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以近悦远来。但真正的核心人才却不是通过招聘、雇用所能建立起来的。所以这是中国佛教健康发展的出发点，是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对外交流，加强学术研究，才有真正的灵魂。离开这一点，佛教就失去了根基。现在台面上的佛教领袖人物，虽经二、三十年的断层，毕竟还有老本可吃。以后新上来的人如果没有修证成就的话，光靠舆论吹嘘、政府扶持是决然站不住脚的。

　　要把佛教的修证精神真正树立起来，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主要在于主管宗教的政府部门，到底要树立什么样的本，扶持什么样的人。在中国佛教史上，僧侣最多的时代是南北朝，北朝最多时达二、三百万。人多不一定是好事，造成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局面，后来不得不通过国家的行政力量来加以抑制。三武一宗之厄，这里当然有统治者的造孽，也有道教的挑唆，但也不能忽略佛教内部存在着腐败。中国的僧官制度是从东晋开始的，北魏完善起来，到了唐代，形成国家高度集权的僧官管理体制。当国家政治祥和、宗教政策很开明的时候，僧官管理体制的主要职能就是甄别真假僧侣，确定哪些人才有资格作和尚。妙华法师提到的乱传戒、乱收徒等现象，这是历史上的僧官制度主要解决的问题。度牒由国家发，戒坛也由国家认可。但是后来也发生问题，武则天乱赐紫衣、师号，就为佛教种下了祸根，使僧侣追逐世俗的名闻利养。也有不吃这一套的，北宋的芙蓉道楷禅师，说和尚穿坏色衣，着紫衣不如法，不领皇帝的情，结果遭到充军。中唐安史之乱时，政府出卖度牒，有不得已的苦衷，但为了当时眼前的利益，结果葬送了佛教的根本利益。佛教衰退以后，民间大量的秘密教门泛滥，动摇了政府的统治基础。这个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应该加以总结。

　　六

　　王：我认为当前状态是暂时的，正在无序混乱中酝酿着整合和有序。刚才所谈的歧视、压制宗教的行为，这本身也是无视宗教政策的失控行为，而问题在于对宗教政策的阐述上仍或隐或显地笼罩着左的阴影，六种理论并存就是证据。改变现存政教体制的力量并不是理论界的独白，而是现在整个社会的宗教复兴运动。表面上，这种宗教实践呈现出无序失控的形态，即前面所说的“利令智昏”的现象。现在使人感到有一种黑色幽默的现象是，当佛教界还在缩手缩脚，不主动向外界传播正信佛法的时候，许多非佛教徒，却出于盈利等目的，纷纷从事于与佛教有关的事业。有些地方连教师的工资都兑现不了，而盖庙造像竟然成了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这当然不是出于弘法的目的，而是看到了在这世纪之交佛教大发展的前途，投资佛教有很大的资金回报率。等而下之者，则干脆把庙产抢过来。这种混乱状态给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以往的政教体制中，主导意识形态对宗教的绝对优越感和控制是非常明确的，但现在这种关系变得不确定起来。意识形态的控制被两只看不见的手造成了失控局面，一只手是经济利益的驱动，用佛教的说法就是“贪欲”，地方豪强势力背离中央政策的自行其是行为，正在冲破原有的政教模式；另一只手是全社会的宗教需求，在这个无助、绝望的时候，也正是人们最需要超越的神圣精神的时候。这就给佛教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机遇是现有的意识形态控制失效后所形成的有几亿人群的巨大精神空间；而挑战则是现在主体软弱、依报也不庄严的佛教，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各阶层的信仰需求。佛教自己又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对人群的摄化力非常微弱。这几亿人口的精神真空，谁都可以去占领。佛教如果不发挥自己积极性的话，就会被其他宗教和相似佛法占据，现在的气功和各种道门，自称什么无上师、宇宙语等等，又往往打着佛教的旗号。而这种相似佛法或附法外道，宗教部门却又不管，也管不了。所以我倒是在担心，如果以后宗教政策进一步宽松的话，允许你佛教面向社会，做更大的弘法事业的话，佛教没有人才去占领阵地，结果反而造成群魔乱舞的局面。

　　七

　　王：经忏佛事弥补了中国宗教的不足，应该讲是历史的进步。后来商品化，是商品化的错误，经忏本身没错。在儒道佛三教关系中，佛教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佛教的影响是第一位的。面向社会大众传播佛法，除了通过变文、佛乐等文化形式，主要靠经忏佛事。佛教最高深的哲学部分，始终只为少数知识分子所接受。如果只强调佛教哲学，就丢掉了百分之九十九的群众。马克思也曾说过，如果用对神学的掌握来衡量基督徒的话，那么全世界只有几个基督徒了。绝大多数宗教徒并不知道多少教理，宗教能掌握群众无非是掌握了群众最根本的弱点，就是“贪生怕死”。智者大师是个伟大的佛教哲学家，但他制作了一系列的忏仪。在历史上，佛教的社会功能突出表现为为国行香，以及为民众的超荐度亡。超荐礼仪与儒家的“慎终追远”的精神结合起来，延伸了中国的孝道精神。在以儒教为国教的国度里，佛教之所以具有为儒教不可取代的功能，除了高深的哲学，主要就是解决了民众趋乐避苦、贪生怕死的问题。孔夫子是伟大的思想家，但绝不是成功的宗教家，他对鬼神和死后世界存而不论，老百姓在宗教上就无法满足。但问题在于佛教在帮助儒教深化宗教情操的同时，本身也民俗化了。

　　八

　　王：对，这就联系到东西方宗教的差异问题。现在有个提法，要积极引导宗教徒改革其不适应社会主义的部分教理、教义。谈到佛教改革，很多人就以为类似西方的新教改革。西方宗教改革的特征是世俗化，因为西方中世纪神权统治的黑暗时期长达一千年，当时世俗政治和科学技术必须搬掉神权压制，取得独立的发展，有一个人文主义的启蒙运动，这是历史的进步。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西方式的神权统治，恰恰相反，在政权高于教权的政教关系下，佛教高度世俗化了。中国佛教世俗化的代价，就是国民高度的实用主义，缺乏超越感情的文化心理积淀。明代，西藏宗喀巴大师的改革，是强调戒律的改革，并不是世俗化。汉传地区搬掉儒教的大山以后，所面临的是让佛教神圣化，这才有可能加强佛教教团建设，提高信仰素质，从而才能改变我们国民的素质，提升我们的文化。最近，我在复旦大学上“佛教与佛学”公共选修课时，作过一个调查，在十几个待讲的课题中，学生对解脱论的要求是第一位的，105名学生中有80人要求听解脱论，有79人听禅学，至于政教关系等与世俗相关的课题，选择的就很少。

　　九

　　王：我们今天所谈的，就是佛教知识分子的使命。站在超然独立的位置上，看到中国的文化需要超越感，佛教需要神圣化。佛教知识分子在迎接这个大时代的到来中，能起什么作用？我想，只有坚守自己的专业岗位，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提供各界参考，能够帮助我们这个社会有序化，帮助佛教宏大起来。我们无权也无必要提出具体方案，这是政治领袖和佛教领袖的任务。哲学不能实用化，无用之用才是大用。佛教也是如此，无为而无不为，不沦入到世俗社会之中，又不回避世俗的问题。对老百姓最困惑的问题，要作正面回答。对重大的社会事件要表态，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环境、计划生育、献血器官捐赠、人的临终关怀、卖假货说假话等各种问题，佛教要表态，从佛法的角度给世人以参考，引导世人以向上。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二日于北京

　　(刊《法音》1994年10期)

《忧患与思考》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