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藏要〉第一輯敘》、《〈藏要〉第二輯敘》、《贈友〈藏要〉》、《支那內學院經版圖書展覽緣起》、《〈經論斷章讀〉敘》、《精刻大藏經緣起》、《〈心經〉讀》等九篇。歐陽漸繼楊仁山之後，走上了中國佛教有史以來第一次科學整理藏經的不歸路。“釋迦以至道救世，承其後者事乃在于流通。迦葉、阿難，結集流通；龍樹、無著，闡發流通；羅什、玄奘，翻譯流通。自宋開寶雕版于益州，至予師楊仁山先生刻藏于金陵，爲刊刻流通。先生之徂西也，付囑于予曰：“我會上爾至，爾會上我來，刻藏之事，其繼續之。””(《支那內學院經版圖書展覽緣起》)二十余年中，夙夜不敢康，刻成經籍二千卷，于俱舍、瑜伽、般若、涅槃諸科要典，皆發明要義，作成敘言。自1927年起，歐陽漸即組織人力，用新的研究方法在全部藏經中選擇要典，校勘文字，編輯一套精要的佛經叢書《藏要》。原計劃將菩薩藏、聲聞藏中之經律論、西土此方著述，抉其要分爲六輯，因戰爭等原因，實際上只編成叁輯。編輯《藏要》是爲今後徹底整理全藏作准備。“藏貌雖存，藏真早喪。一喪于金沙雜聚，而魚目篡珠；二喪于浩渺無津，而久隳簡陋；叁喪于義深文澀，而屏棄誰披？經律論撰，但日增加，宋元明清，從無整理。嗟乎！瓊瑰雖備，棄不莊嚴；海藏空羅，任其潰壅。遂使既得金而反礦，久握珠而還貧。教不能行，藏不能讀，藥不能醫，豈不冤哉！故茲之刻藏，整理爲宗，以爲是先務之急也。整理應分叁事：一、刪蕪；二、嚴部；叁、考訂。”(《精刻大藏經緣起》)對于大量汗牛充棟的後世著述，提出“余付藏外，任世浮沈”的主張，雖然驚世駭俗，卻發人深省。
第四編爲《論佛學書》，收入《與章行嚴書》、《覆陳伯嚴書》、《覆魏斯逸書》、《答熊子真書》、《覆歐陽浚明書》、《答陳真如書》(二則)、《與李正剛書》、《覆梅撷芸書》(七則)等書信。在這些與友朋和門人的書信中，再現了歐陽漸一生治學求道的軌迹，尤以《答陳真如書》、《覆梅撷芸書》等晚年書信，爲一生佛學思想之總結。早期的《與章行嚴書》，向當時教育總長章士钊備述支那內學院辦學特點及研究成果，並以“教育不以興國爲的，而以民能充其所以爲人之量爲的”，視爲“教育神髓”。在致門人陳銘樞(真如)的信中，對他另一個弟子熊十力(子真)背離師說的理論失誤，作了入木叁分的揭示：“自既未得真甘露味饫人饑虛，而徒迹襲宗門掃蕩一切之陋習、宋儒鞭辟爲己之僻執，遂乃孤明自許，縱橫恣睢，好作一往之辭。”認爲自韓愈以來至熊十力，對佛教的根本誤解，就在于誤認寂滅爲斷滅，以清談廢事爲禅而惡之。因此在晚年書信中，不厭其詳地論述涅槃、法身、法界等佛教的終極命題。在《再答陳真如書》中，回顧了在接踵而來的身家痛苦中，堅忍發奮而求道有成的過程。四十歲前後，因寡母去世，由陸王心學進而學佛，由此知生死由來。五十歲前後，女兒、兒子、胞姊、愛徒相繼夭折，于痛徹心脾中，通宵達旦，鑽研《瑜伽》、《般若》，撰成《〈瑜伽師地論〉敘》和《〈大般若經〉敘》。至六十歲，作《〈大般涅槃經〉敘》，而後知無余涅槃爲佛法之唯一宗趣，確立一生學說之重心。
第五編爲《儒學通論》，選錄《夏聲》、《孔佛》、《孔佛概論之概論》等叁篇。歐陽漸于深通程朱陸王之學後研究佛學，然後以佛攝儒，闡孔、佛之同歸，本內外之兩明，故將一生著述編定爲“內外學”。在《孔佛概論之概論》中，以寂滅寂靜義、用依于體義、相應不二義、舍染取淨義四點，系統闡述儒佛二家的異同。認爲“孔學是菩薩分學，佛學則全部分學也。”一切哲學，都是在求安身立命、安邦定國的道體，而其間的差異，不過是求道的深淺、廣狹而已，即“佛學淵而廣，孔學簡而晦”。就趨向人生究竟而論，孔學是菩薩分學，佛學則全部分學。孔行而無果，佛則是行即是果。然而，根據真俗、體用不二的辯證關系，儒學若無超世出世之精神，則不能排除意、必、固、我之封執；佛學若無入世治世之方便，則流入頑空守寂的小乘境界。因此，佛不礙儒，得佛法而儒道愈精深；儒不礙佛，得儒術而佛法以普被。“知孔道之爲行者說生生，生生，行也，非流轉于有漏，奔于習染也。知佛法之爲果者說無生，無生，果也，非熏歇、燼滅、光沈、響絕之無也。淆孔于佛，壞無生義；淆佛于孔，壞生生義。”(《孔佛》)明白體用不二的原理，則儒學的發揚光大，就是救亡圖存的當務之急。
第六編爲《儒典研究》，收錄《四書讀》、《心史敘》、《論孟課》、《毛詩課》的《敘》和《中庸傳》等九篇。多爲自編內學院詩文課本。歐陽漸精于文學，晚年因國難而倡忠義救國之心之氣，選《毛詩課》敘曰：“綢缪在作新，作新在作氣，作氣在觀感而憤悱。”1940年作于蜀院的《中庸傳》。認爲孔學有系統談之概論，止是《中庸》一書。沿憨山德清之說，以寂滅般若爲自本體，以法相唯識釋性天情欲，謂舍染取淨即是教。性無頓漸，教有等差。離位育參贊，是個人事，亦天下大事。故中庸之道，實大乘菩薩道。值此抗戰時期，尤應提倡“狂狷中庸”，認爲“中國自孟子後數千年來，曾無豪傑，繼文而興，蓋誤于鄉願中庸也。”在《跋〈中庸傳〉寄諸友》中，認爲孔、佛相通，通于此冊，此非積七十年之學不能說此，將《中庸傳》與《心經讀》同視作晚年定論之作。
第七編爲《論儒學書》，選錄《孔學雜著》中的《與陶闿士書》(四則)、《覆張溥泉》、《跋〈中庸傳〉寄諸友》、《覆蒙文通書》等討論儒學的書信。抗日軍興，歐陽漸猛烈抨擊産生漢奸的文化心理根源“鄉願”，“世之敗壞，至是極矣。觀國是者，莫不歸過于貪汙之官吏，豪劣之士紳，苟且偷墮之社會，此固然矣。然亦知病本之由來乎？二千余年，孔子之道廢，鄉願之教行。”因此，真正的孔孟之道必取狂狷，“孫中山先生革命是一條鞭，不可雜保皇黨開明專製。今日抗戰到底是一條鞭，不可收容主和敗類。孔子謀道不謀食，孟子舍生而取義，踽踽獨行，不可夾雜鄉願、兩邊立足之相似教。”(《與陶闿士書叁》)值此抗戰，爲貞元交會之非常時期，應具一段超遠精神，而立天下之大本。此超乎常人思議之大本，“由二千年鄙儒謗棄之寂滅來，由二千年鄉願誣蔑之中庸來。”即佛教的最高境界“寂滅”，與儒家中庸的“素隱”，具有體與用、全體與部分的關系。“寂之境界，****淨盡，天理純全境界也。一泓秋水，蕩滌纖塵，漣漪不動，寂滅寂然：于此悟****淨盡境界，佛家名寂靜寂滅。天光雲影，人物山川，悉于中現，無勞一睇：于此悟天理純全境界，佛家名無損惱寂滅。小乘寂滅，止用寂靜，大乘兼用無損惱。今談治國，應大乘同，觸處洞然寂滅全體，故曰真孔中庸還我實落。”(《覆張溥泉》)1943年2月1日的《覆蒙文通書》，是歐陽漸逝世前二月所作，可視作最後的學術遺囑。認爲欲弘揚孔學以正人心，應談最勝極最勝叁事：第一、道定于孔孟一尊；第二、學以性道文章而得其根本；第叁、研學必革命。“數千余年，學之衰弊，害于荀子，若必興孔，端在孟子。《詩》、《書》、《春秋》，統歸而攝于《禮》，《荀子·禮論》無創製之意，《中庸》本諸身，徵諸人，皆製作之能。學《荀》未免爲弊人，學《孟》然後爲豪傑之士也。有志然後能文章，更能進于性天。《禮》須囊括宇宙，《易》則必超于六合之外；《禮》唯集中國之大成，《易》則必契般若、瑜伽之妙，而得不可思議之神。《中庸》之素隱不已與修道，語語皆與涅槃寂靜相符，漸既揭之矣，而《易》之契般若、瑜伽者，留待能者可乎！”
第八編爲《人物行狀》。據周邦道、章鬥航所撰《歐陽大師傳》，呂澄嘗謂：“凡佛子之具教主規模者，願力太宏，悲心太切，其一身所踐更，往往非人所堪。”歐陽漸曾有“回將極苦代娑婆”之句，意謂願世人無複有自己之慘痛，有之，則一人代受可也。本編選入《歐陽東泅斃哀紀碑》，由此可窺歐陽漸激于自身喪子失女的慘痛經曆，而有如此血淚凝結的文章。歐陽漸去世前一年，撰《楊仁山居士傳》，贊揚楊仁山于佛法中有十大功德，並認爲自己批判《大乘起信論》等經典，並不違背師說，因爲楊仁山在《與桂伯華書》曰：“研究因明、唯識期必徹底，爲學者楷模，俾不颟顸儱侗，走入外道而不自覺。”在他去世的當年，掌門弟子呂澄撰《親教師歐陽先生事略》，進一步指出：“師之佛學，由楊老居士出。《楞嚴》、《起信》，僞說流毒千年，老居士料簡未純，至師始毅然屏絕。荑稗務去，真實乃存，誠所以竟老居士之志也。初，師受刻經累囑，以如何守成問，老居士曰：毋然，爾法事千百倍于我，胡拘拘于是。故師宏法數十年，唯光大是務，最後作老居士傳，乃盛贊其始願之宏，垂模之遠焉。嗚呼！師亦可謂善于繼述者矣。”
二十世紀末葉，有著太多的浮躁和無奈，各類橫空出世的“大師”，各種五花八門的體系，匆匆來去，各領幾年乃至幾月的風騷。爲本已喧囂的世間，平添幾多躁音。自古英雄多寂寞，從楊、歐、呂叁代大師非凡的事業中，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那種道義相托，薪盡火傳的精神。
本書大部分由舍弟王雷波先生承擔電腦打字，研究生聶士全、曾奕、宋道發諸君作了部分校對工作，特此申謝！本人雖在電腦上對每篇選文皆作叁番校對，仍恐有錯，敬請讀者不吝指正。
《《悲憤而後有學——歐陽竟無文集》目錄 編選者序》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