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緣銷舊業 任運著衣裳——王雷泉教授訪談錄

　　一、我與佛法的冥冥之緣

　　若問我與佛教是否冥冥中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因緣，最近我們禅學會就在學習一部經典，叫《佛說未曾有因緣經》。如果談到我的學佛因緣，可能有家庭影響。我祖母是虔誠的佛教徒，她吃了四十來年的長素，到七十多歲的時候才有我這個孫子。她對我的影響很大，但在我七八歲的時候，祖母就去世了。然後到文革破四舊時，我家裏能夠燒的就是我祖母遺留的一些經書和供養寺廟的收據。我還看到我家附近寺廟的佛像和佛經都被燒掉，大火燒了叁天，把柏油馬路都燒了很大一個坑。這個大概就是我十八歲以前與佛教最直觀、最簡單的一個因緣。

　　文革結束後恢複高考，我還在農村插隊落戶。我在文革中曾考過一次，但恰遇張鐵生繳白卷，根本就不能錄取。所以我對高考的公平性不太有信心，是最後一個去公社報名的，心理上也很放松。當時也不知道怎麼冒出來這麼兩句話：要麼不考，要考就考複旦大學；要麼不讀，要讀就讀佛學。這個話是我脫口而出的，要說冥冥之中有因緣的話，大概就是這個話了。其實那個時候，我對佛學是沒有什麼認識的，後來這兩點都不可思議的實現了。

　　大學叁年級的時候，我們要編一個解放以來所有哲學論文的索引，由我來承擔無神論與宗教這一章。我就每天拿著一瓶水一個面包，泡在上海圖書館，所有跟宗教有關的文章都浏覽了，這就墊下了我日後做宗教研究的基礎。1949年以後的中國宗教不堪回首，當揭開這個曆史瘡疤時，確實是觸目驚心，也由此激起自己的俠義之情。也就在這個時候，我就定下了要報考研究生，當時佛教哲學的方向是放在中國哲學史專業。我的導師嚴北溟教授，是國內大學裏最早講宗教課程的。這還有一段因緣，1964年，毛澤東請複旦大學周谷城(他是毛澤東湖南的同學)和談家桢兩位教授到杭州談話。毛澤東問《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有沒有重版的想法，周谷城說這些舊著充斥曆史唯心主義，有大量贊美宗教的話，要刪掉重寫。毛澤東說，不研究宗教就不能講好曆史，也不能研究好哲學史和文學史。所以複旦大學在1964年由我的導師率先在本科生裏講佛學課。

　　這是現實中的一個機緣，也就是說這一段曆史的發展逐漸在我心中形成了“不忍聖教衰，不忍衆生苦”的情懷。“聖教衰”這麼一個血淋淋的經曆，是我在文革中親眼目睹的。

　　二、中國佛教的興與憂

　　我自己是中國佛教從廢墟逐漸走向複興這整個過程的見證人，既是一個觀察者，同時也是這個複興過程的參與者。複旦大學在全國範圍內，率先爲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和上海市宗教事務局培養了叁屆宗教幹部專修科。我在帶他們學習和外出實習做社會調研的時候，可以接觸到第一手資料，也看到現實中大量的問題。我覺得這個經曆可能是一般學者不具備的，所以在談當代宗教問題時，可能更容易談到點子上。

　　人爲刀俎、我爲魚肉

　　在這個過程中，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是1988年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宗教學會第叁次會議，那次會議我被選爲理事。趙樸初先生會上就中國佛教現狀講了一句很傷感的話，語調非常的沈重：“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我與趙樸老交往不多，但可以說是忘年之交。1985年我在《學術月刊》發表一篇筆談文章《研究不僅僅只是批判》，後來《新華文摘》以《要研究佛學的精華》爲題轉載了。後來趙樸初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要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在全國政協會議上講過，引述了我那篇文章的一些觀點。後來我在《法音》發表的一些文章，也對中國佛教高層産生了一些影響。

　　中國佛教必須確立自己的主體性，真正建立在社會大衆之中。我的一些想法得到當時住在廣濟寺的幾位老和尚認同，他們後來都是各省的佛教協會會長。他們非常想安排我跟趙樸初當面談一談，記得是1986年，趙樸老說可以安排我與幾個青年書法家在一起吃飯時見面，我說一大幫人在一起沒什麼好談的。兩年以後專門在趙樸初家裏，我們有整整一個晚上的談話，對中國佛教發展談了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後來我有些話還講得比較重，對文革前和文革中所做的事要有反省，要將功補過，需要考慮的是曆史和知識分子的評價。我覺得作爲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就應該仗義直言，使自己的思想觀點和學術成果能夠影響高層。所以，我面對政界或者教界高層人物時，從來不諱言，因爲這是我們的社會責任。

　　熱中有冷、熱中有亂

　　中國佛教目前的複興只是表象而已。如果我們縱向比較曆史，以唐代作爲標准，現在遠遠沒有達到這麼一個鼎盛時期。或者是橫向比較海外的話，現在中國大陸宗教的發展還遠遠沒有達到它應有的聲望。那爲什麼現在還沒達到，就有人開始說“熱”了呢？因爲文革前和文革中已經達到了冰點，現在正在從冰點逐漸恢複，還沒有達到正常的溫度。而且在這樣逐漸升溫的過程中還出現了“熱中有冷”和“熱中有亂”的現象，我在90年代初寫的一篇內參——《熱中有冷和熱中有亂》，其中就提到：由于正統宗教的發展不平衡，沒有讓正統宗教名正言順的發展，無法滿足老百姓的宗教需求，就導致了外道邪教的泛濫。

　　我們以叁大宗教來考量的話，伊斯蘭教、基督教都是一神教，一神教教義的神聖性和合法性基礎來自于唯一的至上神。神是整個世界和人類社會的創造者，是人類秩序的主宰者，也是人類未來命運的審判者。但是，佛教沒有這樣的教義。那麼，佛教教義的神聖性和合法性基礎在哪裏？不是外在的神，而在于我們每個人內在的覺悟，佛也是覺悟者。

　　但是覺悟是一個主觀性體驗，怎樣才能覺悟呢？就要通過戒、定、慧的修行。這個要求非常高，這樣高的要求造成了實際上很難做到。我們觀察中國佛教的發展，當禅宗成爲中國佛教的主流以後，很快就走向禅淨雙修了。禅宗是講自力解脫的，淨土是講他力的。到了明清以後，自力解脫和他力救度，基本上就完全合流了。不僅佛教內部的諸宗融合到教禅一致，連儒道佛叁教都通通融合到一個非常混沌的體系裏面，這就使佛教日益喪失了自己的主體性。宗教合法性的基礎不是沒有，而是模糊化了。爲什麼模糊化了呢？就是缺少開悟者、缺少具緣者。但是佛教的本意又是提倡覺悟的。這時怎麼辦呢？就以聖言量爲比量，把以往的經典作爲標准。第一把經典作爲標准，另外在信仰歸宿上托付給一個至上者。逐漸的，中國佛教的發展，信仰歸宿就落實到了阿彌陀佛。

　　太虛大師有兩句非常著名的話：“禅觀行演出臺賢教，禅臺賢流歸淨土行。”淨土信仰最後就成爲中國佛教的主流。我長期觀察過臺灣的現代禅，在自力解脫和他力信仰之間搖擺，努力要取得一個平衡點。我的朋友李元松80年代剛出道的時候，他當時說自己開悟了，但後來不斷把自己的果位境界往下拉。後來很謙卑地說他是一個信佛人、一個念佛人，到了晚年，整個現代禅教團完全徹底的改宗淨土。從中國佛教兩千年的發展大勢，到現代禅二十年來的轉折過程，很值得引起我們的思考。

　　修行次第與修證體系

　　爲什麼漢傳佛教的很多人，都跑向南傳佛教或者藏傳佛教？因爲他們的修行次第還有傳承可循，尤其在修行方面具有可操作性。但是，漢傳佛教在這方面是相當的模糊。漢傳佛教如果不把修行次第整理清楚的話。只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向西。我講過當今中國在物質層面的發展是由西向東，因爲東部發達西部不發達，這個叫水往低處流嘛，人總是往賺錢多的地方走，所以不斷的從西部走向東部。但在精神的追求方面卻是從東部走向西部。爲什麼會有這麼多的人跑向四川色達？從漢傳走向藏傳、從藏傳甚至還走向基督教，跑到耶路撒冷。另一種可能，甚至很多人去信邪教、信各種各樣的道門去了，因爲這些道門能給他們一種宗教體驗的承諾，而正統佛教反而缺少這種神聖性的承諾。尤其是我們現在社會上的主流佛教，一天到晚倡導愛國愛教，要與社會相適應，不能給信徒以宗教上的承諾，嘗不到法味。所以信基督教、會道門、藏傳喇嘛的越來越多。

　　真正關心漢傳佛教發展前途的，大家都在思考修行次第問題。所以我在閩南佛學院指導的幾個出家人研究生，我給他們出的論文選題，分別是天臺宗修行的果位、修行的次第以及整個製度建設。中國漢傳佛教的複興，一定要從製度和修行證果體系入手，要從曆史資料裏面重新把它整理、爬梳出來。中國漢傳佛教不是沒有修行次第的，不過是模糊了，被我們遺忘了。現在還有天臺止觀，禅門修證，一整套的體系。這些都是有的。只要你認認真真的去修行，我相信一定會有高人，在深山老林裏面存在著，就看我們有沒有這個福報。我們現在首先從資料上爬梳，一層一層的把它梳理出來，到了因緣成熟以後，這個傳統一定會發揚光大。正法是不會滅絕的。雖然我對現在的漢傳佛教很失望，但是並不絕望。

　　叁、圍牆內的佛教教育

　　 欲渡黃河冰塞川

　　我關心、注意佛教教育的問題從1985年就開始了。當時我畢業留校，學校給我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受國家宗教局的委托舉辦宗教幹部專修科，培養全國各地的宗教幹部。爲此我首先做些調研，訪問了閩南佛學院、福建佛學院、中國佛學院及在江蘇靈岩山和棲霞山的二個分院。于1985年寫了一篇調研報告《從僧伽教育看中國佛教的今天和明天》，這可能是最早的關于佛教教育的調研文章。

　　當時我的評估比較樂觀，到20世紀末中國大陸應該可以在佛教大學上實現零的突破。現在，中國佛教大學依然還沒有出現。問題出在哪裏呢？我最近在《佛教大學與佛教文化人》一文中，引了李白的詩句：“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這個困境是我們自己造成的，我們把自己圈在圍牆之內。當今的中國佛教，如果不拆掉這座圍牆的話，沒有出路。這個圍牆有大環境的因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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