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交宗教研究的反思與展望
一、《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宗教學卷》出版緣起
宗教是人類最古老的文化現象，但作爲一門人文學科的宗教學，迄今不過短短一百叁十多年的曆史。中國宗教學的發展，是東西方思想猛烈碰撞與交流的直接結果，也與中國革命和現代化的曲折進程緊密相連。縱觀世界文明史，中國各宗教基本上和睦相處，罕見宗教迫害與宗教戰爭，而佛道儒叁教關系也爲當今世界宗教對話提供了足資借鑒的曆史經驗。然而在過去一百年中，從五四前後的非宗教運動，到文革時期對宗教的全面摧毀，而在1980年代以來宗教又呈現爆發式的複興，中國宗教經曆了大起大落的動蕩。這興衰起伏的過程，爲中國宗教學提供了豐富的研究題材和思想資源。
宗教是影響力最大的社會實體，全世界有80%以上的信教人口，宗教不僅僅是個人的心靈追求，它的影響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國走上改革開放、和平崛起的今天，回眸百年宗教的曲折曆程，我們終于認識到，正確處理宗教問題，事關人心淨化、社會和諧、國家安全、世界和平、人類進步。從廢墟中重建的中國宗教學，與宗教自身的命運息息相關。作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的重點研究項目《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其中《宗教學卷》由複旦大學宗教研究所王雷泉教授、華東師範大學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劉仲宇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葛壯研究員擔任主編，參與撰寫者主要是上海、江蘇、浙江等地的中青年宗教學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
二、編撰思路與全書框架
本書面臨著雙重任務：在反思宗教學科百年經驗教訓的同時，要爲中國宗教的未來發展提供前瞻性建言。我們在討論確立全書架構時，力圖找出百年宗教學的發展脈絡和問題焦點。綜觀整個二十世紀中國宗教的發展軌迹，貫穿著叁條明顯的矛盾主線：一是面對民族危機與社會的現代化轉型，宗教自身存在著強烈的現代化訴求與經世致用的傾向；二是面對自然科學與馬克思主義的長足發展，宗教與科學和無神論的關系，經曆了從對抗、妥協、屈從，到適應、對話的曲折過程；叁是面對世俗社會與世俗文化對宗教的介入與滲透，宗教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主體地位，在二十世紀占主導地位的宗教世俗化運動中，上世紀後期原教旨主義潛流日益浮現。這叁條矛盾主線的此消彼長，呈現出犬牙交錯的複雜局面。這種特殊的社會曆史背景，相應地製約和影響著宗教學研究的走向和發展，並聚焦在宗教對現代化進程的適應及引發的理論探討上。
基于上述問題意識，在六十余萬字的篇幅中，我們以點、線、面結合的方式展開敘述。第一編作爲緒論，分四章對百年宗教和宗教學的發展作了鳥瞰式的論述：一、中國現代宗教學的興起(西學東漸與社會新思潮的興起，社會新思潮促進下的當代宗教學科之形成，東西方宗教思想的交流與碰撞)；二、宗教批判運動與宗教主體思想的發展(信仰自由精神的興起與宗教主體思想的發展，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宗教觀，宗教與科學及無神論關系的討論)；叁、宗教界對社會挑戰的回應和宗教文化的振興(基督教的社會運動與教會學者的研究，近代佛教文化的複興，伊斯蘭教文化高潮及其意義，宗教學研究的展開及其成就)；四、建國以來宗教學研究的曆程(改革開放前宗教學研究狀況，八十年以來宗教學研究的全面繁榮，世紀之交宗教研究的態勢與展望)。第叁編與緒論相呼應，闡述八個在中國宗教學百年發展中有重大影響的學術討論和論爭：一、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研究(關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關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問題，關于“宗教五性”，關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二、關于宗教與迷信關系的學術討論；叁、宗教與農民戰爭(道教及其經典《太平經》與漢末農民戰爭，拜上帝教與太平天國)；四、《楞嚴經》、《大乘起信論》辨僞；五、關于禅學研究之爭；六、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本色化和處境化的討論；七、關于“文化基督徒”的討論和爭議；八、關于新興宗教的研究。
第二編是全書的重點，分六章從面上闡述中國宗教學各學科的發展及主要成就。第一章是宗教學原理與各種分支學科及中國宗教通史研究；第二至第五章分別敘述了佛教、道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的研究曆程；第六章概述儒教、中國少數民族宗教、民間宗教與民俗信仰、原始宗教與神話、瑣羅亞斯德教、摩尼教、印度宗教、猶太教、新興宗教等中外其他宗教的研究進展。各章由相關領域學有專長的學者撰寫，按教義、教史、教典、教儀、教製等分門別類闡述，在宗教與文學藝術、社會生活各領域的關系上，也作了詳盡的論述。
本書以中國大陸的研究爲主，也以相當大篇幅介紹港澳臺地區的宗教學研究狀況和成就。作爲學術史著述，力圖成爲可供研究者案頭參考的工具書。第四編分四個方面收集一個世紀以來宗教內外最主要的學術資料：一、宗教學教育、研究機構與學術團體；二、主要學術會議；叁、主要刊物、叢書、工具書；四、重要研究成果書目與部分主要譯著書目。連同附錄《二十世紀中國宗教學發展大事記》，全書以盡可能准確翔實的資料，系統總結中國宗教學二十世紀百年曆程。
叁、反思關于宗教的代表性理論
在中國，學術界對宗教本質問題的認識，長期以來由于受到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教條式理解的影響，帶有一邊倒的無神論色彩。從改革開放前對宗教進行政治性的“批判”，轉變到改革開放後對宗教進行客觀理性的研究，有一個爲宗教定位和正名的過程。本書在緒論第四章中，圍繞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性質、作用和相互關系等問題，就鴉片論、特區論、適應論、文化論、兼容論、製衡論等六種具有代表性的理論觀點，依思考視角和側重點之不同，剖析了如下叁組理論思潮的演變進程：
其一、從“鴉片論”到“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理論的提出
在中國被大多數人視爲馬克思主義宗教定義的，除了馬克思關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論斷以外，主要是恩格斯寫于1876-1878年的《反杜林論》中的一段話：“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至于論及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其實質在于它是“幻想的反映”。因此，無論是從功能還是性質上，宗教都是消極、落後、反動的東西。由于受教條主義思維模式的影響，把馬克思、恩格斯針對當時西歐曆史背景條件而提出的某些宗教觀點，當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絕對教條，認爲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仍然只是“麻醉人民的鴉片”，對社會主義社會是有害無益的。甚而把“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句話畫蛇添足，改成“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鴉片煙”，無形中把narcotic(麻醉的)變成了poisonous(有毒害的)。這是對馬克思原意的歪曲與誤解。此論調束縛著相當一部分的黨政幹部和理論工作者，也使深受左傾路線之苦的宗教徒余悸未除。
自八十年代開始，宗教界和學術界對“鴉片論”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有學者建議把“鴉片煙”的譯名改爲“鴉片”，聲明“鴉片”具有毒品(poison)和藥品(drug)的雙重功能。也有人考證在馬克思之前的一百年間，西方至少有十名資産階級學者提出宗教是鴉片的類似提法，表明此論並非馬克思的創造。還有人指出，在學術著作中直言鴉片只是一種比喻，不能作爲宗教科學的定義。也有人認爲，在談及宗教本質時，刪除“異己”、“幻想”等貶詞，揚棄意識形態化的無神論評判。總之，將“鴉片論”作爲宗教定義，已經得不到絕大多數人的認可。
至于“特區論”，有部分人主張套用“一國兩製”政治製度的構想，把宗教作爲社會主義製度下的特區看待。這種說法用政治上的權宜之計來對待比政治更爲久遠的宗教問題，雖在理論上回避了受到宗教徒強烈抵製的鴉片論，但其理論深處，仍把宗教看作有待克服的舊思想殘余，不過是在宗教走向消亡之前姑且讓其暫時存在。
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理論界受胡喬木的提示，討論宗教能否與社會主義相協調的課題，代表作是羅竹風主編的《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問題》。[1]一方面，社會主義社會仍有著宗教存在和發展的根源，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製度下，中國宗教的社會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所以宗教可以在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教育等多方面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同時協調是相互的。宗教與社會主義相協調理論的提出，對宗教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比較積極的理論模型。中共中央[1991] 6號文件明確提出“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成爲處理當前中國宗教事務的理論和政策依據。
其二、“文化論”的提出
在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熱”學術氛圍的影響下，有些宗教界和學術界人士避開宗教的信仰特質和政教關系等敏感問題，推出“宗教是一種文化”的口號。趙樸初中提出人類文化發展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斷。在製訂文化發展戰略時應該提出認真研究佛教文化精華的問題。不僅因爲佛教有形的文學、語言、繪畫、雕刻等文化形式依然存活在我們的生活之中，更重要的是：“佛教哲學蘊藏著極深的智慧，它對宇宙人生的洞察，對人類理性的反省，對概念的分析，有著深刻獨到的見解。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稱譽佛教徒處在人類辯證思維的較高發展階段上。在世界觀上，佛教否認有至高無上的“神”，認爲事物是處在無始無終，無邊無際的因果網絡之中。在人生觀上，佛教強調主體的自覺，並把一己的解脫與拯救人類聯系起來。佛學和中國古典哲學的交互影響，推動了哲學提出新的命題和新的方法。它以獨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給予人們以新的啓發，使人們得以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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