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以近悅遠來。但真正的核心人才卻不是通過招聘、雇用所能建立起來的。所以這是中國佛教健康發展的出發點，是走向二十一世紀的基礎。有了這個基礎，對外交流，加強學術研究，才有真正的靈魂。離開這一點，佛教就失去了根基。現在臺面上的佛教領袖人物，雖經二、叁十年的斷層，畢竟還有老本可吃。以後新上來的人如果沒有修證成就的話，光靠輿論吹噓、政府扶持是決然站不住腳的。

　　要把佛教的修證精神真正樹立起來，需要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主要在于主管宗教的政府部門，到底要樹立什麼樣的本，扶持什麼樣的人。在中國佛教史上，僧侶最多的時代是南北朝，北朝最多時達二、叁百萬。人多不一定是好事，造成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局面，後來不得不通過國家的行政力量來加以抑製。叁武一宗之厄，這裏當然有統治者的造孽，也有道教的挑唆，但也不能忽略佛教內部存在著腐敗。中國的僧官製度是從東晉開始的，北魏完善起來，到了唐代，形成國家高度集權的僧官管理體製。當國家政治祥和、宗教政策很開明的時候，僧官管理體製的主要職能就是甄別真假僧侶，確定哪些人才有資格作和尚。妙華法師提到的亂傳戒、亂收徒等現象，這是曆史上的僧官製度主要解決的問題。度牒由國家發，戒壇也由國家認可。但是後來也發生問題，武則天亂賜紫衣、師號，就爲佛教種下了禍根，使僧侶追逐世俗的名聞利養。也有不吃這一套的，北宋的芙蓉道楷禅師，說和尚穿壞色衣，著紫衣不如法，不領皇帝的情，結果遭到充軍。中唐安史之亂時，政府出賣度牒，有不得已的苦衷，但爲了當時眼前的利益，結果葬送了佛教的根本利益。佛教衰退以後，民間大量的秘密教門泛濫，動搖了政府的統治基礎。這個曆史上的經驗教訓，應該加以總結。

　　六

　　王：我認爲當前狀態是暫時的，正在無序混亂中醞釀著整合和有序。剛才所談的歧視、壓製宗教的行爲，這本身也是無視宗教政策的失控行爲，而問題在于對宗教政策的闡述上仍或隱或顯地籠罩著左的陰影，六種理論並存就是證據。改變現存政教體製的力量並不是理論界的獨白，而是現在整個社會的宗教複興運動。表面上，這種宗教實踐呈現出無序失控的形態，即前面所說的“利令智昏”的現象。現在使人感到有一種黑色幽默的現象是，當佛教界還在縮手縮腳，不主動向外界傳播正信佛法的時候，許多非佛教徒，卻出于盈利等目的，紛紛從事于與佛教有關的事業。有些地方連教師的工資都兌現不了，而蓋廟造像竟然成了政府行爲和企業行爲，這當然不是出于弘法的目的，而是看到了在這世紀之交佛教大發展的前途，投資佛教有很大的資金回報率。等而下之者，則幹脆把廟産搶過來。這種混亂狀態給我們透露了一個信息，以往的政教體製中，主導意識形態對宗教的絕對優越感和控製是非常明確的，但現在這種關系變得不確定起來。意識形態的控製被兩只看不見的手造成了失控局面，一只手是經濟利益的驅動，用佛教的說法就是“貪欲”，地方豪強勢力背離中央政策的自行其是行爲，正在沖破原有的政教模式；另一只手是全社會的宗教需求，在這個無助、絕望的時候，也正是人們最需要超越的神聖精神的時候。這就給佛教的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機遇是現有的意識形態控製失效後所形成的有幾億人群的巨大精神空間；而挑戰則是現在主體軟弱、依報也不莊嚴的佛教，遠遠不能滿足社會各階層的信仰需求。佛教自己又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對人群的攝化力非常微弱。這幾億人口的精神真空，誰都可以去占領。佛教如果不發揮自己積極性的話，就會被其他宗教和相似佛法占據，現在的氣功和各種道門，自稱什麼無上師、宇宙語等等，又往往打著佛教的旗號。而這種相似佛法或附法外道，宗教部門卻又不管，也管不了。所以我倒是在擔心，如果以後宗教政策進一步寬松的話，允許你佛教面向社會，做更大的弘法事業的話，佛教沒有人才去占領陣地，結果反而造成群魔亂舞的局面。

　　七

　　王：經忏佛事彌補了中國宗教的不足，應該講是曆史的進步。後來商品化，是商品化的錯誤，經忏本身沒錯。在儒道佛叁教關系中，佛教始終沒有占據主導地位，但在中國老百姓的心目中，佛教的影響是第一位的。面向社會大衆傳播佛法，除了通過變文、佛樂等文化形式，主要靠經忏佛事。佛教最高深的哲學部分，始終只爲少數知識分子所接受。如果只強調佛教哲學，就丟掉了百分之九十九的群衆。馬克思也曾說過，如果用對神學的掌握來衡量基督徒的話，那麼全世界只有幾個基督徒了。絕大多數宗教徒並不知道多少教理，宗教能掌握群衆無非是掌握了群衆最根本的弱點，就是“貪生怕死”。智者大師是個偉大的佛教哲學家，但他製作了一系列的忏儀。在曆史上，佛教的社會功能突出表現爲爲國行香，以及爲民衆的超薦度亡。超薦禮儀與儒家的“慎終追遠”的精神結合起來，延伸了中國的孝道精神。在以儒教爲國教的國度裏，佛教之所以具有爲儒教不可取代的功能，除了高深的哲學，主要就是解決了民衆趨樂避苦、貪生怕死的問題。孔夫子是偉大的思想家，但絕不是成功的宗教家，他對鬼神和死後世界存而不論，老百姓在宗教上就無法滿足。但問題在于佛教在幫助儒教深化宗教情操的同時，本身也民俗化了。

　　八

　　王：對，這就聯系到東西方宗教的差異問題。現在有個提法，要積極引導宗教徒改革其不適應社會主義的部分教理、教義。談到佛教改革，很多人就以爲類似西方的新教改革。西方宗教改革的特征是世俗化，因爲西方中世紀神權統治的黑暗時期長達一千年，當時世俗政治和科學技術必須搬掉神權壓製，取得獨立的發展，有一個人文主義的啓蒙運動，這是曆史的進步。中國曆史上並不存在西方式的神權統治，恰恰相反，在政權高于教權的政教關系下，佛教高度世俗化了。中國佛教世俗化的代價，就是國民高度的實用主義，缺乏超越感情的文化心理積澱。明代，西藏宗喀巴大師的改革，是強調戒律的改革，並不是世俗化。漢傳地區搬掉儒教的大山以後，所面臨的是讓佛教神聖化，這才有可能加強佛教教團建設，提高信仰素質，從而才能改變我們國民的素質，提升我們的文化。最近，我在複旦大學上“佛教與佛學”公共選修課時，作過一個調查，在十幾個待講的課題中，學生對解脫論的要求是第一位的，105名學生中有80人要求聽解脫論，有79人聽禅學，至于政教關系等與世俗相關的課題，選擇的就很少。

　　九

　　王：我們今天所談的，就是佛教知識分子的使命。站在超然獨立的位置上，看到中國的文化需要超越感，佛教需要神聖化。佛教知識分子在迎接這個大時代的到來中，能起什麼作用？我想，只有堅守自己的專業崗位，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提供各界參考，能夠幫助我們這個社會有序化，幫助佛教宏大起來。我們無權也無必要提出具體方案，這是政治領袖和佛教領袖的任務。哲學不能實用化，無用之用才是大用。佛教也是如此，無爲而無不爲，不淪入到世俗社會之中，又不回避世俗的問題。對老百姓最困惑的問題，要作正面回答。對重大的社會事件要表態，發出自己的聲音。比如環境、計劃生育、獻血器官捐贈、人的臨終關懷、賣假貨說假話等各種問題，佛教要表態，從佛法的角度給世人以參考，引導世人以向上。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二日于北京

　　(刊《法音》1994年10期)

《憂患與思考》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