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海上師弘法業績述略

　　隆蓮法師

　　中國共産黨叁中全會召開以來，百廢鹹興，國運日盛。新憲法公布，宗教政策益臻昭顯，群情共仰。近世佛教史乘之輯纂，已爲要務；而有關當代佛教界傑出人士弘法利生之業績，尤亟待搜集紀述。

　　能海上師，以畢生精力，銳志溝通漢藏文化，兩度入藏求法，盡得密法真傳，在內地廣建傳修密法道場，譯述經籍近七十余種，解放以前，奔走國內在京滬渝蓉講經傳法二十余年。解放後，遵奉國家政策，繼續致力佛教事業，參加曆屆全國人大、政協，多所建白。全國佛協成立，能海上師膺選副會長，先後出席維也納世界和平大會及新德裏亞洲會議。晚年長住五臺山，以耄耋高齡，猶精研《阿含》，孜孜撰寫《學記》，迄于示寂。其平生成就，實爲中外佛教界所矚目。

　　能海上師傳記，近人多有執筆，皆追慕高風，博陳卓見，宏篇精構，海內爭傳。惟于上師對佛教教義之貢獻，則詳略互見，尚鮮系統介紹。爰敢不避谫陋，述其大端，藉供史家之采錄。現就師門見聞所及，兼采諸家紀述，將上師生平事迹及佛學成就簡介如下：

　　能海上師，俗姓龔，名學光，字緝熙，世居四川綿竹。清光緒十二年(公元1886年)臘月二十二日，生于綿竹漢旺場。父名常一，母張氏，有姊一人，長師十歲。後遷家于縣城，父以攤販爲業。父母相繼去世後，依姊爲生，就讀近塾。十四歲入成都恒升通匹頭業爲學徒，號東延塾師課子弟，亦姓龔，視師如己子，授以經史，學業日進。庚子亂後，清政窳敗，外侮日亟，師矢志報國，決意棄商習武。光緒叁十一年，科舉初停，興辦學校，考入陸軍學校速成班。畢業後，曆任軍職，暨雲南講武堂教官。袁世凱任大總統後，爲專擅軍權，羁縻異系，于民國叁年設置將軍府。師應調入府，無定職。將軍府旋廢。師應川軍將領劉湘之請，任駐京代表。皆非其素志。師早年孤露，長值時艱，備嘗險阻，洞達人情，既爲其決心學佛之根柢，亦爲其後來應機說教之淵源。

　　師既發心學佛，即折節從師，虛懷若谷。時蜀中名僧涪陵天寶寺佛源老法師在成都叁義廟講經，師一聞生信，即求皈依，成爲正信居士。1915年廣漢張克誠在北大講佛教哲學，師往聽，每日步行往返四十裏。後少城佛學社請法師、居士說法，師既說法，亦從他人聽法，無驕滿意。中國佛教，至于清季，已成強弩之末，每況愈下。迨楊仁山居士(1837—1911)自日本傳回性、相宗章疏，士大夫階級競相傳習，講學之風，始爲之一振。但作爲佛教重地的叢林，仍狃于舊習，僧律廢弛，禅講不興，學修之風，江河日下。甚至一班在家學者，公開倡言但皈二寶，不皈僧寶。白衣高座說法，缁流噤若寒蟬。師對此末法衰相，心焉憂之，慨然以荷擔、重振如來家業爲己任。1924年，得子甫四十日，即從佛源老法師出家，法名能海，號闊初(一作潤初)，家産除酌留妻子生活外，悉數捐助少城佛學社。其果斷之精神、勇決之行動，震驚一時。既棄家祝發，即投新都寶光寺從貫一老和尚受具足戒，當時寶光寺在川西諸叢林中門風較嚴，以師中年出家，久曆仕途，且深入佛學，必多驕慢，故于戒堂中多方折伏，師悉忻然順受，衆皆服其雅量。後來貫一老和尚亦聽師講法，並請師爲寶光寺法主，以從師學法弟子妙輪代師住持寶光寺。

　　師受戒後，更銳志求法，當時漢地佛教舊有諸宗皆乏傳人，間有一二耆德闡述宗要，但尋章疏證驗無聞。法相宗雖在當時異軍突起，亦不免偏學廢修之弊。實犯學者不修，以無師傳故。師曾一度擬東渡日本，求唐密墜緒。當時有重慶大勇法師已先往日本求法，不契而歸，以爲東密未宏佛法之奧，且日本佛學皆亦只承中國之余緒，印度後期佛教多傳入西藏，未來漢地，藏地佛教，若學若修，師師相授，代有傳人。勇師既回辔西征，師亦決意入藏。西藏佛教前弘期已經譯出大小顯密經律論738種，其中從漢文轉譯的僅32種，故西藏佛教有直接從印度傳入的一部分爲漢地所無；在後期又翻譯了很多經論，特別是1203年印度比哈爾省的大寺廟在戰爭中全部毀壞後，那爛陀寺、超岩寺等大寺廟的學者來到西藏的很多，傳譯事業因而很盛。藏文大藏經近六千部中絕大多數是直接由梵文翻譯的，少數是從漢文轉譯的。因此印度後期佛教的論著保存在藏文藏經裏的極爲豐富，尤其是因明、聲明、醫方明等論著數量龐大，非常重要。西藏的佛法以密教最爲普遍、最爲突出。密教主要屬于定學，在漢地失傳的次第禅，在密教中得到保存和發展，有源遠流長的傳習。在顯教方面，西藏黃教各大寺都推行以因明、俱舍、戒律、中觀、瑜伽(現觀)五科佛學爲中心的教學製度。根據玄奘、義淨所記載當初印度那爛陀寺的規範，可以說這是當時學風的繼續。西藏佛教于元、明、清叁朝，雖已傳入漢地，但只爲帝王禦用，民間傳習者甚少。特于漢僧叢林，尤爲捍格不入。第一、由于漢傳佛教諸宗，已有悠久曆史，以爲近取諸己即可滿足，無假求外。第二、由于藏文佛教典籍，無人譯傳，不知其蘊藏之富。第叁、由于藏族僧人來漢地者，多不通漢語，僅傳授一些密宗事相，于較深的教理，限于譯述能力，未能傳達。遂令一般人認爲西藏佛教，就只是富于神秘色彩的密宗。謹慎的叢林老宿，對西藏佛教，望而生畏，莫敢問津。因此導致漢藏宗教徒之間嚴重隔閡，當時社會人士及政府當軸，亦知溝通漢藏佛學，實乃團結蒙藏佛教徒及鞏固邊陲之要務。大勇法師在北京辦藏文學院，率學生二十余人，南下入藏。師亦于受戒後與同戒永光、果瑤等，到康定跑馬山，與大勇法師一行，同往學法，依止降巴格西，主要學藏文比丘戒、菩薩戒、密乘戒、俱舍論、菩提道次第等，並受度母等法。是秋，藏文學院進行改組，有師及大勇、大剛、法尊、觀空、永光等諸法師，共十七人，決定次春入藏。1927年降陽格西盛贊拉薩佛法殊勝，促師速往，並爲作書致康薩格西。師以資用不足，返蓉籌措，翌年始赴拉薩。師在拉薩，依止康薩格西，執弟子禮甚勤，爲康薩入室弟子。康薩與頗章喀當時齊名，譽爲西藏之“日月二輪”。康薩深達空性，傳爲白文殊成就，亦精通世法，爲十叁寺住持。師從康薩學，于顯教以彌勒《現證莊嚴論》爲主；于密教以《大威德》爲主。釋迦一代時教，顯教以《大般若經》集其大成。《大般若》之精要，攝于《現證莊嚴》一論。阿底峽(982—1054)入藏，造《菩提道炬論》，繼《現證莊嚴論》，把佛所說的“經律論叁藏”，都攝在“叁士道次第”中。對于一切佛說都不棄舍，認爲沒有一法不是成佛的順緣。這與漢地所稱一乘圓教之義相近，而更爲平易近人。宗喀巴又依《菩提道炬論》造《菩提道次第廣論》及《略論》，爲顯教修行要典。密教分事部、行部、瑜伽部、無上部。事密重事相，行密重教理，瑜伽部重事理和合，而無上部則爲特殊深細、異乎尋常的修法。唐密金胎兩部屬于瑜伽部，未及無上部。無上部中，密集金剛重戒行，稱爲父密。勝樂金剛重空見，稱爲母密。大威德見行並重、攝父母兩部之要點，稱爲師密。師回漢地，于顯教以講《現證莊嚴論》及《菩提道次第》爲主，于密教以傳《大威德》爲主，皆西藏佛教之要點，得于康薩之心傳也。

　　1933年，師取道印度回國。在印度，曾朝禮菩提道場。後在上海佛教淨業社講經，繼赴五臺山廣濟茅篷閉關。嗣集成《文殊五字根本真言念誦儀軌》，此書後來成爲師在各地所建道場的基本必修功課。它的內容從皈依、發心、別解脫戒、菩薩戒、密乘戒、菩提道次第以至十地、二十空等，實際等于一本佛教基本知識讀本。傳說師于閉關時親見文殊，因密教規矩，集儀軌的有一條要求，就是要親見本尊。是否親見文殊，不必刻舟求劍，實際在于是否符合文殊教義的精神。趙樸初居士撰師的碑銘開始二句說：“承文殊教，振錫清涼”。實際文殊教即大般若之教，亦即師一生弘法之中心。自1934—1937年間，師主要譯出《大威德十叁尊儀軌》並集成《比丘戒集頌》、《定道資糧頌》、及《菩提道次第科頌》，以備弟子戒定慧叁學之急需。並集出《皈依發心攝要頌》，爲每次所收皈依弟子必讀之書。每次收皈依後，即對弟子傳授叁皈依觀法，不但使皈依弟子基本認識叁寶體相及皈依後之行持學處，且從叁皈依起即結合止觀而修。此法最初悉由師口傳心受，無文字記載，後由弟子景诰初集爲五言頌文，1946年複由弟子集師講錄爲《叁皈依觀初修略法》，經師校閱後付印。師自述叁皈依觀得法源流，得于跑馬山降巴仁波卿，有自釋迦如來不斷之傳承。此爲師教授弟子定學入門，其內容包含禅法基本不淨、數息等觀，乃至生圓次第甚深禅法基礎。受學者多，修習者少，但依法修行而獲益者仍不乏其人。同時師又依《瑜伽師地論》、《菩提道次第》等，集出《止觀略法》，付印于《皈依發心攝要頌》之後。故從師受皈依者人數衆多，一般多在皈依後，即能得修學門徑。1936年于五臺山廣濟茅篷，依《菩提道次第》、《瑜伽》、《中邊》、《俱舍》、《成實》、《莊嚴》、《中觀》等約二十余種經論及師門心法，集爲《定道資糧頌》爲修定之津梁。又集《比丘日誦》及《比丘尼日誦》爲二部弟子受具足戒後經常誦習之需。《菩提道次第科頌》爲依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略諸論原書科判而集成之頌文。師言《比丘日誦》、《定道資糧》、《菩提道次第》叁者爲戒定慧叁學初基。叁者應和合而修，分之則各失其會通之功能。以上諸書之集成爲師一生弘法之初步准備。

　　1937年冬，成都文殊院住持法光和尚請師住南郊近慈寺。寺爲文殊院下院，建于明代，年久失修。師率弟子數十人入院，經營修複，建立以律密兼修爲主，並譯傳西藏黃教經論道場。除具備一般叢林之規模外，有沙彌堂，培養未受大戒學僧。有學事堂、學戒堂，培訓新戒。新戒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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