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以悲拔除一切生命之苦，以慈給與一切生命樂。這就是佛教的同體大悲，反映了對一切生命的深切同情及一切生命的平等觀照。正因爲如此，佛教五戒的第一條就是殺生戒，而對生命的慈悲也就成爲了佛教的基本價值導向。如果反映在文化精神上，就是同感親和：與生命相感通，對生命生悲心。

　　第四，從人類社會的角度出發，緣起思想闡明了一種自利利他的精神。按照緣起的思想，萬物內在地處于緊密和普遍的相互聯系中。人作爲萬物之中的一員，總是生存在與萬物相緣的關系中，絕不能獨立地生、存，生存需依賴于萬物作爲因緣的合助。因此，人與萬物相生共存，一體平等。人與萬物的關系如此，人與人之間也不例外，內在地連屬在一起，聲氣感通，平等共存。人與人之間、人與萬物之間的這種一體平等、相生共存的關系，是一種普遍恒存的“自然聯系”。進一步，由于人具有情感與理智，即具有思想行爲的特殊能力，人與人間的相互影響，形成了自然物間所沒有的“社會聯系”。即人自己的身口意即行爲、言說、思想意識的串習及人和人、人和自然間的相互影響，人與人間形成了“社會聯系”，産生了生命界的特殊群體人類社會。必須注意，“社會聯系”與“自然聯系”相較，後者比前者更基本，但前者比後者更明顯也更緊密。因此，個人的生存不僅受“自然聯系”的影響，也受“社會聯系”的製約。在社會中，人直接地依賴于整個社會，反過來，個人的思想、行爲對社會影響亦大。這表明在社會中不僅人人的生存，而且人人的發展皆是相互依賴的。因此，人的存在由“自然聯系”與“社會聯系”所決定，必定是“依他”的；人無法只通過自身而不藉他人他物獲得獨立自足的存在，必定是“無我”的。依據此無我依他的生存本質觀，對別人有害的行爲，在根本意義上會有害于自身；反過來，利于別人的，在根本意義上會利于自身。但最恰當的行爲應對自己有利，對別人亦有利，即是自利利他的。也就是說，一個真正道德的或者負責任的行爲，必定是自利利他的。而且，于此自利利他中，不是從利自向利他擴展，而是通過普遍性的利他回到個體性的利自。這種以利他爲先的自利利他的精神，就是大乘佛教的菩薩行的精神。這樣，根據普遍緣起的思想，大乘佛教發展出一種自利利他的精神。

　　這四種文化精神是對人與自然、社會關系的深刻觀照，是人應具的文化意識，也是佛教文化的現實意義。

　　叁、緣起思想的文化精神的現實意義

　　前面已經說明，萬物間相依相生、相離各滅。彼此相互爲緣，不可分離，和合成一整體。就人而言，每一人與社會的其他人、與自然界的所有生命體、與一草一木都連屬在一起，相互依存。個體人不是別的，正是自然、社會全體的體現，自然、社會和合的全體離不開個體的存在，所謂“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因此，人的生存和發展，取決于個人、社會、自然界的相生共存、趨同發展。但是，人類在其生命的曆史長河中，從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出發，爲了追求自己的短暫利益，經常忽視人、自然、社會的一體共生性，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使人類和自然界的生存前景蒙上了暗重的陰影。

　　十八世紀開始的工業革命，經過二個半世紀的曆程，給西方發達國家帶來了物質繁榮，其國民的生活水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樣亦帶動全球其他國家的經濟有不同程度的發展。但是，人類卻爲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生物種類的大量滅絕、環境的不可逆轉的汙染與破壞(江河斷流、土地沙漠化、能源危機、臭氧層的破壞等)，越來越沈重地壓在人類的心頭。換言之，西方“先發展後治理”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帶來物質繁榮的同時，卻引發了致命性的生態災難。可以這樣說，人類如果再按慣性走下去，不僅物質文明只會昙花一現，人類的生存家園地球也將提前報廢。這說明，人類一味追求物質的繁榮是錯誤的，其結果必然是自掘墳墓。因此，必須放棄“先發展後治理”的經濟發展模式。究其根源，此模式來自于西方文化中狹隘的技術中心論、人類中心論以及“相克式”思想傳統。這種思想傳統設定了一個永恒的、無限的自然界，後者同時扮演著兩個角色，既是人類桀骜不馴的敵人，又是人類獲取財富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這樣，人類的任務就是窮其思慮地征服自然界、變本加厲地壓榨自然界，使它在人類面前低頭，乖乖地交出它所有的一切。殊不知，自然界是一個有限的、非永恒的存在，象人類一樣脆弱。對自然界的破壞與掠奪，必然導致生命和自然生態的災難，最終必定反作用于人類自身。

　　世界的很多國家對此已有所反思，試圖找到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以確保人類在保持生態平衡的條件下能夠長久穩定地發展。它開始關注人、社會、自然界“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全體關系，試圖調整人類對待自然的方式。但人類謀求物質快速發展的強烈渴望與自然界冷漠的約束及殘酷的報複，構成一種永恒的沖突。因此，如果不徹底抛棄人類中心論及“相克式”的思維模式，人、社會、自然和諧發展的良性循環是不可能實現的。這需要建立一種新的文化價值觀，以從根本上對治人類面臨的生態危機及社會失衡，建立人、社會、自然的可持續發展的新型關系。這種新的文化精神，作爲人類中心論以及“相克式”思維模式的對立物，應該昭示出，人類和自然界(包括生命界)都是有限存在。自然界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前提，也是人類快樂和幸福的源泉。毫無疑問，不可能有離開自然界的人類，同樣不能想象離開人類的自然界，二者一體共存。人類應該親近自然界，珍惜、愛護它的一草一木與每一生命，與它親和相依、並同發展。而在享用自然界的財富時，不要掠奪、破壞、浪費，要保證其再生能力，維護自然界的生態平衡。同時，這種新的文化精神，還應告訴人們，人與人間是相互依存的關系。他人不是與己斷然不同的存在，實際就是以“他”的面目出現的自己，自他本是一體的。個人不可能離開社會而獨存，必依賴于社會提供的生活與生産資料、信息，及需要社會的愛與安全的保證。社會也需要每個人負責任的參與與奉獻。換言之，人須認識到他人的重要性，破除“自我”的壁壘，彼此間相互尊重、親和友愛、自利利他，這樣，自私與貪欲就能得到對治，從而建設一個和諧平衡、持續發展的社會。這種文化精神，可稱爲“相生式”(“親和式”)文化精神。因此，人類社會與自然界能夠持續發展的關鍵，是要在人類的意識形態和心靈中確立親和相生的“相生式”(“親和式”)文化精神，並以這種文化精神爲基礎，建設新的世界文化。

　　但是，這種文化資源和文化意識在西方文化中是缺少的。現代化發展的後遺症和兩次世界大戰，顯示了西方文明的巨大弊病。人類不可能按照西方的發展軌迹走向未來。因此，東方的古老智慧開始重現異彩。特別是前面所述的佛教的“和合緣起”的思想，指示了一種現時代西方未有、東方已失的人文精神，對建立“相生式”(“親和式”)文化精神有獨特的意義。首先，一體平等、相生共存的精神表明了萬事萬物的相互聯系，即自然、人的一體性和平等性。只有珍惜、愛護自然界的每一生命個體和一草一木，與之相緣共存，人類才能生存與發展。其次，同感親和的精神表明生命個體的平等性、一體性，也表明對生命的尊重、珍惜，對生命的覺受與苦難的同情。一體平等、相生共存、同感親和的文化意識能夠消解人類心理結構中的過度擴張與征服的沖動，逆轉人類對自然界的強勢壓榨，建立人類和自然界的和諧同盟，使自然界的生命和事物重新煥發生機，成爲人類的生命之源和精神家園。而以利他爲先的自利利他精神能夠對治人類的“唯我”情結，增進道德意識，關心全人類的精神和物質的福祉，自利利他，使人類生活在一個安甯與和平的社會中。因此，如果能借鑒大乘佛教文化倡導的一體平等、相生共存、同感親和與自利利他的精神，抛棄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意識，就有利于樹立“相生式”(“親和式”)文化精神，進而就可逆轉“相克式”文明建立“相生式”文明，使個人、社會與自然界和諧共存，協同發展。

　　換言之，以一體平等、相生共存的精神觀照人、社會、自然界的相屬聯系，用同感親和的悲心關愛生命界，將自利利他的意識融入社會，顯示出一種親和相生的精神特質。因此，新的文化精神作爲一種世界文化的基礎，首先要吸收大乘佛教的緣起文化精神，以此才能完成一次世界性文化的創造性大融合。這樣一種親和相生的“相生式”(“親和式”)新文化是人類的希望。

　　(此文曾載于《尋根》2002年第5期)

《佛教緣起思想的文化精神特質及其現實意義》全文閱讀結束。