教育的人才不是不夠，而是取得高學曆的人才還不多，這是製約佛學院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教材而言，則比起師資來說，更不如意。現在的佛學院的教材，一是比較陳舊，許多佛學院學的教材還是上一個世紀前半葉的，二是沒有特色，很多佛學院使用的都是一般性質教材。最近中國佛教協會搞了一個佛學院調查，指出“關于佛學院的教材，這在全國佛學院，應該都是一個普遍而又帶根本性的問題。”(《會務通訊》2005年第10期)可見教材已經嚴重地製約了中國佛教教育的發展進程。我自己認爲，佛學院的教材應該是根據每個佛學院的教學特點而決定的，根據中國佛教協會製定的教育大綱和提出的培養學僧要求與宗旨，每個佛學院再根據現有的師資而確定自己的教育計劃，並編寫出相應的教材出來。現在中國的普通教育，也沒有一個統一的教材，各個省市都是根據教育部下發的教學大綱來編纂教材。像重慶佛學院，曆史上曾經是一個以天臺教學爲特色的佛學院。改革開放以後，由于受到師資的影響，又以唯識學的教育爲其特點。也正因爲此，故重慶佛學院在培養唯識學人才方面發揮了自己應有的作用。又如普陀山佛學院和天臺山佛學院，都是在天臺教學方面顯示了自己的強項，其師資也表現在這方面的素質。而南華寺佛學院，無疑在禅宗教學方面盡顯自己的優勢，以保持其宗門祖庭的特點。所以每個佛學院都有自己寺院的特色，相應地說，也決定了自己的教學特色。

　　 佛學院編纂教材，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由佛學院僧人教師來編寫，一個是由學者來編寫。現在看來這兩方面都不是特別成功。僧人教師編寫的教材，專業性強，學術的含量和現代性不夠；學者編寫的教材，學術含量和現代性強，普及性不夠。過去曾經有佛學院委托學者編寫過教材，但是現在看來還是沒有達到目的，並沒有被各個佛學院普遍采用，所以對編寫教材的計劃，是非常值得討論的一個重要內容，只有正確地編製了計劃，才能編寫出正確的教材，而實施這個計劃，看來還是要由佛教界和學術界通力合作才行。佛學院的教師提出編寫教材的要求，學術界的學者根據要求先撰寫出初稿，然後再經雙方協商多次，最後形成定稿。

　　 最後，我還想回到前面談到的對國民進行佛教教育的問題。我覺得，佛學院的教材，不僅應該適合于佛學院的學生，也應該適合普通居士和一些對佛教有興趣的人，也就是說，佛學院的教材，應該成爲普及佛教教育的教材，除了佛學院的學生使用之外，對培養居士的正信，提升他們的佛教水平也應該起到促進的作用。所以在編寫佛教教材時，應該考慮到這一部分人的需求，盡量體現教材的普及功能。佛教教育不能僅僅是佛學院，還應包含了社會人士，只有在這兩項工作做好以後，佛教教育才能說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以上是我的一些初步的看法，抛磚引玉，提出來供大家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